第二十七章 皇權的弊端
諸天領主路之從1188開始 作者：演義唐朝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在華夏封建史的前一千年裏，跨州連郡的地方士族才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
他們躲在皇帝或割據軍閥的背後，實際操縱著華夏的曆史，比如蜀漢的荊益士族，東晉的門閥，西魏北周隋唐的關隴勳貴。
這些地方豪強掌握著大片的生產資料，進而操縱著絕大部分的社會生產，最終通過自己對社會生產的操縱影響乃至決定統治者的抉擇。
然而到了唐末，一個私鹽販子的起義將過去一千年裏這種士族與君主軍閥共治的局麵打破了，而他的方法非常簡單，屠殺。
於是新的由小地主為主體組成的封建地主階級取代了士族留下的政治真空，進而為趙匡胤肢解節度使製度提供了經濟基礎的土壤。
從黃巢到趙匡胤，華夏的封建社會上層建築完成了士族共治到中央集權的轉變，實現了秦始皇千年前的野望，進而自上而下改變了整個民族的價值取向。
後世資料都強調科舉在宋朝崛起，然而科舉崛起的背後，是世家大族滅亡後中央權力的空前強大。
隨後這種強大又被元明清三朝一脈相承的政治製度持續強化，並最終讓華夏的曆史呈現出“唐事近古，宋事近今”的兩極分化局麵。
這種經濟和思想上的小農化是封建時代的巔峰，然而也導致了當生產力發展到瓶頸時，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寸步難行。
小農化就像是一副巔峰造極的鎧甲，刀槍不入堅硬無比，但是當火炮聲響，就變成了一堆華麗的垃圾。
舉一個生物學上的例子，往往隻有脊椎動物當中出現進化體型十幾米長的巨大生物。
根本原因在於脊椎動物的神經傳導速度極快，比如人類的神經傳導可以達到100米\/秒，一般神經傳導速度越快則生物越靈敏。
無脊椎動物的神經傳導速度往往隻有每秒1～2米，一旦體積過大則會移動緩慢。
泥盆紀的萊茵耶克爾鱟體長三米，卻隻能在海底緩慢移動並且食腐。
對於生物來說隻有腦結構還不夠，還要有著強有力的中樞神經，中樞神經所主導的神經傳導速度至關重要。
對於人類社會來說也是如此，國家政體出現之後就相當於社會結構進化出了大腦結果，之後的製度構建便是文明的中樞神經。
東西方成功的帝國政體都進行了集權政治的構建。
但是即使如此，對於一個古代大帝國來說，神經傳導還是過於緩慢了。
帝製雖然集權，但一旦穩定久了對地方的控製力度就會緩慢下降。
漢帝國由於地方政治製度的不夠完善，所以無法有效抑製豪門士族的崛起，後期皇權失德則天下動蕩，權臣掌權則天下分裂。
唐帝國通過科舉製度使得官僚中樞得到了有力擴張，但仍然無力維係府兵製度，隻能建立募兵製度，通過雄厚的國家財力維係邊鎮，結果後來發生了安史之亂。
對於基層的土地兼並，帝製王朝並沒有根本的解決方案。
當社會危機加劇，帝製王朝對於地方政治的控製力度也會顯著下降，雖然後期的封建帝製在地方管理上的政治架構已經非常成熟，但也隻是延緩了這種局麵的出現。
對於帝製王朝來說，一旦長期穩定，那麽一定會麵臨控製力下降的問題，無論是軍隊戰鬥力的緩慢下滑，還是對於基層官僚體製的逐漸腐敗，都會加速這種下滑傾向。
導致神經中樞到達極限的另一個因素則是神經傳導速度，缺乏有效的信息傳導方式的情況下，技術水平成為了一個關鍵瓶頸。
信息傳導速度的較慢使得中樞係統的上下傳達受到了嚴重阻礙。
華夏曆史上較為成功的改革往往都是針對權力中樞結構的局部改革，但凡想要立足中樞權力結構進行全國性質的社會性質改革基本上都會麵臨失敗的結局。
立足於中樞係統進行社會改革，突破了古代社會的政治極限，王安石的青苗法，本想進行借貸補貼民眾，但傳達到地方則變成了地方官僚強製借貸給民眾。
而反饋機製的不足，使得中央並不能及時有效的發現變法在各地出現的重大失誤。
宋代冗官的高密集政治結構與麵積並不大的疆域範圍尚且會麵臨這些帝製王朝的共性問題，可想而知古代帝製在麵臨內部問題所受到的阻礙。
古代帝製雖然集權，但作為一種古代政體，本質上還是要依賴其掌握的核心人力、資源、技術，這就決定了帝製王朝的局限性其實相當之大。
技術水平的局限決定了帝製中樞的局限，但唐之後的中原王朝不再著力於對外擴張確是事實，主要是受製於帝製本身的局限。
帝製本身的局限決定了在疆域擴大到一定程度的情況下會逐步放棄對外擴張，帝製的僵化則會導致國家陷入封閉。
由宋代開始，帝製開始與社會發展出現了脫節，其中最主要的一點在於私營工商業所占經濟份額大幅度超越了官營工商業。
商業的發展促使了小農經濟社會環境的流動性增大，社會的活性增大，帝製政體所依靠的社會經濟環境會發生變化。
由於明初的政治架構，明代的帝製結構走向了進一步的集權化，開始出現不適應帝製結構傾向的經濟環境與日益加強的封建帝製之間開始形成對立關係。
帝製的政治體製要求政治體製保持極端的統一穩固，明帝國最大的影響在於重構帝製的同時，將帝製的集權化加強到了最強。
所以帝製王朝始終會對任何可能打破靜態平衡的力量保持警惕，甚至不惜扼殺無法有效掌控的新興社會生產部門。
明代的海禁就是這一點的典型體現，沿海私人貿易作為新興的經濟部門無法被帝製王朝充分掌握，於是乎便加以打擊，幹脆海禁。
當經濟基礎剛剛發生變動，僵化的上層建築往往並不會主動調節改變自身的中樞結構，而是會去試圖限製經濟基礎的變革。
華夏古代帝製這個神經中樞受限於自身的局限，當社會環境發生變化時，則又恰好走向了僵化，曾經主宰漢唐帝國的對外擴張，最終在明清的時代變遷當中逐漸腐朽。
小農經濟基礎決定了古代帝製政體本身存在的局限。
唐的疆域和綜合國力已經是君主專製這種製度所能支撐的極限了，自唐中期之後，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尤其是商業在華夏經濟地位的提升，導致君主專製不適應這個國家了。
宋元明清時華夏表現出的內卷和衰退，其實是君主專製強行適應華夏的經濟潛力導致的結果。
政府的財政主要來源是稅收，而農業帝國的專製君主，收稅能力還是利用稅收的能力都不是很有效率。
國家稍微大一點兒就得需要個代理人來替他收稅，代理人多一點兒貪汙就管不過來了。
所以，龐大的帝國基本上都是地方的稅收地方用，中央想收也收不上來。
而人口少資源貧瘠的地方，雖然殖民開發的潛力是有，但這筆前期投入中央是不肯出的，因為迴報根本進不了中央的口袋。
地方勢力倒是願意投資，但是中央不允許，因為君主專製的前提是有實力壓製臣子，像諾曼底公爵那樣地盤擴張的比君主還大，不造反就沒天理了。
唐帝國就是走到了這個砍兒上，國家越來越富裕，地方勢力就越來越強，君主相對的實力就受到了挑戰。
要想維持國家的統一和穩定，中央政府需要掌控國家的絕大多數軍隊，而這需要中央政府非常有錢。
這樣的財富絕對不是那種粗放的稅收製度和皇家直屬領地的稅收可以滿足的，政府想要更有錢，靠農業是不行的，得靠商業。
貿易帶來的利潤能產生巨大財富，大的能支撐一個小國供養大規模職業軍隊在世界擴張，而且擴張殖民對商業的益處既直接又迅速。
一個殖民點的商業利益可以讓擴張的投資迅速迴本。
其實自唐以來，華夏的商業潛力已經顯現，而且成為了朝廷財政的重要來源。
但是，商業發展帶來的是商人的崛起，而商人是封建君主無法控製的一種勢力。
他們不被土地束縛，皇帝對國家土地的最高所有權可以威懾地主卻嚇唬不了商人。
而皇權的支柱軍隊是靠錢養活的，商人的強項就是有錢。
所以商人階層的崛起必然形成對皇權的有力挑戰，最終會演變為商人階層聯手對皇權提出限製甚至推翻皇權，一如西方國家現實發生的那樣。
西方新興國家就是憑借商業貿易的財富迅速擴張為世界性帝國。
所以獨裁君主不但要限製軍閥，也得限製富商。
華夏君主製要穩定，君主就必須是國家最大的軍閥，最大的富商，這才是重農抑商的主要原因。
君主當然無法保證自己是國家最有軍事能力和經商能力的天才，不過他卻可以把所有比自己軍事能力和商業能力強的人弄死…
這就是宋代之後華夏的狀態，因為君主專製這個大前提擺在那，為了保障這個前提，很多看著很進步的改革其實是給整個國家自廢武功。
比如宋朝開始限製分封，將軍權集中，重視文化教育限製軍閥。
這些政策本身是進步的。
但問題是在君主專製這個體製下根本發揮不了這些改革的好處，限製分封雖然讓國家權力集中利於穩定，但皇權根本駕馭不了這樣巨大的權力。
區區一個城市的統治集團根本不可能把一個龐大國家治理的井井有條。
巨大的國家不同地區的不同需要也不是首都幾個官僚可以搞清楚的。
所有集權製度治理的國家，基本上都是瞎指揮，反而是朝廷啥都不幹對地方更有好處。
而軍事和財政上的問題就更明顯。
因為朝廷開始加強軍隊和財政的統一管理，而一個巨大帝國的經濟運作豈是朝廷內閣那幾個腦袋可以運算明白的。
沒有商人階層的經營，封建朝廷的財政就始終是一筆爛帳，分封製好歹地方還能自己掙錢自己花。
宋以後軍隊職業化，如果有效的管理，統一裝備統一訓練，戰鬥力應該遠遠強於分封製度下沒有統一指揮的臨時家臣聯軍。
問題是在君主集權的低效管理下，軍隊裝備沒錢，又疏於管理軍紀廢弛。
沒紀律沒裝備沒指揮，甚至人數編製都沒準譜的軍隊能打勝仗才是見鬼了。
國家在發展，因為變革了君主就不能為所欲為，得讓那群商人組成的議會指手畫腳。
既然經濟文化的發展會進一步暴露君主專製的弊端，那麽對君主和製度而言國家就不能再發展了。
重農抑商，閉關鎖國，科舉取士等政策就是這種需求導致的結果。
就如同纏足一樣硬生生的讓腳畸形發展來適應鞋。
所以華夏為啥不能向中南半島擴張，為啥不能殖民西伯利亞，為啥近在咫尺的台灣都無法有效控製。
農業、氣候和民族問題其實是次要的，主要是帝國花不起那個錢，也沒有能打仗的軍隊，更沒有可以讓那裏賺錢的人。宋
宋元明清的華夏，其實是整個國家供著一個家族混日子而已。
皇室把全部的精力都用來限製國家的發展了，即使國家窮的宮殿都修不起也要禁商，即使國家大敵當前，功高震主的將領也得死。
他們躲在皇帝或割據軍閥的背後，實際操縱著華夏的曆史，比如蜀漢的荊益士族，東晉的門閥，西魏北周隋唐的關隴勳貴。
這些地方豪強掌握著大片的生產資料，進而操縱著絕大部分的社會生產，最終通過自己對社會生產的操縱影響乃至決定統治者的抉擇。
然而到了唐末，一個私鹽販子的起義將過去一千年裏這種士族與君主軍閥共治的局麵打破了，而他的方法非常簡單，屠殺。
於是新的由小地主為主體組成的封建地主階級取代了士族留下的政治真空，進而為趙匡胤肢解節度使製度提供了經濟基礎的土壤。
從黃巢到趙匡胤，華夏的封建社會上層建築完成了士族共治到中央集權的轉變，實現了秦始皇千年前的野望，進而自上而下改變了整個民族的價值取向。
後世資料都強調科舉在宋朝崛起，然而科舉崛起的背後，是世家大族滅亡後中央權力的空前強大。
隨後這種強大又被元明清三朝一脈相承的政治製度持續強化，並最終讓華夏的曆史呈現出“唐事近古，宋事近今”的兩極分化局麵。
這種經濟和思想上的小農化是封建時代的巔峰，然而也導致了當生產力發展到瓶頸時，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寸步難行。
小農化就像是一副巔峰造極的鎧甲，刀槍不入堅硬無比，但是當火炮聲響，就變成了一堆華麗的垃圾。
舉一個生物學上的例子，往往隻有脊椎動物當中出現進化體型十幾米長的巨大生物。
根本原因在於脊椎動物的神經傳導速度極快，比如人類的神經傳導可以達到100米\/秒，一般神經傳導速度越快則生物越靈敏。
無脊椎動物的神經傳導速度往往隻有每秒1～2米，一旦體積過大則會移動緩慢。
泥盆紀的萊茵耶克爾鱟體長三米，卻隻能在海底緩慢移動並且食腐。
對於生物來說隻有腦結構還不夠，還要有著強有力的中樞神經，中樞神經所主導的神經傳導速度至關重要。
對於人類社會來說也是如此，國家政體出現之後就相當於社會結構進化出了大腦結果，之後的製度構建便是文明的中樞神經。
東西方成功的帝國政體都進行了集權政治的構建。
但是即使如此，對於一個古代大帝國來說，神經傳導還是過於緩慢了。
帝製雖然集權，但一旦穩定久了對地方的控製力度就會緩慢下降。
漢帝國由於地方政治製度的不夠完善，所以無法有效抑製豪門士族的崛起，後期皇權失德則天下動蕩，權臣掌權則天下分裂。
唐帝國通過科舉製度使得官僚中樞得到了有力擴張，但仍然無力維係府兵製度，隻能建立募兵製度，通過雄厚的國家財力維係邊鎮，結果後來發生了安史之亂。
對於基層的土地兼並，帝製王朝並沒有根本的解決方案。
當社會危機加劇，帝製王朝對於地方政治的控製力度也會顯著下降，雖然後期的封建帝製在地方管理上的政治架構已經非常成熟，但也隻是延緩了這種局麵的出現。
對於帝製王朝來說，一旦長期穩定，那麽一定會麵臨控製力下降的問題，無論是軍隊戰鬥力的緩慢下滑，還是對於基層官僚體製的逐漸腐敗，都會加速這種下滑傾向。
導致神經中樞到達極限的另一個因素則是神經傳導速度，缺乏有效的信息傳導方式的情況下，技術水平成為了一個關鍵瓶頸。
信息傳導速度的較慢使得中樞係統的上下傳達受到了嚴重阻礙。
華夏曆史上較為成功的改革往往都是針對權力中樞結構的局部改革，但凡想要立足中樞權力結構進行全國性質的社會性質改革基本上都會麵臨失敗的結局。
立足於中樞係統進行社會改革，突破了古代社會的政治極限，王安石的青苗法，本想進行借貸補貼民眾，但傳達到地方則變成了地方官僚強製借貸給民眾。
而反饋機製的不足，使得中央並不能及時有效的發現變法在各地出現的重大失誤。
宋代冗官的高密集政治結構與麵積並不大的疆域範圍尚且會麵臨這些帝製王朝的共性問題，可想而知古代帝製在麵臨內部問題所受到的阻礙。
古代帝製雖然集權，但作為一種古代政體，本質上還是要依賴其掌握的核心人力、資源、技術，這就決定了帝製王朝的局限性其實相當之大。
技術水平的局限決定了帝製中樞的局限，但唐之後的中原王朝不再著力於對外擴張確是事實，主要是受製於帝製本身的局限。
帝製本身的局限決定了在疆域擴大到一定程度的情況下會逐步放棄對外擴張，帝製的僵化則會導致國家陷入封閉。
由宋代開始，帝製開始與社會發展出現了脫節，其中最主要的一點在於私營工商業所占經濟份額大幅度超越了官營工商業。
商業的發展促使了小農經濟社會環境的流動性增大，社會的活性增大，帝製政體所依靠的社會經濟環境會發生變化。
由於明初的政治架構，明代的帝製結構走向了進一步的集權化，開始出現不適應帝製結構傾向的經濟環境與日益加強的封建帝製之間開始形成對立關係。
帝製的政治體製要求政治體製保持極端的統一穩固，明帝國最大的影響在於重構帝製的同時，將帝製的集權化加強到了最強。
所以帝製王朝始終會對任何可能打破靜態平衡的力量保持警惕，甚至不惜扼殺無法有效掌控的新興社會生產部門。
明代的海禁就是這一點的典型體現，沿海私人貿易作為新興的經濟部門無法被帝製王朝充分掌握，於是乎便加以打擊，幹脆海禁。
當經濟基礎剛剛發生變動，僵化的上層建築往往並不會主動調節改變自身的中樞結構，而是會去試圖限製經濟基礎的變革。
華夏古代帝製這個神經中樞受限於自身的局限，當社會環境發生變化時，則又恰好走向了僵化，曾經主宰漢唐帝國的對外擴張，最終在明清的時代變遷當中逐漸腐朽。
小農經濟基礎決定了古代帝製政體本身存在的局限。
唐的疆域和綜合國力已經是君主專製這種製度所能支撐的極限了，自唐中期之後，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尤其是商業在華夏經濟地位的提升，導致君主專製不適應這個國家了。
宋元明清時華夏表現出的內卷和衰退，其實是君主專製強行適應華夏的經濟潛力導致的結果。
政府的財政主要來源是稅收，而農業帝國的專製君主，收稅能力還是利用稅收的能力都不是很有效率。
國家稍微大一點兒就得需要個代理人來替他收稅，代理人多一點兒貪汙就管不過來了。
所以，龐大的帝國基本上都是地方的稅收地方用，中央想收也收不上來。
而人口少資源貧瘠的地方，雖然殖民開發的潛力是有，但這筆前期投入中央是不肯出的，因為迴報根本進不了中央的口袋。
地方勢力倒是願意投資，但是中央不允許，因為君主專製的前提是有實力壓製臣子，像諾曼底公爵那樣地盤擴張的比君主還大，不造反就沒天理了。
唐帝國就是走到了這個砍兒上，國家越來越富裕，地方勢力就越來越強，君主相對的實力就受到了挑戰。
要想維持國家的統一和穩定，中央政府需要掌控國家的絕大多數軍隊，而這需要中央政府非常有錢。
這樣的財富絕對不是那種粗放的稅收製度和皇家直屬領地的稅收可以滿足的，政府想要更有錢，靠農業是不行的，得靠商業。
貿易帶來的利潤能產生巨大財富，大的能支撐一個小國供養大規模職業軍隊在世界擴張，而且擴張殖民對商業的益處既直接又迅速。
一個殖民點的商業利益可以讓擴張的投資迅速迴本。
其實自唐以來，華夏的商業潛力已經顯現，而且成為了朝廷財政的重要來源。
但是，商業發展帶來的是商人的崛起，而商人是封建君主無法控製的一種勢力。
他們不被土地束縛，皇帝對國家土地的最高所有權可以威懾地主卻嚇唬不了商人。
而皇權的支柱軍隊是靠錢養活的，商人的強項就是有錢。
所以商人階層的崛起必然形成對皇權的有力挑戰，最終會演變為商人階層聯手對皇權提出限製甚至推翻皇權，一如西方國家現實發生的那樣。
西方新興國家就是憑借商業貿易的財富迅速擴張為世界性帝國。
所以獨裁君主不但要限製軍閥，也得限製富商。
華夏君主製要穩定，君主就必須是國家最大的軍閥，最大的富商，這才是重農抑商的主要原因。
君主當然無法保證自己是國家最有軍事能力和經商能力的天才，不過他卻可以把所有比自己軍事能力和商業能力強的人弄死…
這就是宋代之後華夏的狀態，因為君主專製這個大前提擺在那，為了保障這個前提，很多看著很進步的改革其實是給整個國家自廢武功。
比如宋朝開始限製分封，將軍權集中，重視文化教育限製軍閥。
這些政策本身是進步的。
但問題是在君主專製這個體製下根本發揮不了這些改革的好處，限製分封雖然讓國家權力集中利於穩定，但皇權根本駕馭不了這樣巨大的權力。
區區一個城市的統治集團根本不可能把一個龐大國家治理的井井有條。
巨大的國家不同地區的不同需要也不是首都幾個官僚可以搞清楚的。
所有集權製度治理的國家，基本上都是瞎指揮，反而是朝廷啥都不幹對地方更有好處。
而軍事和財政上的問題就更明顯。
因為朝廷開始加強軍隊和財政的統一管理，而一個巨大帝國的經濟運作豈是朝廷內閣那幾個腦袋可以運算明白的。
沒有商人階層的經營，封建朝廷的財政就始終是一筆爛帳，分封製好歹地方還能自己掙錢自己花。
宋以後軍隊職業化，如果有效的管理，統一裝備統一訓練，戰鬥力應該遠遠強於分封製度下沒有統一指揮的臨時家臣聯軍。
問題是在君主集權的低效管理下，軍隊裝備沒錢，又疏於管理軍紀廢弛。
沒紀律沒裝備沒指揮，甚至人數編製都沒準譜的軍隊能打勝仗才是見鬼了。
國家在發展，因為變革了君主就不能為所欲為，得讓那群商人組成的議會指手畫腳。
既然經濟文化的發展會進一步暴露君主專製的弊端，那麽對君主和製度而言國家就不能再發展了。
重農抑商，閉關鎖國，科舉取士等政策就是這種需求導致的結果。
就如同纏足一樣硬生生的讓腳畸形發展來適應鞋。
所以華夏為啥不能向中南半島擴張，為啥不能殖民西伯利亞，為啥近在咫尺的台灣都無法有效控製。
農業、氣候和民族問題其實是次要的，主要是帝國花不起那個錢，也沒有能打仗的軍隊，更沒有可以讓那裏賺錢的人。宋
宋元明清的華夏，其實是整個國家供著一個家族混日子而已。
皇室把全部的精力都用來限製國家的發展了，即使國家窮的宮殿都修不起也要禁商，即使國家大敵當前，功高震主的將領也得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