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足球時，史密特先生立即呈現出另一種狀態。當我問他會不會到慕尼黑看世界盃開幕式時，他不假思索地說：“不、不、不，弄不到票，隻能在家看電視。”這對於許多中國人來說也許是難以想像的，堂堂一市之長去看在他們本國舉行的世界盃的願望都難以實現，可以想見在德國官員的權力所受到的約束。
而史密特先生絲毫沒有覺得在來自異國的記者麵前表示弄不到球票會難堪，他愉快地告訴我，他會和朋友、太太一塊兒找個酒吧看比賽。他說那樣的感覺更好。我問他，作為市長在酒吧裏看球賽有沒有什麽不方便的地方，他聳聳肩膀攤開手說：“沒有、沒有，這時候沒有市長，大家都是球迷。這個城市的每個人都認識我，我是他們每個人投票選出來的，我是他們的好鄰居。”
就在這時，我們的採訪被門鈴聲打斷了。幾分鍾後史密特先生向我們表示歉意，他說鄰居家的貓鑽進了一間沒有人的房子，出不來了，鄰居來向市長家求助。這個插曲似乎是在以最快的方式向我們證實他幾分鍾前所說的話—“我是他們每個人投票選出來的，我是他們的好鄰居。”
十幾分鍾後，市長夫人從鄰居家救貓歸來，我們的採訪也結束了。市長夫人熱情地邀請我們一起品嚐她家裏的中國茉莉花茶和她親手烤的蛋糕。這次採訪的結束時間我特意安排在了《南京零距離》開始直播的時候，我撥通了“零距離”直播熱線，和曉樂做了一次直播連線。當然，少不了讓史密特市長用我剛剛教會他的一句中國話向大家問好：“《南京零距離》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第三十六章 德國人的性格
德國人的嚴謹是在世界上出了名的。在德國遊歷的幾天裏，我當然感覺到了，不過，除了嚴謹，德國人身上還有更多讓人驚嘆的特質。
1、誌願者阿卡爾
在驅車前往多特蒙德的路上，學德語文學的呂先生和我聊得很投機，提出晚上請我喝酒，而且多年不喝烈性酒的他竟然要和我喝白的。連續的疲勞工作使我欣然同意放鬆一把。在買酒的小店裏我們意外地發現一個年輕人胸前掛著一個印有世界盃標誌的胸牌，呂先生馬上跑過去和他聊了起來。幾分鍾後他興奮地告訴我，這個叫阿卡爾的小夥子是世界盃的誌願服務者，他願意為我們做嚮導。
第二天一早我們如約見到了阿卡爾。他說我們一定要去多特蒙德市火車站廣場看看，那裏有一個專門為世界盃比賽設立的一千二百平方米的超大型電視屏幕。一路交談中我們得知，這個叫沃桑·阿卡爾的小夥子二十四歲，是土耳其人，庫德族的後裔。我一下子想起國際新聞裏那些關於這個民族的不幸消息，不過，這個小夥子很開朗，和大多數穆斯林一樣有濃密的鬍鬚、深邃的目光。
來到多特蒙德火車站廣場，那個讓當地人非常自豪的超大電視牆和震耳欲聾的音樂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他們在廣場上駐足仰望這個龐然大物，這也是我們到德國三天來感受到的最強烈的世界盃氛圍。據當地媒體報導，六月二日德國足協主席貝肯鮑爾先生專程乘直升機來為這個大屏幕揭幕。當天，多特蒙德陰雲密布、山雨欲來，貝肯鮑爾一到竟然雲開霧散、陽光普照，當地媒體驚唿，他們的足球皇帝的光臨果然是天降祥瑞。看來，哪裏的媒體都會八卦。
距火車站廣場不遠是該市最著名的和平廣場，據估算，開幕式當天會有一百萬各地球迷匯集到這裏共襄盛舉，這對於人口不到五十五萬的多特蒙德市而言，其壓力可想而知。其中大批球迷會聚集到這兩個廣場。為了應付那百年不遇的人潮，多特蒙德市做了大量準備。我們在南京也能見到的那種流動公廁就準備了一百五十個，不同的是他們的流動公廁是免費的。走著走著，阿卡爾指著我們腳下說，我們現在踩著的紅地毯也是專門為迎接各地球迷準備的，長達六千米。這讓我有些意外。在我們中國人的禮儀常識中，走紅地毯是最隆重的禮儀之一，走在上麵的人非富即貴，而德國人卻把這種禮遇提供給了全世界不分國籍、不分貧富、不分信仰的所有球迷，很像《沙家浜》裏阿慶嫂的唱詞—來的都是客。
阿卡爾告訴我們，他不僅是一個狂熱的球迷，而且是一個水平很不錯的球員，還兼職做足球裁判，但在世界盃期間，他作為誌願者就看不了比賽了，連電視轉播也要請家裏人錄下來過後再看。我問他為什麽願意這樣做，他說，我們每個人都活不了多少年，過幾十年我們都不在這個世界上了，能參加一次世界盃，能為這樣的大事提供一點兒服務，老了以後迴憶起來會覺得很有意義。他的迴答很像是“土耳其版的雷鋒”。我寫前麵一句話的時候猶豫一下，因為我不知道到底說他是“土耳其版的雷鋒”好，還是說成“德國版的雷鋒”好。他是土耳其人，在德國做生意，卻願意為德國舉辦的世界盃做義工，如果按我們寫勞模報導的方式，多少有些“國際主義”的意思在裏麵，但我想這個年輕人恐怕沒想過這麽多，這就是讓我覺得他更可愛、更能打動我的地方。
採訪結束後，阿卡爾竟主動掏錢請我們喝咖啡，讓我們很不好意思。聊天的時候，他說起了童年記憶裏他們民族遭遇的可怕磨難，氣氛也跟著凝重了起來。對於這樣複雜的國際矛盾，我拿不出像樣的解決辦法，也想不出用什麽樣的話來安慰他，但我想，願意為別人付出並不求迴報的人一定會生活得很快樂，很幸福。
2、小事故後的大見識
在德國西部參訪的一個早上，呂先生一早出門，開車不小心，把車撞到了路沿上一根突起的護欄，車被高高地頂了起來。下車後，我們看到車底嘩嘩地漏著淡綠色的液體。當我們正在想該怎麽辦的時候，每一個路過的司機都停下來，伸出頭大聲問“需要幫助嗎”。一個散步路過的老太太主動幫我們打電話給警察局、消防隊、保險公司分別求助。
這時一個瘦高的中年人路過，停了下來，趴在地上檢查車輛，然後告訴呂先生，破損的不是油箱，是一根排水管，不嚴重，隻要把車抬下來，開到維修點就可以了。可是我們四個人中一位女性，一位老人，把他算上也隻有三個勞動力，實在抬不動這輛旅行車。這時消防車趕到了，下來六七個壯漢，長得跟德國足球隊隊員差不多。我們想這下可好了，可沒想到這些消防隊員看了現場後，搖搖頭都不動手。瘦高的中年人跟消防隊隊員說，他是汽車維修工程師，是專業人士，請他們幫忙把車抬下來就可以了。可消防隊隊員們說，他們的工作程序不是這樣的，必須有保險公司在場，他們才可以工作。瘦高的工程師聽了很生氣，和他們吵了起來，他說：“你們怎麽可以這樣？在別人需要幫助的時候袖手旁觀？你們的程序既愚蠢又死板！”可消防隊隊員執意按原則辦。氣憤的工程師在我們車裏找出千斤頂，自己動手了！就在這時，一輛警車趕到了，下來一男一女兩名警官，了解完情況後要求工程師立刻停止，等待保險公司的人，並告訴他：“你的專業隻能在你的廠裏，在公眾場合必須服從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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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史密特先生絲毫沒有覺得在來自異國的記者麵前表示弄不到球票會難堪，他愉快地告訴我，他會和朋友、太太一塊兒找個酒吧看比賽。他說那樣的感覺更好。我問他，作為市長在酒吧裏看球賽有沒有什麽不方便的地方，他聳聳肩膀攤開手說：“沒有、沒有，這時候沒有市長，大家都是球迷。這個城市的每個人都認識我，我是他們每個人投票選出來的，我是他們的好鄰居。”
就在這時，我們的採訪被門鈴聲打斷了。幾分鍾後史密特先生向我們表示歉意，他說鄰居家的貓鑽進了一間沒有人的房子，出不來了，鄰居來向市長家求助。這個插曲似乎是在以最快的方式向我們證實他幾分鍾前所說的話—“我是他們每個人投票選出來的，我是他們的好鄰居。”
十幾分鍾後，市長夫人從鄰居家救貓歸來，我們的採訪也結束了。市長夫人熱情地邀請我們一起品嚐她家裏的中國茉莉花茶和她親手烤的蛋糕。這次採訪的結束時間我特意安排在了《南京零距離》開始直播的時候，我撥通了“零距離”直播熱線，和曉樂做了一次直播連線。當然，少不了讓史密特市長用我剛剛教會他的一句中國話向大家問好：“《南京零距離》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第三十六章 德國人的性格
德國人的嚴謹是在世界上出了名的。在德國遊歷的幾天裏，我當然感覺到了，不過，除了嚴謹，德國人身上還有更多讓人驚嘆的特質。
1、誌願者阿卡爾
在驅車前往多特蒙德的路上，學德語文學的呂先生和我聊得很投機，提出晚上請我喝酒，而且多年不喝烈性酒的他竟然要和我喝白的。連續的疲勞工作使我欣然同意放鬆一把。在買酒的小店裏我們意外地發現一個年輕人胸前掛著一個印有世界盃標誌的胸牌，呂先生馬上跑過去和他聊了起來。幾分鍾後他興奮地告訴我，這個叫阿卡爾的小夥子是世界盃的誌願服務者，他願意為我們做嚮導。
第二天一早我們如約見到了阿卡爾。他說我們一定要去多特蒙德市火車站廣場看看，那裏有一個專門為世界盃比賽設立的一千二百平方米的超大型電視屏幕。一路交談中我們得知，這個叫沃桑·阿卡爾的小夥子二十四歲，是土耳其人，庫德族的後裔。我一下子想起國際新聞裏那些關於這個民族的不幸消息，不過，這個小夥子很開朗，和大多數穆斯林一樣有濃密的鬍鬚、深邃的目光。
來到多特蒙德火車站廣場，那個讓當地人非常自豪的超大電視牆和震耳欲聾的音樂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他們在廣場上駐足仰望這個龐然大物，這也是我們到德國三天來感受到的最強烈的世界盃氛圍。據當地媒體報導，六月二日德國足協主席貝肯鮑爾先生專程乘直升機來為這個大屏幕揭幕。當天，多特蒙德陰雲密布、山雨欲來，貝肯鮑爾一到竟然雲開霧散、陽光普照，當地媒體驚唿，他們的足球皇帝的光臨果然是天降祥瑞。看來，哪裏的媒體都會八卦。
距火車站廣場不遠是該市最著名的和平廣場，據估算，開幕式當天會有一百萬各地球迷匯集到這裏共襄盛舉，這對於人口不到五十五萬的多特蒙德市而言，其壓力可想而知。其中大批球迷會聚集到這兩個廣場。為了應付那百年不遇的人潮，多特蒙德市做了大量準備。我們在南京也能見到的那種流動公廁就準備了一百五十個，不同的是他們的流動公廁是免費的。走著走著，阿卡爾指著我們腳下說，我們現在踩著的紅地毯也是專門為迎接各地球迷準備的，長達六千米。這讓我有些意外。在我們中國人的禮儀常識中，走紅地毯是最隆重的禮儀之一，走在上麵的人非富即貴，而德國人卻把這種禮遇提供給了全世界不分國籍、不分貧富、不分信仰的所有球迷，很像《沙家浜》裏阿慶嫂的唱詞—來的都是客。
阿卡爾告訴我們，他不僅是一個狂熱的球迷，而且是一個水平很不錯的球員，還兼職做足球裁判，但在世界盃期間，他作為誌願者就看不了比賽了，連電視轉播也要請家裏人錄下來過後再看。我問他為什麽願意這樣做，他說，我們每個人都活不了多少年，過幾十年我們都不在這個世界上了，能參加一次世界盃，能為這樣的大事提供一點兒服務，老了以後迴憶起來會覺得很有意義。他的迴答很像是“土耳其版的雷鋒”。我寫前麵一句話的時候猶豫一下，因為我不知道到底說他是“土耳其版的雷鋒”好，還是說成“德國版的雷鋒”好。他是土耳其人，在德國做生意，卻願意為德國舉辦的世界盃做義工，如果按我們寫勞模報導的方式，多少有些“國際主義”的意思在裏麵，但我想這個年輕人恐怕沒想過這麽多，這就是讓我覺得他更可愛、更能打動我的地方。
採訪結束後，阿卡爾竟主動掏錢請我們喝咖啡，讓我們很不好意思。聊天的時候，他說起了童年記憶裏他們民族遭遇的可怕磨難，氣氛也跟著凝重了起來。對於這樣複雜的國際矛盾，我拿不出像樣的解決辦法，也想不出用什麽樣的話來安慰他，但我想，願意為別人付出並不求迴報的人一定會生活得很快樂，很幸福。
2、小事故後的大見識
在德國西部參訪的一個早上，呂先生一早出門，開車不小心，把車撞到了路沿上一根突起的護欄，車被高高地頂了起來。下車後，我們看到車底嘩嘩地漏著淡綠色的液體。當我們正在想該怎麽辦的時候，每一個路過的司機都停下來，伸出頭大聲問“需要幫助嗎”。一個散步路過的老太太主動幫我們打電話給警察局、消防隊、保險公司分別求助。
這時一個瘦高的中年人路過，停了下來，趴在地上檢查車輛，然後告訴呂先生，破損的不是油箱，是一根排水管，不嚴重，隻要把車抬下來，開到維修點就可以了。可是我們四個人中一位女性，一位老人，把他算上也隻有三個勞動力，實在抬不動這輛旅行車。這時消防車趕到了，下來六七個壯漢，長得跟德國足球隊隊員差不多。我們想這下可好了，可沒想到這些消防隊員看了現場後，搖搖頭都不動手。瘦高的中年人跟消防隊隊員說，他是汽車維修工程師，是專業人士，請他們幫忙把車抬下來就可以了。可消防隊隊員們說，他們的工作程序不是這樣的，必須有保險公司在場，他們才可以工作。瘦高的工程師聽了很生氣，和他們吵了起來，他說：“你們怎麽可以這樣？在別人需要幫助的時候袖手旁觀？你們的程序既愚蠢又死板！”可消防隊隊員執意按原則辦。氣憤的工程師在我們車裏找出千斤頂，自己動手了！就在這時，一輛警車趕到了，下來一男一女兩名警官，了解完情況後要求工程師立刻停止，等待保險公司的人，並告訴他：“你的專業隻能在你的廠裏，在公眾場合必須服從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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