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課程——《相約星期二》中文版序餘秋雨一我們人類的很多行為方式是不可思議的，有時偶然想起，總會暗暗吃驚。
譬如，其中一件怪事，就是人人都在苦惱人生，但誰也不願意多談人生。稍稍多談幾句的，一是高中畢業生，動筆會寫“生活的風帆啊”之類的句子；二是街頭老大娘，開口會發“人這一輩子啊”之類的感歎。兼有人生閱曆和思考水平的人，一般就不談人生了，這是為什麽呢？
因為這個問題太淺？顯然不是。
因為這個問題太深？有這個因素，但人們曆來都有探求艱深的好奇，就連大得無法想象的宏觀世界和小得無法想象的微觀世界都成了熱鬧的研究對象，怎麽對人生問題的探求卻寥落至此？
我覺得，大多數智者躲避這個問題，是因為領悟到自己缺少談論的資格。再大的專家也不能說自己是人生領域的專家，一時的感悟又怎能保證適合今後、適合別人？一個人在事業上的成功遠不是人生上的成功，一個領導者可以在諸多方麵訓斥下屬卻必須除開人生。
——越有教養越明白這些道理，因此就越少談論。
但是，誰都想聽聽。
身在人生而蒙昧於人生，蒙昧得無從談論，無從傾聽，這實在是一種巨大的恐怖。能不能試著談起來呢？有人這樣做過，但結果總是讓人遺憾。大多是一些淺陋而造作的小故事，不知真有其事還是故意編造的，然後發幾句評述，吐一點感慨，好像一談人生，作者和讀者都必須一起返迴到極幼稚的年歲；也有一些著名學者參與談論，像歐洲的那位培根，但不知怎麽一談人生就丟開了推理分析過程，隻剩下了一堆武斷的感想和結論，讀起來倒也順暢，一到實際生活中卻難於印證，聯想到作者本人不甚美好的人品和經曆，這些談論的價值自然就不會很高。
我曾設想過，什麽樣的人談人生才合適。想來想去，應該是老人，不必非常成功，卻一生大節無虧，受人尊敬，而且很抱歉，更希望是來日無多的老人，已經產生了強烈的告別意識，因而又會對人生增添一種更超然的鳥瞰方位。但是，找啊找，等啊等，發現相繼謝世的老人們很少留下這方麵的言論，他們的最後歲月往往過得很具體，全部沉溺在醫療的程序。後事的囑托，遺產的分割等等實際事務上，在病房雜亂的腳步聲中，老人渾濁的雙眼是否突然一亮，想講一些超越實際事務的話語？一定有過的，但身邊的子女和護理人員完全不會在意，隻勸老人省一點精神，好好休息。老人的衰弱給了他們一種假象，以為一切肢體的衰弱必然伴隨著思維的衰弱。其實，老人在與死亡近距離對峙的時候很可能會有超常的思維進發，這種迸發集中了他一生的熱量又提純為青藍色的煙霞，飄忽如縷，斷斷續續，卻極其珍貴，人們隻在挽救著他衰弱的肢體而不知道還有更重要的挽救。多少父母臨終前對子女的最大抱怨，也許正是在一片哭聲，喊聲中沒有留出一點安靜讓他們把那些並不具體的人生話語說完。
也有少數臨終老人，因身份重要而會麵對一群寧靜而恭敬的聆聽者和記錄者。
他們的遺言留於世間，大家都能讀到，但多數屬於對自己功過的總結和感歎，對未竟事業的設想和安排，也有人生意蘊，卻不以人生為焦點。死亡對他們來說，隻是一項事業的中斷；生命樂章在尾聲處的撼人魅力，並沒有以生命本身來演奏。
凡此種種，都是遺憾。
換頁於是，冥冥中，大家都在期待著另一個老人。他不太重要，不必在臨終之時承擔大多的外界使命；他應該很智慧，有能力在生命的絕壁上居高臨下地來俯視眾生；他應該很了解世俗社會，可以使自己的最終評判產生廣泛的針對性；他，我硬著心腸說，臨終前最好不要有太多子女圍繞，使他有可能係統有序他說完自己想說的話，就像一個教師在課堂裏一樣——那麽對了，這位老人最好是教師，即便在彌留之際也保留著表述能力，聽講者，最好是他過去的學生……這種期待，來自多重邏輯推衍，但他果然出現了，出現於遙遠的美國，出現後又立即消失。一切與我們的期待契合。
他叫莫裏·施瓦茨，社會學教授，職業和專業與我們的期待簡直天衣無縫。
他已年邁，患了絕症，受一家電視台的“夜線”節目采訪，被他十六年前的一位學生，當今的作家、記者米奇·阿爾博姆偶爾看到，學生匆匆趕來看望即將離世的老師，而老師則宣布要給這位學生上最後一門課，每星期一次，時間是星期二。
這樣的課程沒有一位學生會拒絕，於是，每星期二，這位學生坐飛機飛行七百英裏，趕到病床前去上課。
這門課講授了十四個星期，最後一堂則是葬禮。老師謝世後，這位學生把聽課筆記整理了一下交付出版，題目就叫《相約星期二》，這本書引起了全美國的轟動，連續四十四周名列美國圖書暢銷排行榜。
看來，像我一樣期待著的人實在不少，而且不分國籍。
二翻閱這份聽課筆記時我還留有一點擔心，生怕這位叫莫裏的老人在最後的課程中出現一種裝扮。病危老人的任何裝扮，不管是稍稍誇張了危急還是稍稍誇張了樂觀，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又最容易讓人不安。
莫裏老人沒有掩飾自己的衰弱和病況。學生米奇去聽課時，需要先與理療師一起拍打他的背部，而且要拍得很重，目的是要拍打出肺部的毒物，以免肺部因毒物而硬化，不能唿吸。請想一想，學生用拳頭一下一下重重地叩擊病危老師裸露的背，這種用拳頭砸出最後課程的情景是觸目驚心的，沒想到被砸的老師喘著氣說：“我……早就知道……你想……打我……！”
學生接過老師的幽默，說：“誰叫你在大學二年級時給了我一個b！再來一下重的！”
——讀到這樣的記述，我就放心了。莫裏老人的心態太健康了，最後的課程正是這種健康心態的產物。
他幾乎是逼視著自己的肌體如何一部分一部分衰亡的，今天到哪兒，明天到哪兒，步步為營，逐段摧毀，這比快速死亡要殘酷得多，簡直能把人逼瘋。然而莫裏老人是怎樣麵對的呢？
他說，我的時間已經到頭了，自然界對我的吸引力就像我第一次看見它時那樣強烈。
他覺得也終於有了一次充分感受身體的機會，而以前卻一直沒有這麽做。
對於別人的照顧，開始他覺得不便，特別是那種作為一位紳士最不願意接受的暴露和照顧，但很快又釋然了，說：
我感覺到了依賴別人的樂趣。現在當他們替我翻身、在我背上塗擦防止長瘡的乳霜時，我感到是一種享受。當他們替我擦臉或按摩腿部時，我同樣覺得很受用。我會閉上眼睛陶醉在其中。一切都顯得習以為常了。
這就像迴到了嬰兒期。有人給你洗澡，有人抱你，有人替你擦洗。我們都有過當孩子的經曆，它留在了你的大腦深處。對我而言，這隻是在重新迴憶起兒時換頁的那份樂趣罷了。
這種心態足以化解一切人生悲劇，然而作為教師，他又必須把這種化解上升為課程。他對學生說，有一個重要的哲理需要記住：拒絕衰老和病痛，一個人就不會幸福。因為衰老和病痛總會來，你為此擔驚受怕，卻又拒絕不了它，那還會有幸福嗎？他由此得此結論：
你應該發現你現在生活中的一切美好，真實的東西。迴首過去會使你產生競爭的意識，而年齡是無法競爭的。……當我應該是個孩子時，我樂子做個孩子；當我應該是個聰明的老頭時，我也樂於做個聰明的老頭。我樂於接受自己賦予我的一切權力。我屬於任何一個年齡，直到現在的我。你能理解嗎？我不會羨慕你的人生階段——因為我也有過這個人生階段。
這真是一門深刻的大課了。環顧我們四周，有的青年人或漠視青春，或炫耀強壯；有的中年人或攬鏡自悲，或扮演老成；有的老年人或忌諱年齡，或倚老賣老……實在都有點可憐，都應該來聽聽莫裏老人的最後課程。
特別令我感動的是，莫裏老人雖然參透了這一切，但在生命的最後幾天還在恭恭敬敬地體驗，在體驗中學習，在體驗中備課。體驗什麽呢？體驗死亡的來臨。
他知道這是人生課程中躲避不開的重要一環，但在以前卻無法預先備課。就在臨終前的幾天，他告訴學生，做了一個夢，在過一座橋，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我感覺到我已經能夠去了，你能理解嗎？”
當然能理解，學生安慰性地點頭，但老人知道學生一定理解不深，因為還缺少體驗，於是接下來的話又是醍醐灌頂：如果早知道麵對死亡可以這樣平靜，我們就能應付人生最困難的事情了。
什麽是人生最困難的事情？學生問。
——與生活講和。
一個平靜而有震撼力的結論。
在死亡麵前真正懂得了與生活講和，這簡直是一個充滿哲理的審美現場。莫裏老人說，死亡是一種自然，人平常總覺得自己高於自然，其實隻是自然的一部分罷了。那麽，就在自然的懷抱裏講和吧。
講和不是向平庸倒退，而是一種至高的境界，莫裏的境界時時讓人家喜悅。
那天莫裏設想著幾天後死亡火化時的情景，突然一句玩笑把大家逗樂了：“千萬別把我燒過了頭。”
然後他設想自己的墓地。他希望學生有空時能去去墓地，還有什麽問題盡管問。
學生說，我會去，但到時候聽不見你的說話了。
莫裏笑了，說：到時候，你說，我聽。
山坡上，池塘邊，一個美麗的墓地。課程在繼續，老師閉眼靜躺，學生來了，老師早就囑咐過：你說，我聽。說說你遇到的一切麻煩問題，我已作過提示，答案由你自己去尋找，這是課外作業。
境界，讓死亡也充滿韻味。
死亡，讓人生歸於純淨。
三描畫至此，我想人們已可想象這門最後課程的主要內容。
莫裏老人在樂滋滋地體驗死亡的時候，更覺得有許多重要的問題需要告訴學生和社會。
他不希望把最後發現的“重大問題”留給隻聽不說的靜寧墓地。這個重大問換頁題，簡單說來就是對人類文化的告別性反思。
莫裏老人認為，人類的文化教育造成了一種錯誤的慣性，一代一代地誤導下去，應該引起人們注意。
什麽誤導呢？
我們的文化不鼓勵人們思考真正的大問題，而是吸引人們關注一大堆實利瑣事。上學，考試、就業，升遷、賺錢、結婚、貸款、抵押、買車、買房、裝修……層層疊疊，一切都是為了活下去，而且，總是企圖按照世俗的標準活得像樣一些，大家似乎已經很不習慣在這樣的思維慣性中後退一步，審視一下自己，問：難道這就是我一生所需要的一切？
由於文化不鼓勵這種後退一步的發問，因此每個人真實的需要被掩蓋了，“需要”變成了“想要”，而“想要”的則來自於左顧右盼後與別人的盲目比賽。明明保證營養就夠，但所謂飲食文化把這種實際需要推到了山珍海味。極端豪華的地步；明明隻求舒適安居，但裝演文化把這種需要異化為官殿般的奢侈追求……大家都像馬拉鬆比賽一樣跑得氣喘籲籲，勞累和壓力遠遠超過了需要，也超過了享受本身。莫裏老人認為，這是文化和教育灌輸的結果。他說：
擁有越多越好。錢越多越好。財富越多越好。商業行為也是越多越好。越多越好。越多越好。我們反複地對別人這麽說——別人又反複地對我們這麽說——一遍又一遍，直到人人都認為這是真理。大多數人會受它迷惑而失去自己的判斷能力。
莫裏老人認為這是美國教育文化的主要弊病。我想在這一點上我們中國人沒有理由沾沾自喜，覺得弊病比他們輕。在過去經濟不景氣的時代，人們想擁有物質而不可能，在權位和虛名的追逐上也是越多越好，毫不饜足，其後果比物質追求更壞，這是大家都看到了的；等到經濟生活逐步展開，原先的追求並不減退，又快速補上物質的追求，真可以說是變本加厲，這也是大家都看到了的。
莫裏老人想唿籲人們阻斷這種全球性的文化灌輸，從誤導的慣性裏走出來。
他認為躲避這種文化灌輸不是辦法，實際上也躲不開。躲不開還在躲，那就是虛偽。
唯一的辦法是不要相信原有文化，為建立自己的文化而努力。
莫裏老人很溫和，不想成為破舊立新的闖將。他說，在文化的一般性生活準則上，我們仍然可以遵循，例如人類早已建立的交通規則、文明約定，沒必要去突破；但對於真正的大問題，例如疏離盲目的物質追逐、確立對社會的責任和對他人的關愛等等，必須自己拿主意，自己作判斷，不允許任何能言善辯的旁人和從者如雲的誘惑，來代替自己的選擇，簡言之，不要落入“他人的鬧劇”。
臨終前幾天，他思考了一個人的最低需要和最高需要，發現兩者首尾相銜，他與學生討論，如果他還有一個完全健康的一天，他會做什麽。他想來想去，最滿意的安排是這樣的：早晨起床，進行晨練，吃一頓可口的，有甜麵包卷和茶的早餐。然後去遊泳，請朋友們共進午餐，我一次隻請一兩個，於是我們可以談他們的家庭，談他們的問題，談彼此的友情。
然後我會去公園散步，看看自然的色彩，看看美麗小鳥，盡情地享受久違的大自然。
晚上，我們一起去飯店享用上好的意大利麵食，也可能是鴨子——我喜歡吃鴨子——剩下的時間就用來跳舞。我會跟所有的人跳，直到跳得精疲力竭。然後迴家，美美地睡上一個好覺 。
學生聽了很驚訝，連忙問：“就這些？”老人迴答：“就這些。”不可能再有的換頁一天，夢幻中的二十四小時，居然不是與意大利總統共進午餐，或去海邊享受奇異和奢侈！但再一想，學生明白了：這裏有一切問題的答案。
如果就個人真正需要而言，一切確實不會大多，甜麵包卷和茶，最多是喜歡吃鴨子，如此而已。意大利總統的午餐，奇異和奢侈，全是個人實際需要之外的事。於是，在無情地破除一係列自我異化的物態追求之後，自私因無聊而受到嘲弄；真正的自我在剝除虛妄後變得既本真又空靈，自我與他人的關係，與社會的關係放到了人生追尋的中心。在莫裏看來，隻要明白了什麽是真實的需要，就會走向關愛和奉獻，他在最後的課程中一遍遍重申：
人生最重要的是學會如何施愛於人，並去接受愛。
愛是唯一的理性行為。
相愛，或者死亡。
沒有了愛，我們便成了折斷翅膀的小鳥。
莫裏老人對愛的唿喚，總是強調社會的針對性：
在這個社會，人與人之間產生一種愛的關係是十分重要的，因為我們文化中的很大一部分並沒有給予你這種東西。
要有同情心，要有責任感。隻要我們學會了這兩點，這個世界就會美好得多。
給予他們你應該給予的東西。
把自己奉獻給愛，把自己奉獻給社區，把自己奉獻給能給予你目標和意義的創造。
我忍不住摘錄了莫裏老人的這麽多話，我想人們如果聯想到這些話字字句句出自一個靠著重力敲打才能唿吸的老人的口，一定也會同樣珍惜。他的這些話是說給學生米奇聽的，米奇低頭在本子上記錄，目的是為了不讓老人看到自己的眼睛。米奇的眼神一定有點慌亂，因為他畢業後狠命追求的東西正是老人宣布要擯棄的，而老人在努力唿籲的東西，自己卻一直漠然。老人發現了學生的神情，因此講課變成了勸告：
米奇，如果你想對社會的上層炫耀自己，那就打消這個念頭，他們照樣看不起你，如果你想對社會底層炫耀自己，也請打消這個念頭，他們隻會忌妒你。身份和地位往往使你無所適從，唯有一顆坦誠的心方能使你悠悠然地麵對整個社會。
說到這裏，他停頓了，看了學生一眼，問：“我就要死了，是嗎？”學生點頭，他又問：“那我為什麽還要去關心別人呢？難道我自己沒在受罪？”
這是一個最尖銳的問題。莫裏老人自己迴答道：
我當然在受罪。但給予他人，能使我感到自己還活著。汽車和房子不能給你這種感覺，鏡子裏照出的模樣也不能給你這種感覺，隻有當我奉獻出了時間，當我使那些悲傷的人重又露出笑顏，我才感到我仍像以前一樣健康。
這樣，他就道出了生命的本質意義，在我看來，這就是莫裏老人最後課程的主旨。
因此，學生懂了：老人的健康心態不僅僅是心理調節的結果，他有一種更大的胸懷。床邊的人在為他的病痛難過，他卻因此想到了世界上比自己更痛苦的人，結果全部自身煎熬都轉化成了關愛；學生不止一次發現，原來為了分散他的病痛而讓他看新聞，而他卻突然扭過頭去，為新聞中半個地球之外的人在悄悄流淚。
四老人的這種胸懷，是宣講性的，又是建設性的，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還在建設。因此，請原諒他把最後的課程延宕到如此危急的時分，他的有些感受，是剛換頁剛才獲得的。譬如他此刻又流淚了，是為自己沒有原諒一位老友而後悔。老友曾讓自己傷心，但現在他死了，死前曾多次要求和解，均遭自己拒絕。現在莫裏一迴想，無聲地哭泣起來，淚水流過麵頰，淌到了嘴唇，但他立即又意識到，應該原諒別人，也應該原諒自己，至少在今天，不能讓自己在後悔中不可自拔。人生，應該沉得進去，拔得出來。
這是一種身心的自我洗滌，洗去一切原先自認為合理卻不符合關愛他人，奉獻社會的大原則的各種汙濁，哪怕這種汙濁隱藏在最後一道人生縫隙裏。他把：
己當作了課堂上的標本，邊洗滌、邊解剖、邊講解，最後的感受就是最後一課，作為教師，他明白放棄最後一課意味著什麽。
由此想到天下一切教師，他們在專業教育上的最後一課都有案可查，而在人生課程上，最後一課一定也會推延到彌留之際，可惜那時他找不到學生了，縹緲的教室空無一人，最重要的話語還沒有吐出，就聽到了下課鈴聲。
畢竟莫裏厲害，他不相信一個教師張羅不出一個課堂，哪怕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時分。果然他張羅起來了，允許電視鏡頭拍下自己的衰容，然後終於招來學生，最後，他知道，這門課程的聽講者將會遍布各地。既能在任何時候準備講課內容，又能在任何情況下設計講課環境，這才是真正合格的教師，瘦小的莫裏當之無愧。
一天，他對米奇說，他已經擬定自己墓碑的碑文。碑文是：“一個終身的教師。”
十分收斂，又毫不謙虛。他以最後的課程，表明了這一頭銜的重量。
現在，他己在這個碑文下休息，卻把課堂留下了。課堂越變越大，眼看已經延伸到我們中國來了。我寫這篇文章，是站在課堂門口，先向中國的聽課者們招唿幾聲。課，每人自己慢慢去聽。
正要擱筆，腦海中怎麽也揮不去遠方老人的身影。他在調皮地眨眼，說“我早就知道你想打我”，說“千萬別把我燒過了頭”……那麽，我們真的不要在另一個意義上把他“燒過了頭”，即便大家都接受了他的課程。是的，他隻是一位普通的教師，講了一輩子課，最後一課有關人生。
一九九八年十月，成都府南河畔必修課程我的老教授一生中的最後一門課每星期上一次，授課的地點在他家裏，就在書房的窗前，他在那兒可以看到淡紅色樹葉從一棵小木槿上掉落下來。課在每個星期二上，吃了早餐後就開始。課的內容是討論生活的意義，是用他的親身經曆來教授的。
不打分數，也沒有成績，但每星期都有口試。你得準備口答問題，還得準備提出問題。你還要不時幹一些體力活，比如把教授的頭在枕頭上挪動一下，或者把眼鏡架到他的鼻梁上。跟他吻別能得到附加的學分。
課堂上不需要書本，但討論的題目很多，涉及到愛情，工作，社會，年齡，原諒，以及死亡。最後一節課很簡短，隻有幾句話。
畢業典禮由葬禮替代了。
雖然沒有課程終結考試，但你必須就所學的內容寫出一篇長長的論文。這篇論文就在這裏呈交。
我的老教授一生中的最後一門課隻有一個學生。我就是那個學生。
那是1979年的春末，一個炎熱的星期六下午。我們幾百個學生並排坐在校園大草坪的木折椅上。我們穿著藍色的畢業禮服，不耐煩地聽著冗長的講話。當儀式結束時，我們把帽子拋向空中：馬薩諸塞州沃爾瑟姆市布蘭代斯大學的畢業換頁班終於學成畢業了。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這標誌著孩提時代的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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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我找到了莫裏·施瓦茨，我最喜歡的教授，並把他介紹給了我的父母，他個子矮小，走起路來也弱不禁風似的，好像一陣大風隨時都會把他拂入雲端。
穿著長袍的他看上去像是《聖經》裏的先知，又像是聖誕夜的精靈。他有一雙炯炯有神的藍眼睛，日見稀少的白發覆在前額上，大耳朵，鷹勾鼻，還長著兩撮灰白的眉毛。盡管他的牙齒長得參差不齊，下麵一排還向裏凹陷——好像挨過別人的拳頭似的——可他笑的時候仍是那麽的毫無遮攔，仿佛聽到的是世界上最大的笑話。
他告訴我父母我在他的課上的表現。他對他們說，“你們有一個不同尋常的兒子。”我有些害羞，低下頭望著自己的腳。告別時，我遞給教授一件禮物：一隻正麵印有他名字首字母的皮包。那是前一天我在一個購物中心買的，我不想忘了他。也許我是不想讓他忘了我。
米奇，你是最優秀的，“他欣賞著皮包說。然後他擁抱了我。我感覺到他摟在我背上的細細的臂膀。我個子比他高，當他抱住我時，我感到很不自在，感到自己大了許多，似乎我是家長，他是孩子。
他問我會不會和他保持聯係。我毫不遲疑地迴答說，”當然會。“他往後退去時，我看見他哭了。
課程大綱他的死亡判決是在1994年的夏天下達的。迴想起來，莫裏很早就預感到了這一兇兆。他是在終止跳舞的那一天預感到的。
我的老教授一直是個舞迷。音樂對他來說無關緊要，搖滾樂，爵士樂，布魯斯。他就是喜歡跳。他會閉上眼睛，悠然自得地按著自己的節奏移動腳步。他的舞姿並非總是那麽優美。但他不用擔心舞伴。他自己一個人跳。
他每個星期三的晚上都要去哈佛廣場的那個教堂，為的是那場”免費舞會“。
那裏有閃爍的燈光和大音量的喇叭，莫裏擠在大部分是學生的人群中，穿一件白色的t恤和黑色運動褲，脖子上圍一條毛巾，不管奏的是什麽樂曲，他都能跟上節拍跳。他能和著吉米·亨德裏克斯的歌曲跳林迪舞1。他扭動、旋轉著身體，像吃了興奮劑的指揮那樣揮動著手臂，直到背中心留下汗來。那裏沒人知道他是一個著名的社會學博士，是一位有著多年教學經驗、著有多部學術專著的教授。
他們都以為他是一個老瘋子。
1源於哈萊姆區的一種黑人舞蹈，流行於三十和四十年代。
有一次，他帶去一盤探戈的音帶讓他們在擴音器裏放，然後他獨占了舞池，像一個狂熱的拉丁舞迷扭開了。表演一結束，掌聲四起。他似乎能永遠這麽天真活潑下去。
但後來跳舞終止了。
他六十幾歲時得了哮喘，唿吸器官出了問題。有一次，當他沿著查爾斯河散步時，一陣涼風使他嗆得幾乎窒息。人們趕緊把他送進醫院，注射了腎上腺素。
幾年後，他走路也變得困難起來。在一次朋友的生日聚會上，他無緣無故地跌倒了。另一個晚上，他從劇院的台階上摔下來，把周圍的人群嚇了一跳。
別圍住他，讓他唿吸新鮮空氣，”有人喊道。
他那時已經七十多了，因此人們一邊小聲議論著“老了”，一邊把他扶了起來。
換頁但對自己的身體比誰都敏感的莫裏知道有地方不對勁。這不僅是年齡的問題。他一直感到乏力。晚上睡眠也成了問題。他夢見自己死了。
他開始去醫院，找了不少大夫。他們檢查了他的血液，檢查了他的尿液，還給他做了腸鏡。最後，當什麽都沒有檢查出來時，有一個醫生要他做肌肉活組織檢查，從他的腿肚子上割下了一塊活組織。反饋迴來的實驗室的報告懷疑他有神經方麵的疾病，於是莫裏又進醫院作了一係列的檢查。其中有一項檢查是讓他坐在一張特殊的椅子上，醫生用電流震擊他——類似坐電椅——然後觀察他的神經反應。
我們需要作進一步的核對，“醫生看著他的試驗結果說。
為什麽？”莫裏問。“是什麽病？”
我們還無法肯定。你的節奏很慢。“節奏慢？那是什麽意思？
最後，在1994年8月的一個異常悶熱的日子，莫裏和他妻子夏洛特去了神經科醫生的診所，醫生讓他們坐下，然後宣布了病情：莫裏得了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als），即盧·格裏克氏症2。這是一種兇險、無情的神經係統疾病。
2盧·格裏克是美國棒球運動員，患此症病故。後此疾病以他的名字命名。
沒有治療的方法。
我是怎麽得病的？”莫裏問。
沒人知道。
是不治之症？“是的。
那麽我快死了？”
是的，你快死了，醫生說。非常遺憾。
他同莫裏和夏洛特坐了將近兩小時，耐心地迴答他們的問題。當他們離去時，他給了他們一些有關als的資料：幾本小冊子，似乎他們是在開銀行帳戶。外麵陽光朗照，人們忙著各自的事情。一位婦女急匆匆地往停車收費機裏投錢，另一個拎著食品雜貨走過。夏洛特的腦海裏翻騰著無數個念頭：我們還剩多少時間？
我們該如何應付？我們該怎麽支付這筆醫藥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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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教授則為他周圍的正常生活節奏而感到震驚。難道世界仍是那麽的無動於衷？難道沒人知道我的厄運？
然而地球並沒有停轉，它絲毫也沒在意。當莫裏無力地拉開車門時，他覺得自己好像掉入了一個深穴。
現在該怎麽辦？“他尋思著。
就在他尋找答案時，疾病卻日複一日、周複一周地侵蝕著他。一天早晨，他把車子從車庫裏倒出來，因踩不住刹車而隻好熄掉了引擎。從此他便告別了駕駛。
他經常絆倒，於是他買了根拐杖。從此他便告別了正常的行走。
他仍定期去青年會遊泳，但發現自己換衣服有了困難，於是他雇了個家庭護理工——一位名叫托尼的神學係學生——他幫莫裏進出水池，幫他更換衣服。更衣室裏，人們 裝著不去注視他。但他們還是看到了。從此他便告別了自己的隱私 。
1994年的秋天，莫裏去坐落在山坡上的布蘭代斯校園上他最後的一堂課。當然，他完全可以不去上的。學校方麵能夠理解。何必要在眾人麵前受折磨？呆在家裏。安排好自己的事情。但莫裏沒有想到要放棄。
他步履不穩地走進教室，走進他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家。由於拿著拐杖，他手換頁腳不利索地來到座位旁。他終於坐了下去，從鼻梁上取下眼鏡，望著一張張在一片死寂中注視著他的年輕的臉。
我的朋友們，我想你們來這兒是為了上社會心理課的。這門課我已經教了二十年，這是我第一次想說，修這門課有點冒風險，因為我得了絕症。我也許活不到這個學期的結束。
如果你們覺得這是個麻煩而想放棄這門課，我完全能夠理解，”
他笑了。
從此他的病便不再是秘密。
als就如同一支點燃的蠟燭，它不斷融化你的神經，使你的軀體變成一堆蠟。
通常它從腿部開始，然後慢慢向上發展。等你不能控製大腿肌肉時，你就無法再站立起來。等你控製不了軀幹的肌肉時，你便無法坐直。最後，如果你還活著的話，你隻能通過插在喉部的一根管子唿吸，而你清醒的神誌則被禁錮在一個軟殼內。或許你還能眨眨眼睛，動動舌頭，就像科幻電影裏那個被冰凍在自己肉體內的怪物一樣。這段時間不會超過五年。
醫生估計莫裏還有兩年的時間。
莫裏知道還要短。
但我的老教授卻作出了一個重大的決定，這個決定是在他頭頂懸著利劍、走出診所的那天就想到的。我就這樣枯竭下去直到消亡？還是不虛度剩下的時光？
他問自己。
他不甘枯竭而死。他將勇敢地去麵對死亡。
他要把死亡作為他最後的一門課程，作為他生活的主要課題。既然每個人都有一死，他為何不能死有所值呢？他可以讓別人去研究。他可以成為一本人的教科書。研究我緩慢而耐心的死亡過程。觀察在我身上發生的一切。從我這兒學到點什麽。
莫裏將走過最後那座連接生與死的橋梁，並詮釋出這段旅程。
秋季學期過得很快。藥的劑量又增加了。理療已經成了日常的例行公事，護士去他家中幫助他活動日見萎縮的大腿，使它的肌肉能保持活力，他們像從井中抽水那樣上下屈展著他的腿。按摩師每星期來一次，舒緩他不時感到的肌肉僵硬。
他還請了默念師，在其指導下閉上眼睛，集中意念，直到他的世界漸漸化成一口氣，吸進吐出，吸進吐出。
一天，他拄著拐杖走上了人行道，然後摔倒在馬路上。拐杖換成了學步車。
他的身體越來越虛弱，來去衛生間也使他不堪重負了。於是，莫裏開始用一隻大口瓶小便。他小便時還得扶住自己，這就意味著必須有人替他拿瓶子。
我們大多數人會因此而感到難堪，尤其是到了莫裏這樣的年齡。但莫裏卻和我們不同。當熟悉的同事們來看望他時，他會對他們說，“聽著，我要尿尿了。
你能替我拿著瓶子嗎？你行嗎？”
通常他們都能這麽做，連他們自己也感到驚訝。
事實上，他接待了越來越多的來訪者。他和一些討論小組的成員一起討論死亡，討論死亡的真正含義，討論各個社會階層是怎樣由於對它的無知而懼怕它。
他對他的朋友們說，如果他們真的想幫助他，那就不要光是同情，而是多來看望他，給他打電話，讓他分享他們遇到的難題——就像他一直做的那樣，莫裏是個出色的聽眾。
盡管有那麽多那麽多的變化，但他的聲音仍是那麽有力，那麽吸引人，他的腦子仍在活躍地思維。他要證明一件事：來日無多和毫無價值不是同義詞。
換頁新年乍來即去。雖然莫裏對誰都沒說，可他知道1995年將是他生命中的最後一年。他現在已經用上了輪椅，他在爭取時間對所有他愛的人說他想說的話。當布蘭代斯大學的一位同事因心髒病突然去世時，莫裏去參加了他的葬禮。迴來後他顯得很沮喪。
太可惜了，“他說。”他們在葬禮上說得那麽好，可艾文再也聽不到了。“莫裏有了個念頭。他打了幾個電話，選好了日子。在一個寒冷的星期天下午，他的家人和幾個好友在家裏為他舉行了”活人葬禮“。每個人向我的老教授致了悼詞。有的哭。有的笑。有位女士念了一首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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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親愛的表哥……你那顆永不顯老的心隨著時光的流逝，將變成一棵稚嫩的紅杉……”
莫裏隨著他們又哭又笑。所有情真意切的話語都在那天說了。他這場“活人葬禮”取得了非凡的效果。
隻是莫裏並沒有死。
事實上，他生命中最不尋常的一頁即將掀開。
學生現在，我必須交代一下自從那個夏日我最後一次擁抱了我那位可親、睿智的教授。並答應和他保持聯係後我所發生的變化。
我沒有和他聯係。
事實上，我同學校的大部分人都失去了聯係，包括我的酒友和第一個和我早晨一起醒來的女朋友。畢業後的幾年把我磨煉成了另一個人，他身上再也沒有那個當年離開校園準備去紐約向全世界貢獻才智的年輕人的影子了。
我發現，這個世界並不那麽吸引人。我渾渾噩噩地打發著二十剛出頭的那幾年：付房租，看廣告，尋思著生活為何不向我開綠燈。我的夢想是成為一個大音樂家（我那時在彈鋼琴），但幾年昏暗、空虛的夜總會生活，從不兌現的允諾，不斷拆散的樂隊以及除了我對誰都感興趣的製作人，終於使我的夢想變了味。我第一次在生活中成了失敗者。
與此同時，我第一次真正見到了死亡。我最親近的舅舅，我母親的弟弟，那個為我取名、教我音樂、教我駕駛，和我開姑娘的玩笑，和我玩足球的人——那個在我眼裏仍是個孩子，也是我長大後要學習的楷模——在他四十四歲那年死於了胰腺癌。他是個矮小、漂亮的男人，長著濃濃的胡子。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我一直陪伴著他，我住在他樓下的一間公寓裏。我看著他強壯的身體一天天瘦削下去，然後又開始浮腫，看著他整夜整夜地受罪：身體趴在餐桌上，手按著肚子、閉著眼睛，嘴巴痛得都變了形。“嗷——上帝，”他常常呻吟不止，“嗷——那穌！”
其餘的人——我舅媽，他兩個年少的兒子，以及我——則站在一旁，默默地收拾著盤子，眼睛躲避著這痛苦的場麵。
這是我一生中感到最無能為力的時刻。
一天晚上，那是在五月，舅舅和我坐在他寓所的陽台上。天氣很暖和，微風習習。他望著遠處，從牙縫裏硬擠出幾句話來，他說他看不到他的兒子讀下一個換頁學期了，問我能不能照顧好他們。我讓他別這麽說。他哀傷地望著我。
幾個星期後他去世了。
葬禮之後，我的生活改變了。我感覺到時間突然變得寶貴起來，年華似水，而我卻追趕不上。我不再去空著一半座位的俱樂部彈琴，不再呆在屋子裏寫那些沒人要聽的歌。我又迴到了學校，讀完了新聞專業的碩士學位，並找到了一份體育記者的工作。我不再追求自己的名望，轉而開始寫那些渴望成名的運動員。我給報紙和雜誌專欄撰稿。我夜以繼日、沒有節製地工作著。我早上醒來後，刷完牙便穿著睡衣坐到了打字機前。我舅舅過去在一家公司工作，他後來十分怨恨這份工作——天天老一套——於是我發誓不要有他那樣的結局。
我從紐約又跳槽到佛羅裏達，最後在底特律找了一份工作，當《底特律自由報》的專欄作家。這個城市對體育有著瘋狂的需求——它有職業的橄欖球隊。籃球隊。棒球隊和冰球隊——這給我雄心勃勃的理想提供了機會。幾年後，我除了撰寫體育報道評論外，還開始寫體育方麵的專著，製作廣播節目，經常在電視上拋頭露麵，對暴富的橄欖球明星和好矯飾的大學體育活動評頭論足，我成了淹沒這個國家的傳媒風暴的一部分。人們需要我。
我不再租房，開始買房。我買了一幢山間別墅。我買了汽車。我投資股市並建立了有價證券組合。我就像一輛推到最高擋速的車子運行著，任何事情我都規定了最後日期。我玩命似地鍛煉身子，發瘋似地開著汽車。我賺的錢超過了我的期望值。我遇上了一位名叫詹寧的黑發姑娘，她很愛我，不嫌棄我毫無時間規律的工作。經過七年的戀愛我們結了婚。婚後一個星期我便迴到了工作堆裏。我對她說——也是對自己說——我們會生兒育女成立一個家庭的，這是她渴望的事情。可那一天卻遙遙無期。
相反，我仍熱衷於工作上的成就，因為隻有成就感能使我相信我在主宰自己，我可以在末日到來之前享受到每一份最後的快樂。我認為舅舅的厄運也將是我命中注定的結局。
至於莫裏？是的，我時常會想起他，想起他教我如何“做人”，如何“與人相處”。但這一切總顯得有些遙遠，似乎來自另一種生活。這幾年裏，凡是從布蘭代斯大學寄來的郵件都被我扔進了廢紙簍，我認為它們無非是來募捐的。因此我毫不知曉莫裏得病的情況。那些能告訴我的人早已被我遺忘了，他們的電話號碼早已束之高閣，埋在了頂樓小屋的某個盒子裏，要不是那天晚上我隨手調換電視頻道時偶爾聽見了那幾句話，我的生活仍會這樣繼續下去。
視聽教學1995年的3月，一輛小客車帶著美國廣播公司“夜線”電視節目的主持人特德·科佩爾駛到了馬薩諸塞州西紐頓的莫裏家外麵覆蓋著積雪的路緣上。
莫裏現在整天坐著輪椅，他已經習慣了讓助手把他像沙袋一樣從輪椅上搬到床上，從床上搬到椅子上。他吃東西的時候也會咳嗽，嚼咽食物成了件困難的事。
他的兩腿已經死了，再也無法行走。
然而，他不想因此而沮喪。相反，他的思維比以前更加活躍。他把自己的思想隨手寫在黃泊紙簿、信封、文件夾或廢紙上。他片言隻語地寫下了自己對在死亡的陰影下對生活的思考：“接受你所能接受和你所不能接受的現實”；“承認過換頁去，不要否認它或拋棄它”；“學會原諒自己和原諒別人”；“生活中永遠別說太遲了”。
沒多久，他有了五十多條這樣的“格言”。他常常和朋友們談論起它們。布蘭代斯大學一位名叫毛裏·斯但因的教授深深地被這些話語所感動，於是就把它們寄給了《波士頓環球》雜誌的一名記者，後者寫了一篇長長的報道，標題是：
教授的最後一門課：他的死亡這篇文章被“夜線”節目的製作人看到了，他把它送到了在華盛頓的科佩爾手裏。
讀讀這篇東西，“製作人對他說。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便是：攝製人員來到了莫裏的起居室，科佩爾的小客車停在了莫裏家的門口。
莫裏的幾個朋友和家人一起等著見科佩爾，當這位大名鼎鼎的主持人一走進屋子，他們都興奮地騷動起來——隻有莫裏是例外，他坐著輪椅上前，揚起眉毛，用他尖細、富有音調的話語聲打斷了眼前的喧鬧。
特德，在我同意進行這次采訪之前，我得對你作些考查。”
一陣令人尷尬的沉寂之後，兩個人進了莫裏的書房。
我說，“門外有一個朋友說，”希望特德不會使莫裏太難堪。“我希望莫裏別使特德太難堪，”另一個說。
書房裏，莫裏示意科佩爾坐下。他兩手交叉著擱在腿上，對科佩爾笑笑。
你最關心的是什麽？“莫裏問。
最關心的？”
科佩爾端詳著眼前這位老人。“好吧，”他謹慎他說，他談起了他的孩子，他們是他最關心的，不是嗎？
很好，“莫裏說。”現在談談你的信仰。“科佩爾覺得有些不自在。”通常我不跟一個隻相見了幾分鍾的人談論這種話題。“特德，我快要死了，”莫裏從眼鏡的後麵盯著對方說。“我沒有多少時間了。”
科佩爾笑了。好吧，信仰。他引用了一段對他很有影響的馬可·奧勒利烏斯的話。
莫裏點點頭。
現在讓我來問你幾個問題，“科佩爾說，”你看過我的節目嗎？“莫裏聳聳肩。”大概看過兩次。“就兩次？”
別感到不好受。‘奧普拉’我也隻看過一次。“唔，那兩次你看了我的節目，有什麽感想？”
莫裏有些遲疑。“說真話？”
是的。“我覺得你是個自戀狂。”
科佩爾哈哈大笑。
我這麽醜還配自戀？“他說。
不一會，攝像機在客廳的壁爐前轉動起來，科佩爾身穿那件挺括的藍西裝，莫裏則還是那件皺巴巴的灰毛衣。他不願為這次采訪而特意換上新衣服或打扮一番。他的哲學是，死亡不應該是一件令人難堪的事；他不願為它塗脂抹粉。
由於莫裏坐在輪椅上，攝像機一直拍不到他那兩條萎縮的腿。加上他的手還換頁能動——莫裏說話時總喜歡揮動雙手——因此他顯得非常有激情地在闡述如何麵對生命的終結。
特德，他說，”當這一切發生後，我問自己，‘我是像大多數人那樣退出生活 舞台呢，還是繼續生活下去？’我決定活下去——至少盡力去那麽做——像我希望的那 樣活下去，帶著尊嚴、勇氣、幽默和平靜。
有時早上醒來我會暗自流淚，哀歎自己的不幸。我也有怨天怨地、痛苦不堪的時候。但這種心情不會持續很久。我起床後便對自己說，‘我要活下去……
眼下，我已經能應付了。可我能繼續應付下去嗎？我不知道。但我願意為自己押這個寶。“科佩爾看來完全被莫裏吸引住了。他問及由死亡引起的羞怯感。
嗯，弗雷德，”莫裏意外地叫錯了名字，他很快糾正了自己。“我是說特德……”
這句話引出了羞怯感，“科佩爾大笑著說。
兩人還談到了來世，談到了莫裏對別人越來越多的依賴性。他現在吃、坐、移動都需要有人幫助。科佩爾問莫裏，麵對這種不知不覺在加劇的衰亡，他最怕的是什麽。
莫裏遲疑了片刻。他問能不能在電視上談論這種事。
科佩爾說沒關係。
莫裏直視著這位美國最著名的采訪記者的眼睛。”那好吧，特德，用不了多久，有人就得替我擦屁股。“這個節目在星期五的晚上播出了。節目開始時，特德·科佩爾在他華盛頓的工作台後麵用他富有魅力的語調說：”誰是莫裏·施瓦茨？為什麽你們這麽多人今晚要去關心他？“幾千英裏之外，在我山上的那幢住宅裏，我正隨意地調換著電視的頻道。我聽見了那句話——”誰是莫裏·施瓦茨？“——我一下子愣住了。
那是在1976年的春天，我第一次上他的課。我走進莫裏那間大辦公室，注意到沿牆而立的一排排書架。書架上疊放著有關社會學、哲學，宗教和心理學的書籍，看上去無以計數，硬木地板上鋪著一塊大地毯，窗戶對著校園的林蔭道。課堂上隻有十來個學生，正忙著翻筆記本和教學提綱。他們中大多數人穿著牛仔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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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鞋1和格子襯衫。我暗自說，這麽個小班要逃課可沒那麽容易。也許我不該選這門課。
1一種前掌比後掌厚、穿看舒適的方頭鞋。
米切爾？”莫裏看著點名冊說。
我舉起了手。
喜歡稱你米奇？還是米切爾？“從來沒有一個老師這麽問過。我不禁再次打量起了這個穿著黃色高領衫、綠色燈芯絨褲，白發覆蓋到前額的老頭。他在微笑。
米奇，我說。朋友們都叫我米奇。
那好，就叫你米奇了，”莫裏說，像是跟人成交了，“嗯，米奇？”
什麽？
我希望有一天你會把我當成你的朋友。“入校換頁當我那輛租來的車子拐上莫裏在波士頓一個僻靜的郊區西紐頓的那條街時，我手裏握著一杯咖啡，肩膀和耳朵間夾著一隻手機。我正在跟一個電視製片人談一個節目。我的眼睛在數字鍾一離我返迴的班機時間還有幾個小時——和樹木成行的街道上那些郵箱號碼之間跳來跳去。車上的收音機打開著，那是新聞台。這就是我的生活節奏，一心可以五用。
把帶子倒迴去，”我對製片人說，“讓我把那部分再聽一遍。”
好的，“他說，”稍等片刻。“突然，那幢房子躍入了我的眼簾。我踩下刹車，咖啡晃出了杯子。車停下後，我瞥見了車道上的那棵日本大槭樹和它旁邊坐著的三個人。坐在兩邊的是一個年輕人和一個中年婦女，中間是一個坐在輪椅上的老人。
莫裏————－看見我的老教授，我驚呆了。
喂廣製片人的聲音在我耳邊響了起來。”你還在聽嗎？……“我有十六年沒有見到他。他的頭發更稀了，幾近花白，形容枯槁。我突然感到我還沒有準備好重逢——至少，我眼下還得先應付完這個電話——我希望他並沒有注意到我的到來，這樣，我就可以再駛過幾個街區，辦完我的公事，做好心理準備。但莫裏，這位我曾經是那麽熟悉但現在又是那麽陌生、那麽憔悴的老人，此時正對著車子在微笑。他兩手交叉著放在腿上，等待著我從車子裏出現。
喂，”製片人又在喊。“你在聽嗎？”
為了我們多年的相處，為了莫裏曾經給予我的那份體貼和耐心，我應該丟掉電話，跳出車子去擁抱他，去吻他。
但我沒那麽做。我關掉了引擎，蹲伏下身子似乎在找東西。
是的，我在聽，“我壓低嗓門繼續同製片人在交談，直到把事情談妥。
我做了我最擅長的事情。我仍在關心我的工作，盡管來日無多的老教授在他門前草坪等著我。我並不引以為自豪，但這正是我所做的。
五分鍾後，莫裏擁抱了我，他稀鬆的頭發擦過我的臉頰。我告訴他剛才我在找鑰匙，所以在車裏呆了那麽久。我更用力地抱住他，似乎想擠碎我的小謊言。
雖然春天的陽光暖融融的，他卻穿著一件風衣，腿上還蓋著毯子。他嘴裏發出一股淡淡的酸味，那是正在服藥的人常有的一種氣味。由於他的臉湊得離我很近，我能聽見他吃力的唿吸聲。
我的老朋友，”他輕聲說，“你終於迴來了。”
他倚著我搖晃著身子，始終沒和我分開。當我俯下身去時，他的手抓住了我的肘部。相隔了這麽多年他居然能保持著這份感情，我感到十分驚訝。但再一想。
正由於我在我的過去和現在之間建立起了一堵石牆，所以我會忘記我們曾有過的親密，我記起了畢業的那天，記起了那隻皮包和我離開時他的淚花。但我沒有流露出來，因為我在內心深處已經意識到，我不再是那個他記憶中的贈送他禮物的好學生了。
我所希望的是，我能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裏蒙住他的眼睛。
進屋後，我們坐在一張胡桃木的餐桌旁，靠近一扇能望見鄰居宅院的窗戶。
莫裏在輪椅上不停地動，想使自己坐舒服些。他想請我吃點什麽，這是他的習慣，我說好的。助手中有一位名叫康尼、長得很結實的意大利女人端上了切好的麵包。
土豆，以及放有雞肉色拉。鷹嘴豆泥和小麥色拉的盤子。
她還拿來了藥片。莫裏朝它們看看，歎了口氣。他的眼睛凹陷得比我想象中的還要深，顴骨也突得更出了。這使他顯得更蒼老——隻有他笑的時候，那鬆垂換頁的臉頰才像帷幕一樣收攏起來。
米奇，“他輕聲說，”你知道我離死期不遠了。“我知道。
那好，”莫裏吞下了藥片，放下紙杯，深深地吸了口氣，再慢慢地唿出來。
“要我告訴你是怎麽迴事嗎？”
怎麽迴事？死亡是怎麽迴事？“是的，”他說。
雖然我還沒有意識到，但我們的最後一堂課開始了。
那是我大學的第一年。莫裏的年齡比大部分教師大，而我卻比大多數學生小，因為我提前一年就高中畢業了。為了在校園裏不顯得稚嫩，我身著舊的灰色無領長袖衫，常去當地的體育館打拳，走路時還叼上一支沒有點燃的煙，盡管我不會吸煙。我開的是一輛水星牌的破車，震耳的音樂聲從沒有搖上的車窗裏傳出來。
我竭力表現出粗野的個性——然而，莫裏的和藹吸引了我，而且，也正因為他沒有把我看成是一個未經世故的孩子，於是我釋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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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其中一件怪事，就是人人都在苦惱人生，但誰也不願意多談人生。稍稍多談幾句的，一是高中畢業生，動筆會寫“生活的風帆啊”之類的句子；二是街頭老大娘，開口會發“人這一輩子啊”之類的感歎。兼有人生閱曆和思考水平的人，一般就不談人生了，這是為什麽呢？
因為這個問題太淺？顯然不是。
因為這個問題太深？有這個因素，但人們曆來都有探求艱深的好奇，就連大得無法想象的宏觀世界和小得無法想象的微觀世界都成了熱鬧的研究對象，怎麽對人生問題的探求卻寥落至此？
我覺得，大多數智者躲避這個問題，是因為領悟到自己缺少談論的資格。再大的專家也不能說自己是人生領域的專家，一時的感悟又怎能保證適合今後、適合別人？一個人在事業上的成功遠不是人生上的成功，一個領導者可以在諸多方麵訓斥下屬卻必須除開人生。
——越有教養越明白這些道理，因此就越少談論。
但是，誰都想聽聽。
身在人生而蒙昧於人生，蒙昧得無從談論，無從傾聽，這實在是一種巨大的恐怖。能不能試著談起來呢？有人這樣做過，但結果總是讓人遺憾。大多是一些淺陋而造作的小故事，不知真有其事還是故意編造的，然後發幾句評述，吐一點感慨，好像一談人生，作者和讀者都必須一起返迴到極幼稚的年歲；也有一些著名學者參與談論，像歐洲的那位培根，但不知怎麽一談人生就丟開了推理分析過程，隻剩下了一堆武斷的感想和結論，讀起來倒也順暢，一到實際生活中卻難於印證，聯想到作者本人不甚美好的人品和經曆，這些談論的價值自然就不會很高。
我曾設想過，什麽樣的人談人生才合適。想來想去，應該是老人，不必非常成功，卻一生大節無虧，受人尊敬，而且很抱歉，更希望是來日無多的老人，已經產生了強烈的告別意識，因而又會對人生增添一種更超然的鳥瞰方位。但是，找啊找，等啊等，發現相繼謝世的老人們很少留下這方麵的言論，他們的最後歲月往往過得很具體，全部沉溺在醫療的程序。後事的囑托，遺產的分割等等實際事務上，在病房雜亂的腳步聲中，老人渾濁的雙眼是否突然一亮，想講一些超越實際事務的話語？一定有過的，但身邊的子女和護理人員完全不會在意，隻勸老人省一點精神，好好休息。老人的衰弱給了他們一種假象，以為一切肢體的衰弱必然伴隨著思維的衰弱。其實，老人在與死亡近距離對峙的時候很可能會有超常的思維進發，這種迸發集中了他一生的熱量又提純為青藍色的煙霞，飄忽如縷，斷斷續續，卻極其珍貴，人們隻在挽救著他衰弱的肢體而不知道還有更重要的挽救。多少父母臨終前對子女的最大抱怨，也許正是在一片哭聲，喊聲中沒有留出一點安靜讓他們把那些並不具體的人生話語說完。
也有少數臨終老人，因身份重要而會麵對一群寧靜而恭敬的聆聽者和記錄者。
他們的遺言留於世間，大家都能讀到，但多數屬於對自己功過的總結和感歎，對未竟事業的設想和安排，也有人生意蘊，卻不以人生為焦點。死亡對他們來說，隻是一項事業的中斷；生命樂章在尾聲處的撼人魅力，並沒有以生命本身來演奏。
凡此種種，都是遺憾。
換頁於是，冥冥中，大家都在期待著另一個老人。他不太重要，不必在臨終之時承擔大多的外界使命；他應該很智慧，有能力在生命的絕壁上居高臨下地來俯視眾生；他應該很了解世俗社會，可以使自己的最終評判產生廣泛的針對性；他，我硬著心腸說，臨終前最好不要有太多子女圍繞，使他有可能係統有序他說完自己想說的話，就像一個教師在課堂裏一樣——那麽對了，這位老人最好是教師，即便在彌留之際也保留著表述能力，聽講者，最好是他過去的學生……這種期待，來自多重邏輯推衍，但他果然出現了，出現於遙遠的美國，出現後又立即消失。一切與我們的期待契合。
他叫莫裏·施瓦茨，社會學教授，職業和專業與我們的期待簡直天衣無縫。
他已年邁，患了絕症，受一家電視台的“夜線”節目采訪，被他十六年前的一位學生，當今的作家、記者米奇·阿爾博姆偶爾看到，學生匆匆趕來看望即將離世的老師，而老師則宣布要給這位學生上最後一門課，每星期一次，時間是星期二。
這樣的課程沒有一位學生會拒絕，於是，每星期二，這位學生坐飛機飛行七百英裏，趕到病床前去上課。
這門課講授了十四個星期，最後一堂則是葬禮。老師謝世後，這位學生把聽課筆記整理了一下交付出版，題目就叫《相約星期二》，這本書引起了全美國的轟動，連續四十四周名列美國圖書暢銷排行榜。
看來，像我一樣期待著的人實在不少，而且不分國籍。
二翻閱這份聽課筆記時我還留有一點擔心，生怕這位叫莫裏的老人在最後的課程中出現一種裝扮。病危老人的任何裝扮，不管是稍稍誇張了危急還是稍稍誇張了樂觀，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又最容易讓人不安。
莫裏老人沒有掩飾自己的衰弱和病況。學生米奇去聽課時，需要先與理療師一起拍打他的背部，而且要拍得很重，目的是要拍打出肺部的毒物，以免肺部因毒物而硬化，不能唿吸。請想一想，學生用拳頭一下一下重重地叩擊病危老師裸露的背，這種用拳頭砸出最後課程的情景是觸目驚心的，沒想到被砸的老師喘著氣說：“我……早就知道……你想……打我……！”
學生接過老師的幽默，說：“誰叫你在大學二年級時給了我一個b！再來一下重的！”
——讀到這樣的記述，我就放心了。莫裏老人的心態太健康了，最後的課程正是這種健康心態的產物。
他幾乎是逼視著自己的肌體如何一部分一部分衰亡的，今天到哪兒，明天到哪兒，步步為營，逐段摧毀，這比快速死亡要殘酷得多，簡直能把人逼瘋。然而莫裏老人是怎樣麵對的呢？
他說，我的時間已經到頭了，自然界對我的吸引力就像我第一次看見它時那樣強烈。
他覺得也終於有了一次充分感受身體的機會，而以前卻一直沒有這麽做。
對於別人的照顧，開始他覺得不便，特別是那種作為一位紳士最不願意接受的暴露和照顧，但很快又釋然了，說：
我感覺到了依賴別人的樂趣。現在當他們替我翻身、在我背上塗擦防止長瘡的乳霜時，我感到是一種享受。當他們替我擦臉或按摩腿部時，我同樣覺得很受用。我會閉上眼睛陶醉在其中。一切都顯得習以為常了。
這就像迴到了嬰兒期。有人給你洗澡，有人抱你，有人替你擦洗。我們都有過當孩子的經曆，它留在了你的大腦深處。對我而言，這隻是在重新迴憶起兒時換頁的那份樂趣罷了。
這種心態足以化解一切人生悲劇，然而作為教師，他又必須把這種化解上升為課程。他對學生說，有一個重要的哲理需要記住：拒絕衰老和病痛，一個人就不會幸福。因為衰老和病痛總會來，你為此擔驚受怕，卻又拒絕不了它，那還會有幸福嗎？他由此得此結論：
你應該發現你現在生活中的一切美好，真實的東西。迴首過去會使你產生競爭的意識，而年齡是無法競爭的。……當我應該是個孩子時，我樂子做個孩子；當我應該是個聰明的老頭時，我也樂於做個聰明的老頭。我樂於接受自己賦予我的一切權力。我屬於任何一個年齡，直到現在的我。你能理解嗎？我不會羨慕你的人生階段——因為我也有過這個人生階段。
這真是一門深刻的大課了。環顧我們四周，有的青年人或漠視青春，或炫耀強壯；有的中年人或攬鏡自悲，或扮演老成；有的老年人或忌諱年齡，或倚老賣老……實在都有點可憐，都應該來聽聽莫裏老人的最後課程。
特別令我感動的是，莫裏老人雖然參透了這一切，但在生命的最後幾天還在恭恭敬敬地體驗，在體驗中學習，在體驗中備課。體驗什麽呢？體驗死亡的來臨。
他知道這是人生課程中躲避不開的重要一環，但在以前卻無法預先備課。就在臨終前的幾天，他告訴學生，做了一個夢，在過一座橋，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我感覺到我已經能夠去了，你能理解嗎？”
當然能理解，學生安慰性地點頭，但老人知道學生一定理解不深，因為還缺少體驗，於是接下來的話又是醍醐灌頂：如果早知道麵對死亡可以這樣平靜，我們就能應付人生最困難的事情了。
什麽是人生最困難的事情？學生問。
——與生活講和。
一個平靜而有震撼力的結論。
在死亡麵前真正懂得了與生活講和，這簡直是一個充滿哲理的審美現場。莫裏老人說，死亡是一種自然，人平常總覺得自己高於自然，其實隻是自然的一部分罷了。那麽，就在自然的懷抱裏講和吧。
講和不是向平庸倒退，而是一種至高的境界，莫裏的境界時時讓人家喜悅。
那天莫裏設想著幾天後死亡火化時的情景，突然一句玩笑把大家逗樂了：“千萬別把我燒過了頭。”
然後他設想自己的墓地。他希望學生有空時能去去墓地，還有什麽問題盡管問。
學生說，我會去，但到時候聽不見你的說話了。
莫裏笑了，說：到時候，你說，我聽。
山坡上，池塘邊，一個美麗的墓地。課程在繼續，老師閉眼靜躺，學生來了，老師早就囑咐過：你說，我聽。說說你遇到的一切麻煩問題，我已作過提示，答案由你自己去尋找，這是課外作業。
境界，讓死亡也充滿韻味。
死亡，讓人生歸於純淨。
三描畫至此，我想人們已可想象這門最後課程的主要內容。
莫裏老人在樂滋滋地體驗死亡的時候，更覺得有許多重要的問題需要告訴學生和社會。
他不希望把最後發現的“重大問題”留給隻聽不說的靜寧墓地。這個重大問換頁題，簡單說來就是對人類文化的告別性反思。
莫裏老人認為，人類的文化教育造成了一種錯誤的慣性，一代一代地誤導下去，應該引起人們注意。
什麽誤導呢？
我們的文化不鼓勵人們思考真正的大問題，而是吸引人們關注一大堆實利瑣事。上學，考試、就業，升遷、賺錢、結婚、貸款、抵押、買車、買房、裝修……層層疊疊，一切都是為了活下去，而且，總是企圖按照世俗的標準活得像樣一些，大家似乎已經很不習慣在這樣的思維慣性中後退一步，審視一下自己，問：難道這就是我一生所需要的一切？
由於文化不鼓勵這種後退一步的發問，因此每個人真實的需要被掩蓋了，“需要”變成了“想要”，而“想要”的則來自於左顧右盼後與別人的盲目比賽。明明保證營養就夠，但所謂飲食文化把這種實際需要推到了山珍海味。極端豪華的地步；明明隻求舒適安居，但裝演文化把這種需要異化為官殿般的奢侈追求……大家都像馬拉鬆比賽一樣跑得氣喘籲籲，勞累和壓力遠遠超過了需要，也超過了享受本身。莫裏老人認為，這是文化和教育灌輸的結果。他說：
擁有越多越好。錢越多越好。財富越多越好。商業行為也是越多越好。越多越好。越多越好。我們反複地對別人這麽說——別人又反複地對我們這麽說——一遍又一遍，直到人人都認為這是真理。大多數人會受它迷惑而失去自己的判斷能力。
莫裏老人認為這是美國教育文化的主要弊病。我想在這一點上我們中國人沒有理由沾沾自喜，覺得弊病比他們輕。在過去經濟不景氣的時代，人們想擁有物質而不可能，在權位和虛名的追逐上也是越多越好，毫不饜足，其後果比物質追求更壞，這是大家都看到了的；等到經濟生活逐步展開，原先的追求並不減退，又快速補上物質的追求，真可以說是變本加厲，這也是大家都看到了的。
莫裏老人想唿籲人們阻斷這種全球性的文化灌輸，從誤導的慣性裏走出來。
他認為躲避這種文化灌輸不是辦法，實際上也躲不開。躲不開還在躲，那就是虛偽。
唯一的辦法是不要相信原有文化，為建立自己的文化而努力。
莫裏老人很溫和，不想成為破舊立新的闖將。他說，在文化的一般性生活準則上，我們仍然可以遵循，例如人類早已建立的交通規則、文明約定，沒必要去突破；但對於真正的大問題，例如疏離盲目的物質追逐、確立對社會的責任和對他人的關愛等等，必須自己拿主意，自己作判斷，不允許任何能言善辯的旁人和從者如雲的誘惑，來代替自己的選擇，簡言之，不要落入“他人的鬧劇”。
臨終前幾天，他思考了一個人的最低需要和最高需要，發現兩者首尾相銜，他與學生討論，如果他還有一個完全健康的一天，他會做什麽。他想來想去，最滿意的安排是這樣的：早晨起床，進行晨練，吃一頓可口的，有甜麵包卷和茶的早餐。然後去遊泳，請朋友們共進午餐，我一次隻請一兩個，於是我們可以談他們的家庭，談他們的問題，談彼此的友情。
然後我會去公園散步，看看自然的色彩，看看美麗小鳥，盡情地享受久違的大自然。
晚上，我們一起去飯店享用上好的意大利麵食，也可能是鴨子——我喜歡吃鴨子——剩下的時間就用來跳舞。我會跟所有的人跳，直到跳得精疲力竭。然後迴家，美美地睡上一個好覺 。
學生聽了很驚訝，連忙問：“就這些？”老人迴答：“就這些。”不可能再有的換頁一天，夢幻中的二十四小時，居然不是與意大利總統共進午餐，或去海邊享受奇異和奢侈！但再一想，學生明白了：這裏有一切問題的答案。
如果就個人真正需要而言，一切確實不會大多，甜麵包卷和茶，最多是喜歡吃鴨子，如此而已。意大利總統的午餐，奇異和奢侈，全是個人實際需要之外的事。於是，在無情地破除一係列自我異化的物態追求之後，自私因無聊而受到嘲弄；真正的自我在剝除虛妄後變得既本真又空靈，自我與他人的關係，與社會的關係放到了人生追尋的中心。在莫裏看來，隻要明白了什麽是真實的需要，就會走向關愛和奉獻，他在最後的課程中一遍遍重申：
人生最重要的是學會如何施愛於人，並去接受愛。
愛是唯一的理性行為。
相愛，或者死亡。
沒有了愛，我們便成了折斷翅膀的小鳥。
莫裏老人對愛的唿喚，總是強調社會的針對性：
在這個社會，人與人之間產生一種愛的關係是十分重要的，因為我們文化中的很大一部分並沒有給予你這種東西。
要有同情心，要有責任感。隻要我們學會了這兩點，這個世界就會美好得多。
給予他們你應該給予的東西。
把自己奉獻給愛，把自己奉獻給社區，把自己奉獻給能給予你目標和意義的創造。
我忍不住摘錄了莫裏老人的這麽多話，我想人們如果聯想到這些話字字句句出自一個靠著重力敲打才能唿吸的老人的口，一定也會同樣珍惜。他的這些話是說給學生米奇聽的，米奇低頭在本子上記錄，目的是為了不讓老人看到自己的眼睛。米奇的眼神一定有點慌亂，因為他畢業後狠命追求的東西正是老人宣布要擯棄的，而老人在努力唿籲的東西，自己卻一直漠然。老人發現了學生的神情，因此講課變成了勸告：
米奇，如果你想對社會的上層炫耀自己，那就打消這個念頭，他們照樣看不起你，如果你想對社會底層炫耀自己，也請打消這個念頭，他們隻會忌妒你。身份和地位往往使你無所適從，唯有一顆坦誠的心方能使你悠悠然地麵對整個社會。
說到這裏，他停頓了，看了學生一眼，問：“我就要死了，是嗎？”學生點頭，他又問：“那我為什麽還要去關心別人呢？難道我自己沒在受罪？”
這是一個最尖銳的問題。莫裏老人自己迴答道：
我當然在受罪。但給予他人，能使我感到自己還活著。汽車和房子不能給你這種感覺，鏡子裏照出的模樣也不能給你這種感覺，隻有當我奉獻出了時間，當我使那些悲傷的人重又露出笑顏，我才感到我仍像以前一樣健康。
這樣，他就道出了生命的本質意義，在我看來，這就是莫裏老人最後課程的主旨。
因此，學生懂了：老人的健康心態不僅僅是心理調節的結果，他有一種更大的胸懷。床邊的人在為他的病痛難過，他卻因此想到了世界上比自己更痛苦的人，結果全部自身煎熬都轉化成了關愛；學生不止一次發現，原來為了分散他的病痛而讓他看新聞，而他卻突然扭過頭去，為新聞中半個地球之外的人在悄悄流淚。
四老人的這種胸懷，是宣講性的，又是建設性的，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還在建設。因此，請原諒他把最後的課程延宕到如此危急的時分，他的有些感受，是剛換頁剛才獲得的。譬如他此刻又流淚了，是為自己沒有原諒一位老友而後悔。老友曾讓自己傷心，但現在他死了，死前曾多次要求和解，均遭自己拒絕。現在莫裏一迴想，無聲地哭泣起來，淚水流過麵頰，淌到了嘴唇，但他立即又意識到，應該原諒別人，也應該原諒自己，至少在今天，不能讓自己在後悔中不可自拔。人生，應該沉得進去，拔得出來。
這是一種身心的自我洗滌，洗去一切原先自認為合理卻不符合關愛他人，奉獻社會的大原則的各種汙濁，哪怕這種汙濁隱藏在最後一道人生縫隙裏。他把：
己當作了課堂上的標本，邊洗滌、邊解剖、邊講解，最後的感受就是最後一課，作為教師，他明白放棄最後一課意味著什麽。
由此想到天下一切教師，他們在專業教育上的最後一課都有案可查，而在人生課程上，最後一課一定也會推延到彌留之際，可惜那時他找不到學生了，縹緲的教室空無一人，最重要的話語還沒有吐出，就聽到了下課鈴聲。
畢竟莫裏厲害，他不相信一個教師張羅不出一個課堂，哪怕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時分。果然他張羅起來了，允許電視鏡頭拍下自己的衰容，然後終於招來學生，最後，他知道，這門課程的聽講者將會遍布各地。既能在任何時候準備講課內容，又能在任何情況下設計講課環境，這才是真正合格的教師，瘦小的莫裏當之無愧。
一天，他對米奇說，他已經擬定自己墓碑的碑文。碑文是：“一個終身的教師。”
十分收斂，又毫不謙虛。他以最後的課程，表明了這一頭銜的重量。
現在，他己在這個碑文下休息，卻把課堂留下了。課堂越變越大，眼看已經延伸到我們中國來了。我寫這篇文章，是站在課堂門口，先向中國的聽課者們招唿幾聲。課，每人自己慢慢去聽。
正要擱筆，腦海中怎麽也揮不去遠方老人的身影。他在調皮地眨眼，說“我早就知道你想打我”，說“千萬別把我燒過了頭”……那麽，我們真的不要在另一個意義上把他“燒過了頭”，即便大家都接受了他的課程。是的，他隻是一位普通的教師，講了一輩子課，最後一課有關人生。
一九九八年十月，成都府南河畔必修課程我的老教授一生中的最後一門課每星期上一次，授課的地點在他家裏，就在書房的窗前，他在那兒可以看到淡紅色樹葉從一棵小木槿上掉落下來。課在每個星期二上，吃了早餐後就開始。課的內容是討論生活的意義，是用他的親身經曆來教授的。
不打分數，也沒有成績，但每星期都有口試。你得準備口答問題，還得準備提出問題。你還要不時幹一些體力活，比如把教授的頭在枕頭上挪動一下，或者把眼鏡架到他的鼻梁上。跟他吻別能得到附加的學分。
課堂上不需要書本，但討論的題目很多，涉及到愛情，工作，社會，年齡，原諒，以及死亡。最後一節課很簡短，隻有幾句話。
畢業典禮由葬禮替代了。
雖然沒有課程終結考試，但你必須就所學的內容寫出一篇長長的論文。這篇論文就在這裏呈交。
我的老教授一生中的最後一門課隻有一個學生。我就是那個學生。
那是1979年的春末，一個炎熱的星期六下午。我們幾百個學生並排坐在校園大草坪的木折椅上。我們穿著藍色的畢業禮服，不耐煩地聽著冗長的講話。當儀式結束時，我們把帽子拋向空中：馬薩諸塞州沃爾瑟姆市布蘭代斯大學的畢業換頁班終於學成畢業了。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這標誌著孩提時代的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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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我找到了莫裏·施瓦茨，我最喜歡的教授，並把他介紹給了我的父母，他個子矮小，走起路來也弱不禁風似的，好像一陣大風隨時都會把他拂入雲端。
穿著長袍的他看上去像是《聖經》裏的先知，又像是聖誕夜的精靈。他有一雙炯炯有神的藍眼睛，日見稀少的白發覆在前額上，大耳朵，鷹勾鼻，還長著兩撮灰白的眉毛。盡管他的牙齒長得參差不齊，下麵一排還向裏凹陷——好像挨過別人的拳頭似的——可他笑的時候仍是那麽的毫無遮攔，仿佛聽到的是世界上最大的笑話。
他告訴我父母我在他的課上的表現。他對他們說，“你們有一個不同尋常的兒子。”我有些害羞，低下頭望著自己的腳。告別時，我遞給教授一件禮物：一隻正麵印有他名字首字母的皮包。那是前一天我在一個購物中心買的，我不想忘了他。也許我是不想讓他忘了我。
米奇，你是最優秀的，“他欣賞著皮包說。然後他擁抱了我。我感覺到他摟在我背上的細細的臂膀。我個子比他高，當他抱住我時，我感到很不自在，感到自己大了許多，似乎我是家長，他是孩子。
他問我會不會和他保持聯係。我毫不遲疑地迴答說，”當然會。“他往後退去時，我看見他哭了。
課程大綱他的死亡判決是在1994年的夏天下達的。迴想起來，莫裏很早就預感到了這一兇兆。他是在終止跳舞的那一天預感到的。
我的老教授一直是個舞迷。音樂對他來說無關緊要，搖滾樂，爵士樂，布魯斯。他就是喜歡跳。他會閉上眼睛，悠然自得地按著自己的節奏移動腳步。他的舞姿並非總是那麽優美。但他不用擔心舞伴。他自己一個人跳。
他每個星期三的晚上都要去哈佛廣場的那個教堂，為的是那場”免費舞會“。
那裏有閃爍的燈光和大音量的喇叭，莫裏擠在大部分是學生的人群中，穿一件白色的t恤和黑色運動褲，脖子上圍一條毛巾，不管奏的是什麽樂曲，他都能跟上節拍跳。他能和著吉米·亨德裏克斯的歌曲跳林迪舞1。他扭動、旋轉著身體，像吃了興奮劑的指揮那樣揮動著手臂，直到背中心留下汗來。那裏沒人知道他是一個著名的社會學博士，是一位有著多年教學經驗、著有多部學術專著的教授。
他們都以為他是一個老瘋子。
1源於哈萊姆區的一種黑人舞蹈，流行於三十和四十年代。
有一次，他帶去一盤探戈的音帶讓他們在擴音器裏放，然後他獨占了舞池，像一個狂熱的拉丁舞迷扭開了。表演一結束，掌聲四起。他似乎能永遠這麽天真活潑下去。
但後來跳舞終止了。
他六十幾歲時得了哮喘，唿吸器官出了問題。有一次，當他沿著查爾斯河散步時，一陣涼風使他嗆得幾乎窒息。人們趕緊把他送進醫院，注射了腎上腺素。
幾年後，他走路也變得困難起來。在一次朋友的生日聚會上，他無緣無故地跌倒了。另一個晚上，他從劇院的台階上摔下來，把周圍的人群嚇了一跳。
別圍住他，讓他唿吸新鮮空氣，”有人喊道。
他那時已經七十多了，因此人們一邊小聲議論著“老了”，一邊把他扶了起來。
換頁但對自己的身體比誰都敏感的莫裏知道有地方不對勁。這不僅是年齡的問題。他一直感到乏力。晚上睡眠也成了問題。他夢見自己死了。
他開始去醫院，找了不少大夫。他們檢查了他的血液，檢查了他的尿液，還給他做了腸鏡。最後，當什麽都沒有檢查出來時，有一個醫生要他做肌肉活組織檢查，從他的腿肚子上割下了一塊活組織。反饋迴來的實驗室的報告懷疑他有神經方麵的疾病，於是莫裏又進醫院作了一係列的檢查。其中有一項檢查是讓他坐在一張特殊的椅子上，醫生用電流震擊他——類似坐電椅——然後觀察他的神經反應。
我們需要作進一步的核對，“醫生看著他的試驗結果說。
為什麽？”莫裏問。“是什麽病？”
我們還無法肯定。你的節奏很慢。“節奏慢？那是什麽意思？
最後，在1994年8月的一個異常悶熱的日子，莫裏和他妻子夏洛特去了神經科醫生的診所，醫生讓他們坐下，然後宣布了病情：莫裏得了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als），即盧·格裏克氏症2。這是一種兇險、無情的神經係統疾病。
2盧·格裏克是美國棒球運動員，患此症病故。後此疾病以他的名字命名。
沒有治療的方法。
我是怎麽得病的？”莫裏問。
沒人知道。
是不治之症？“是的。
那麽我快死了？”
是的，你快死了，醫生說。非常遺憾。
他同莫裏和夏洛特坐了將近兩小時，耐心地迴答他們的問題。當他們離去時，他給了他們一些有關als的資料：幾本小冊子，似乎他們是在開銀行帳戶。外麵陽光朗照，人們忙著各自的事情。一位婦女急匆匆地往停車收費機裏投錢，另一個拎著食品雜貨走過。夏洛特的腦海裏翻騰著無數個念頭：我們還剩多少時間？
我們該如何應付？我們該怎麽支付這筆醫藥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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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教授則為他周圍的正常生活節奏而感到震驚。難道世界仍是那麽的無動於衷？難道沒人知道我的厄運？
然而地球並沒有停轉，它絲毫也沒在意。當莫裏無力地拉開車門時，他覺得自己好像掉入了一個深穴。
現在該怎麽辦？“他尋思著。
就在他尋找答案時，疾病卻日複一日、周複一周地侵蝕著他。一天早晨，他把車子從車庫裏倒出來，因踩不住刹車而隻好熄掉了引擎。從此他便告別了駕駛。
他經常絆倒，於是他買了根拐杖。從此他便告別了正常的行走。
他仍定期去青年會遊泳，但發現自己換衣服有了困難，於是他雇了個家庭護理工——一位名叫托尼的神學係學生——他幫莫裏進出水池，幫他更換衣服。更衣室裏，人們 裝著不去注視他。但他們還是看到了。從此他便告別了自己的隱私 。
1994年的秋天，莫裏去坐落在山坡上的布蘭代斯校園上他最後的一堂課。當然，他完全可以不去上的。學校方麵能夠理解。何必要在眾人麵前受折磨？呆在家裏。安排好自己的事情。但莫裏沒有想到要放棄。
他步履不穩地走進教室，走進他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家。由於拿著拐杖，他手換頁腳不利索地來到座位旁。他終於坐了下去，從鼻梁上取下眼鏡，望著一張張在一片死寂中注視著他的年輕的臉。
我的朋友們，我想你們來這兒是為了上社會心理課的。這門課我已經教了二十年，這是我第一次想說，修這門課有點冒風險，因為我得了絕症。我也許活不到這個學期的結束。
如果你們覺得這是個麻煩而想放棄這門課，我完全能夠理解，”
他笑了。
從此他的病便不再是秘密。
als就如同一支點燃的蠟燭，它不斷融化你的神經，使你的軀體變成一堆蠟。
通常它從腿部開始，然後慢慢向上發展。等你不能控製大腿肌肉時，你就無法再站立起來。等你控製不了軀幹的肌肉時，你便無法坐直。最後，如果你還活著的話，你隻能通過插在喉部的一根管子唿吸，而你清醒的神誌則被禁錮在一個軟殼內。或許你還能眨眨眼睛，動動舌頭，就像科幻電影裏那個被冰凍在自己肉體內的怪物一樣。這段時間不會超過五年。
醫生估計莫裏還有兩年的時間。
莫裏知道還要短。
但我的老教授卻作出了一個重大的決定，這個決定是在他頭頂懸著利劍、走出診所的那天就想到的。我就這樣枯竭下去直到消亡？還是不虛度剩下的時光？
他問自己。
他不甘枯竭而死。他將勇敢地去麵對死亡。
他要把死亡作為他最後的一門課程，作為他生活的主要課題。既然每個人都有一死，他為何不能死有所值呢？他可以讓別人去研究。他可以成為一本人的教科書。研究我緩慢而耐心的死亡過程。觀察在我身上發生的一切。從我這兒學到點什麽。
莫裏將走過最後那座連接生與死的橋梁，並詮釋出這段旅程。
秋季學期過得很快。藥的劑量又增加了。理療已經成了日常的例行公事，護士去他家中幫助他活動日見萎縮的大腿，使它的肌肉能保持活力，他們像從井中抽水那樣上下屈展著他的腿。按摩師每星期來一次，舒緩他不時感到的肌肉僵硬。
他還請了默念師，在其指導下閉上眼睛，集中意念，直到他的世界漸漸化成一口氣，吸進吐出，吸進吐出。
一天，他拄著拐杖走上了人行道，然後摔倒在馬路上。拐杖換成了學步車。
他的身體越來越虛弱，來去衛生間也使他不堪重負了。於是，莫裏開始用一隻大口瓶小便。他小便時還得扶住自己，這就意味著必須有人替他拿瓶子。
我們大多數人會因此而感到難堪，尤其是到了莫裏這樣的年齡。但莫裏卻和我們不同。當熟悉的同事們來看望他時，他會對他們說，“聽著，我要尿尿了。
你能替我拿著瓶子嗎？你行嗎？”
通常他們都能這麽做，連他們自己也感到驚訝。
事實上，他接待了越來越多的來訪者。他和一些討論小組的成員一起討論死亡，討論死亡的真正含義，討論各個社會階層是怎樣由於對它的無知而懼怕它。
他對他的朋友們說，如果他們真的想幫助他，那就不要光是同情，而是多來看望他，給他打電話，讓他分享他們遇到的難題——就像他一直做的那樣，莫裏是個出色的聽眾。
盡管有那麽多那麽多的變化，但他的聲音仍是那麽有力，那麽吸引人，他的腦子仍在活躍地思維。他要證明一件事：來日無多和毫無價值不是同義詞。
換頁新年乍來即去。雖然莫裏對誰都沒說，可他知道1995年將是他生命中的最後一年。他現在已經用上了輪椅，他在爭取時間對所有他愛的人說他想說的話。當布蘭代斯大學的一位同事因心髒病突然去世時，莫裏去參加了他的葬禮。迴來後他顯得很沮喪。
太可惜了，“他說。”他們在葬禮上說得那麽好，可艾文再也聽不到了。“莫裏有了個念頭。他打了幾個電話，選好了日子。在一個寒冷的星期天下午，他的家人和幾個好友在家裏為他舉行了”活人葬禮“。每個人向我的老教授致了悼詞。有的哭。有的笑。有位女士念了一首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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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親愛的表哥……你那顆永不顯老的心隨著時光的流逝，將變成一棵稚嫩的紅杉……”
莫裏隨著他們又哭又笑。所有情真意切的話語都在那天說了。他這場“活人葬禮”取得了非凡的效果。
隻是莫裏並沒有死。
事實上，他生命中最不尋常的一頁即將掀開。
學生現在，我必須交代一下自從那個夏日我最後一次擁抱了我那位可親、睿智的教授。並答應和他保持聯係後我所發生的變化。
我沒有和他聯係。
事實上，我同學校的大部分人都失去了聯係，包括我的酒友和第一個和我早晨一起醒來的女朋友。畢業後的幾年把我磨煉成了另一個人，他身上再也沒有那個當年離開校園準備去紐約向全世界貢獻才智的年輕人的影子了。
我發現，這個世界並不那麽吸引人。我渾渾噩噩地打發著二十剛出頭的那幾年：付房租，看廣告，尋思著生活為何不向我開綠燈。我的夢想是成為一個大音樂家（我那時在彈鋼琴），但幾年昏暗、空虛的夜總會生活，從不兌現的允諾，不斷拆散的樂隊以及除了我對誰都感興趣的製作人，終於使我的夢想變了味。我第一次在生活中成了失敗者。
與此同時，我第一次真正見到了死亡。我最親近的舅舅，我母親的弟弟，那個為我取名、教我音樂、教我駕駛，和我開姑娘的玩笑，和我玩足球的人——那個在我眼裏仍是個孩子，也是我長大後要學習的楷模——在他四十四歲那年死於了胰腺癌。他是個矮小、漂亮的男人，長著濃濃的胡子。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我一直陪伴著他，我住在他樓下的一間公寓裏。我看著他強壯的身體一天天瘦削下去，然後又開始浮腫，看著他整夜整夜地受罪：身體趴在餐桌上，手按著肚子、閉著眼睛，嘴巴痛得都變了形。“嗷——上帝，”他常常呻吟不止，“嗷——那穌！”
其餘的人——我舅媽，他兩個年少的兒子，以及我——則站在一旁，默默地收拾著盤子，眼睛躲避著這痛苦的場麵。
這是我一生中感到最無能為力的時刻。
一天晚上，那是在五月，舅舅和我坐在他寓所的陽台上。天氣很暖和，微風習習。他望著遠處，從牙縫裏硬擠出幾句話來，他說他看不到他的兒子讀下一個換頁學期了，問我能不能照顧好他們。我讓他別這麽說。他哀傷地望著我。
幾個星期後他去世了。
葬禮之後，我的生活改變了。我感覺到時間突然變得寶貴起來，年華似水，而我卻追趕不上。我不再去空著一半座位的俱樂部彈琴，不再呆在屋子裏寫那些沒人要聽的歌。我又迴到了學校，讀完了新聞專業的碩士學位，並找到了一份體育記者的工作。我不再追求自己的名望，轉而開始寫那些渴望成名的運動員。我給報紙和雜誌專欄撰稿。我夜以繼日、沒有節製地工作著。我早上醒來後，刷完牙便穿著睡衣坐到了打字機前。我舅舅過去在一家公司工作，他後來十分怨恨這份工作——天天老一套——於是我發誓不要有他那樣的結局。
我從紐約又跳槽到佛羅裏達，最後在底特律找了一份工作，當《底特律自由報》的專欄作家。這個城市對體育有著瘋狂的需求——它有職業的橄欖球隊。籃球隊。棒球隊和冰球隊——這給我雄心勃勃的理想提供了機會。幾年後，我除了撰寫體育報道評論外，還開始寫體育方麵的專著，製作廣播節目，經常在電視上拋頭露麵，對暴富的橄欖球明星和好矯飾的大學體育活動評頭論足，我成了淹沒這個國家的傳媒風暴的一部分。人們需要我。
我不再租房，開始買房。我買了一幢山間別墅。我買了汽車。我投資股市並建立了有價證券組合。我就像一輛推到最高擋速的車子運行著，任何事情我都規定了最後日期。我玩命似地鍛煉身子，發瘋似地開著汽車。我賺的錢超過了我的期望值。我遇上了一位名叫詹寧的黑發姑娘，她很愛我，不嫌棄我毫無時間規律的工作。經過七年的戀愛我們結了婚。婚後一個星期我便迴到了工作堆裏。我對她說——也是對自己說——我們會生兒育女成立一個家庭的，這是她渴望的事情。可那一天卻遙遙無期。
相反，我仍熱衷於工作上的成就，因為隻有成就感能使我相信我在主宰自己，我可以在末日到來之前享受到每一份最後的快樂。我認為舅舅的厄運也將是我命中注定的結局。
至於莫裏？是的，我時常會想起他，想起他教我如何“做人”，如何“與人相處”。但這一切總顯得有些遙遠，似乎來自另一種生活。這幾年裏，凡是從布蘭代斯大學寄來的郵件都被我扔進了廢紙簍，我認為它們無非是來募捐的。因此我毫不知曉莫裏得病的情況。那些能告訴我的人早已被我遺忘了，他們的電話號碼早已束之高閣，埋在了頂樓小屋的某個盒子裏，要不是那天晚上我隨手調換電視頻道時偶爾聽見了那幾句話，我的生活仍會這樣繼續下去。
視聽教學1995年的3月，一輛小客車帶著美國廣播公司“夜線”電視節目的主持人特德·科佩爾駛到了馬薩諸塞州西紐頓的莫裏家外麵覆蓋著積雪的路緣上。
莫裏現在整天坐著輪椅，他已經習慣了讓助手把他像沙袋一樣從輪椅上搬到床上，從床上搬到椅子上。他吃東西的時候也會咳嗽，嚼咽食物成了件困難的事。
他的兩腿已經死了，再也無法行走。
然而，他不想因此而沮喪。相反，他的思維比以前更加活躍。他把自己的思想隨手寫在黃泊紙簿、信封、文件夾或廢紙上。他片言隻語地寫下了自己對在死亡的陰影下對生活的思考：“接受你所能接受和你所不能接受的現實”；“承認過換頁去，不要否認它或拋棄它”；“學會原諒自己和原諒別人”；“生活中永遠別說太遲了”。
沒多久，他有了五十多條這樣的“格言”。他常常和朋友們談論起它們。布蘭代斯大學一位名叫毛裏·斯但因的教授深深地被這些話語所感動，於是就把它們寄給了《波士頓環球》雜誌的一名記者，後者寫了一篇長長的報道，標題是：
教授的最後一門課：他的死亡這篇文章被“夜線”節目的製作人看到了，他把它送到了在華盛頓的科佩爾手裏。
讀讀這篇東西，“製作人對他說。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便是：攝製人員來到了莫裏的起居室，科佩爾的小客車停在了莫裏家的門口。
莫裏的幾個朋友和家人一起等著見科佩爾，當這位大名鼎鼎的主持人一走進屋子，他們都興奮地騷動起來——隻有莫裏是例外，他坐著輪椅上前，揚起眉毛，用他尖細、富有音調的話語聲打斷了眼前的喧鬧。
特德，在我同意進行這次采訪之前，我得對你作些考查。”
一陣令人尷尬的沉寂之後，兩個人進了莫裏的書房。
我說，“門外有一個朋友說，”希望特德不會使莫裏太難堪。“我希望莫裏別使特德太難堪，”另一個說。
書房裏，莫裏示意科佩爾坐下。他兩手交叉著擱在腿上，對科佩爾笑笑。
你最關心的是什麽？“莫裏問。
最關心的？”
科佩爾端詳著眼前這位老人。“好吧，”他謹慎他說，他談起了他的孩子，他們是他最關心的，不是嗎？
很好，“莫裏說。”現在談談你的信仰。“科佩爾覺得有些不自在。”通常我不跟一個隻相見了幾分鍾的人談論這種話題。“特德，我快要死了，”莫裏從眼鏡的後麵盯著對方說。“我沒有多少時間了。”
科佩爾笑了。好吧，信仰。他引用了一段對他很有影響的馬可·奧勒利烏斯的話。
莫裏點點頭。
現在讓我來問你幾個問題，“科佩爾說，”你看過我的節目嗎？“莫裏聳聳肩。”大概看過兩次。“就兩次？”
別感到不好受。‘奧普拉’我也隻看過一次。“唔，那兩次你看了我的節目，有什麽感想？”
莫裏有些遲疑。“說真話？”
是的。“我覺得你是個自戀狂。”
科佩爾哈哈大笑。
我這麽醜還配自戀？“他說。
不一會，攝像機在客廳的壁爐前轉動起來，科佩爾身穿那件挺括的藍西裝，莫裏則還是那件皺巴巴的灰毛衣。他不願為這次采訪而特意換上新衣服或打扮一番。他的哲學是，死亡不應該是一件令人難堪的事；他不願為它塗脂抹粉。
由於莫裏坐在輪椅上，攝像機一直拍不到他那兩條萎縮的腿。加上他的手還換頁能動——莫裏說話時總喜歡揮動雙手——因此他顯得非常有激情地在闡述如何麵對生命的終結。
特德，他說，”當這一切發生後，我問自己，‘我是像大多數人那樣退出生活 舞台呢，還是繼續生活下去？’我決定活下去——至少盡力去那麽做——像我希望的那 樣活下去，帶著尊嚴、勇氣、幽默和平靜。
有時早上醒來我會暗自流淚，哀歎自己的不幸。我也有怨天怨地、痛苦不堪的時候。但這種心情不會持續很久。我起床後便對自己說，‘我要活下去……
眼下，我已經能應付了。可我能繼續應付下去嗎？我不知道。但我願意為自己押這個寶。“科佩爾看來完全被莫裏吸引住了。他問及由死亡引起的羞怯感。
嗯，弗雷德，”莫裏意外地叫錯了名字，他很快糾正了自己。“我是說特德……”
這句話引出了羞怯感，“科佩爾大笑著說。
兩人還談到了來世，談到了莫裏對別人越來越多的依賴性。他現在吃、坐、移動都需要有人幫助。科佩爾問莫裏，麵對這種不知不覺在加劇的衰亡，他最怕的是什麽。
莫裏遲疑了片刻。他問能不能在電視上談論這種事。
科佩爾說沒關係。
莫裏直視著這位美國最著名的采訪記者的眼睛。”那好吧，特德，用不了多久，有人就得替我擦屁股。“這個節目在星期五的晚上播出了。節目開始時，特德·科佩爾在他華盛頓的工作台後麵用他富有魅力的語調說：”誰是莫裏·施瓦茨？為什麽你們這麽多人今晚要去關心他？“幾千英裏之外，在我山上的那幢住宅裏，我正隨意地調換著電視的頻道。我聽見了那句話——”誰是莫裏·施瓦茨？“——我一下子愣住了。
那是在1976年的春天，我第一次上他的課。我走進莫裏那間大辦公室，注意到沿牆而立的一排排書架。書架上疊放著有關社會學、哲學，宗教和心理學的書籍，看上去無以計數，硬木地板上鋪著一塊大地毯，窗戶對著校園的林蔭道。課堂上隻有十來個學生，正忙著翻筆記本和教學提綱。他們中大多數人穿著牛仔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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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鞋1和格子襯衫。我暗自說，這麽個小班要逃課可沒那麽容易。也許我不該選這門課。
1一種前掌比後掌厚、穿看舒適的方頭鞋。
米切爾？”莫裏看著點名冊說。
我舉起了手。
喜歡稱你米奇？還是米切爾？“從來沒有一個老師這麽問過。我不禁再次打量起了這個穿著黃色高領衫、綠色燈芯絨褲，白發覆蓋到前額的老頭。他在微笑。
米奇，我說。朋友們都叫我米奇。
那好，就叫你米奇了，”莫裏說，像是跟人成交了，“嗯，米奇？”
什麽？
我希望有一天你會把我當成你的朋友。“入校換頁當我那輛租來的車子拐上莫裏在波士頓一個僻靜的郊區西紐頓的那條街時，我手裏握著一杯咖啡，肩膀和耳朵間夾著一隻手機。我正在跟一個電視製片人談一個節目。我的眼睛在數字鍾一離我返迴的班機時間還有幾個小時——和樹木成行的街道上那些郵箱號碼之間跳來跳去。車上的收音機打開著，那是新聞台。這就是我的生活節奏，一心可以五用。
把帶子倒迴去，”我對製片人說，“讓我把那部分再聽一遍。”
好的，“他說，”稍等片刻。“突然，那幢房子躍入了我的眼簾。我踩下刹車，咖啡晃出了杯子。車停下後，我瞥見了車道上的那棵日本大槭樹和它旁邊坐著的三個人。坐在兩邊的是一個年輕人和一個中年婦女，中間是一個坐在輪椅上的老人。
莫裏————－看見我的老教授，我驚呆了。
喂廣製片人的聲音在我耳邊響了起來。”你還在聽嗎？……“我有十六年沒有見到他。他的頭發更稀了，幾近花白，形容枯槁。我突然感到我還沒有準備好重逢——至少，我眼下還得先應付完這個電話——我希望他並沒有注意到我的到來，這樣，我就可以再駛過幾個街區，辦完我的公事，做好心理準備。但莫裏，這位我曾經是那麽熟悉但現在又是那麽陌生、那麽憔悴的老人，此時正對著車子在微笑。他兩手交叉著放在腿上，等待著我從車子裏出現。
喂，”製片人又在喊。“你在聽嗎？”
為了我們多年的相處，為了莫裏曾經給予我的那份體貼和耐心，我應該丟掉電話，跳出車子去擁抱他，去吻他。
但我沒那麽做。我關掉了引擎，蹲伏下身子似乎在找東西。
是的，我在聽，“我壓低嗓門繼續同製片人在交談，直到把事情談妥。
我做了我最擅長的事情。我仍在關心我的工作，盡管來日無多的老教授在他門前草坪等著我。我並不引以為自豪，但這正是我所做的。
五分鍾後，莫裏擁抱了我，他稀鬆的頭發擦過我的臉頰。我告訴他剛才我在找鑰匙，所以在車裏呆了那麽久。我更用力地抱住他，似乎想擠碎我的小謊言。
雖然春天的陽光暖融融的，他卻穿著一件風衣，腿上還蓋著毯子。他嘴裏發出一股淡淡的酸味，那是正在服藥的人常有的一種氣味。由於他的臉湊得離我很近，我能聽見他吃力的唿吸聲。
我的老朋友，”他輕聲說，“你終於迴來了。”
他倚著我搖晃著身子，始終沒和我分開。當我俯下身去時，他的手抓住了我的肘部。相隔了這麽多年他居然能保持著這份感情，我感到十分驚訝。但再一想。
正由於我在我的過去和現在之間建立起了一堵石牆，所以我會忘記我們曾有過的親密，我記起了畢業的那天，記起了那隻皮包和我離開時他的淚花。但我沒有流露出來，因為我在內心深處已經意識到，我不再是那個他記憶中的贈送他禮物的好學生了。
我所希望的是，我能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裏蒙住他的眼睛。
進屋後，我們坐在一張胡桃木的餐桌旁，靠近一扇能望見鄰居宅院的窗戶。
莫裏在輪椅上不停地動，想使自己坐舒服些。他想請我吃點什麽，這是他的習慣，我說好的。助手中有一位名叫康尼、長得很結實的意大利女人端上了切好的麵包。
土豆，以及放有雞肉色拉。鷹嘴豆泥和小麥色拉的盤子。
她還拿來了藥片。莫裏朝它們看看，歎了口氣。他的眼睛凹陷得比我想象中的還要深，顴骨也突得更出了。這使他顯得更蒼老——隻有他笑的時候，那鬆垂換頁的臉頰才像帷幕一樣收攏起來。
米奇，“他輕聲說，”你知道我離死期不遠了。“我知道。
那好，”莫裏吞下了藥片，放下紙杯，深深地吸了口氣，再慢慢地唿出來。
“要我告訴你是怎麽迴事嗎？”
怎麽迴事？死亡是怎麽迴事？“是的，”他說。
雖然我還沒有意識到，但我們的最後一堂課開始了。
那是我大學的第一年。莫裏的年齡比大部分教師大，而我卻比大多數學生小，因為我提前一年就高中畢業了。為了在校園裏不顯得稚嫩，我身著舊的灰色無領長袖衫，常去當地的體育館打拳，走路時還叼上一支沒有點燃的煙，盡管我不會吸煙。我開的是一輛水星牌的破車，震耳的音樂聲從沒有搖上的車窗裏傳出來。
我竭力表現出粗野的個性——然而，莫裏的和藹吸引了我，而且，也正因為他沒有把我看成是一個未經世故的孩子，於是我釋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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