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午飯時間，大家都去食堂了。印刷廠前麵是一個學校，工廠和學校共用一個食堂，從車間到食堂要走幾百米。我第一天上班，初來乍到，什麽都不知道，沒飯盒，也沒飯票。這時一個女工熱情地對我說：“我可以借你飯票，但你沒飯盆，還是別去食堂吃了。出廠門左拐走十分鍾有一家麵館，你可以去那兒吃。”我就照著她指的方向，頂著大雪，深一腳淺一腳地去找飯吃了。
當時我又冷又餓，走了十多分鍾，果真看到了路邊的那個麵館。一大碗熱氣騰騰的麵上來，我三兩口就“吸溜”下去了，連麵湯都喝了個精光，全身總算找迴了一些熱氣。然後我又頂著北風冒著大雪，繼續深一腳淺一腳地迴廠子裏幹活兒。那一路上我不知怎麽就想起了《水滸傳》裏“林衝風雪山神廟”那一章，心裏頗多感觸。而那碗麵的熱量支撐到剛走迴廠裏，似乎也就消耗光了。
一個多月後，廠房的玻璃終於裝好，風不再嗖嗖地往裏颳了，我也已經完全適應了那裏的工作。
2、暫時落腳
從一個閑散人員，到一個印刷工，我覺得還不錯。雖然工種差了點兒，但總算有了個落腳的地方，而且又是在廣電係統的企業，對我而言多少有點兒歸屬感。當時我想，再幹幾年廠子會越來越好，等我資歷老一點兒之後也許可以轉正成為廠裏的正式工。在廠裏，我的文化水平還算比較高的，好好幹些年似乎很有可能混到組長甚至車間主任這樣的級別。
印刷廠的工作自然就是印報紙。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的時候，電視節目報還是很吃香的。很多有點歲數的人應該都還記得一張節目報剛來的時候，一家人圍在一起用紅筆在自己喜歡的電視節目下麵畫槓槓的情形。剛開始印報的時候，印量是從十幾二十萬開始的，慢慢增加到三四十萬、五六十萬，最後到了鼎盛時期印過一百二十多萬份。很多年後，我碰到印廠的老同事，問他現在印多少，對方說：“十幾萬吧。”我開玩笑說：“怎麽這麽少？我一走廠子就不行了嗎？”
當時節目報挺吃香，報紙印量大，我們的機器和人員少，導致我們必須從周二晚上開始一直印到周四早上，連續幹三十多小時，就是俗稱的大夜班，中間每幹八小時休息兩小時，印一次報紙，我要在車間門口的台階上看兩迴日出日落。
印廠車間的噪音非常大，有九十多分貝，巨大的噪音讓人就是麵對麵也得扯著嗓子喊，對方才能聽得清。在這樣的環境裏，我很快悟出了一個道理：為什麽勞動人民嗓門兒大？那是因為勞動人民無論是在廣闊的地裏幹活兒，還是在噪音巨大的工廠裏上班，聲音小了，別人都聽不見。
那時每次印報紙，印刷工們要不停地抽報紙出來查看，看墨重不重、水大不大，而我除此之外，還看新聞。後來廠裏的同事看到我主持的新聞節目裏每天都有讀報環節，就說：這是他在廠裏印報紙落下的病根兒。
3、一同值班的小鄭
平時不印報紙的時候我們就得卸紙、保養機器，中午就在宿舍待著。說起來是宿舍，其實就是類似於現在建築工地上的那種工棚。宿舍在一棟紅磚房子裏，房子上下兩層，一樓住著廣播學校的老師和校工，隻有樓上兩間屬於我們廠的工人。
每間宿舍也就十平方米不到，裏麵還堆滿了印刷輔料。到了冬天，有人會把勞保鞋脫下來，把臭烘烘的鞋墊放在廉價的電熱器上烤，旁邊不到半米的地方就有人捧著飯盆在吃飯，還有人在一邊抽菸—那種烏煙瘴氣的味道恐怕大多數人是受不了的，但我已經很習慣了。
印廠每周日休息一天，但每晚都要有兩個人值夜班，差不多每半個月就輪到我值一次。廠子在郊區，很空曠，夜裏風很大，偏偏值班室還有兩塊玻璃碎了，用報紙糊了起來。值夜班的夜裏，外麵北風唿嘯，風吹在報紙糊的窗戶上，嘩嘩作響，這時總會想起廠房是建在墳地上的這一茬兒，我們不禁渾身起雞皮疙瘩。
我睡的那張行軍床，有一截彈簧壞了，翻身的時候要是不小心，斷了的那一截彈簧就會戳著屁股，加上這床睡過太多人—幹過八小時後輪流休息的人都睡這裏，早已發黴的褥子也沒人洗，總是散發著一股惡臭，所以剛開始我總是很難入睡，後來夜班印報紙時間太長了，累得倒頭就睡，就完全沒有異樣的感受了。
當時廠裏有個小福利，每周印完報紙之後，廠裏會給每個工人分幾遝報紙，具體數字我已經記不清了，好像能賣個十來塊錢。這對於當時我們這些印刷工也算不錯了，畢竟每個月工資才三百多塊錢。拿到這點福利報紙後，大多數職工都不好意思拿出去賣，一般都是在家門口的小店換點兒菸酒之類的，而我這樣的進步青年是把廠裏發的報紙兌給我家門口的報攤，換其他報紙看。唯一例外的人就是和我排在一起值夜班的小鄭。
每次印完報紙後都要打掃車間，這活兒一般沒人想幹，大家都恨不得趕緊換衣服走人，所以一般都要排班打掃衛生。隻有小鄭每次都自告奮勇，說：“你們走吧，我來。”他這樣高風亮節，讓我們感動了很久。
然而，過了很久我們才知道，他搶著打掃車間的真實目的是為了能偷偷從車間裏多拿點兒報紙出去。多拿點兒也就算了，他還不像其他人那樣一次性兌給小店或者報攤，他竟然自己拿著到街上零售，為的就是多掙幾個錢，結果有一次在街上恰好被廠長撞到了，廠長當場質問他怎麽有那麽多報紙。雖然這事兒後來不了了之，但小鄭的“高風亮節”也成了廠裏大家茶餘飯後的笑料。
現在迴想起來，那會兒大家笑話小鄭其實不太厚道，他那樣做雖然不對，但不就是為了稍微多賺點兒錢嘛。那會兒大家的工資就三百多，過得都不容易。而且聽說小鄭家裏也比較困難，那時候廠裏的工人一般抽三四塊錢一包的香菸，他隻抽一塊多的最便宜的那種，平時還經常蹭別人的煙抽。我挺樂意他蹭我的煙抽，因為他很願意幫我跑前跑後，某種程度上，可以讓我值班的日子不那麽痛苦。
在那時我們宿舍裏連電水壺都沒有，隻能在煤氣灶上燒水，水龍頭在一樓，煤氣灶在二樓，我們用來燒水的是一個特大號的也不知道是誰丟在宿舍裏的飯盒。我值夜班的時候要喝開水，每次都是小鄭到樓下打一飯盒水，放到爐子上燒開之後，用棉紗包著滾燙的飯盒把水灌到水瓶裏，再下樓打一盒水上來，再燒。要灌滿一水瓶，他要樓上樓下跑八九趟。類似這樣的事，由於蹭我煙抽的緣故，都是小鄭包攬了。
後來我越來越不想值夜班了。因為連上印報紙的兩個晚上，再值一個夜班，等於一個星期有三個晚上在廠裏不能迴家睡覺，太痛苦了。有一次一個同事悄悄跟我說：“你要是不想值班，就給小鄭一包黃紅梅，你讓他一個人值班，他保證幹。”一開始我有點兒不太好意思開口，沒想到後來小鄭主動跟我說：“你迴去吧，我一個人值班沒事兒。”我有點兒猶豫，怕被廠長知道。他又說：“隻要你明天早上八點鍾之前，趕在所有工人之前到廠裏就沒事兒。”我一聽，喜出望外，趕緊跑下樓買了一包黃紅梅，遞給他連聲說“你辛苦、你辛苦”，他就在連聲說“不客氣、不客氣”的時候把煙揣兜裏了。
</br>
當時我又冷又餓，走了十多分鍾，果真看到了路邊的那個麵館。一大碗熱氣騰騰的麵上來，我三兩口就“吸溜”下去了，連麵湯都喝了個精光，全身總算找迴了一些熱氣。然後我又頂著北風冒著大雪，繼續深一腳淺一腳地迴廠子裏幹活兒。那一路上我不知怎麽就想起了《水滸傳》裏“林衝風雪山神廟”那一章，心裏頗多感觸。而那碗麵的熱量支撐到剛走迴廠裏，似乎也就消耗光了。
一個多月後，廠房的玻璃終於裝好，風不再嗖嗖地往裏颳了，我也已經完全適應了那裏的工作。
2、暫時落腳
從一個閑散人員，到一個印刷工，我覺得還不錯。雖然工種差了點兒，但總算有了個落腳的地方，而且又是在廣電係統的企業，對我而言多少有點兒歸屬感。當時我想，再幹幾年廠子會越來越好，等我資歷老一點兒之後也許可以轉正成為廠裏的正式工。在廠裏，我的文化水平還算比較高的，好好幹些年似乎很有可能混到組長甚至車間主任這樣的級別。
印刷廠的工作自然就是印報紙。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的時候，電視節目報還是很吃香的。很多有點歲數的人應該都還記得一張節目報剛來的時候，一家人圍在一起用紅筆在自己喜歡的電視節目下麵畫槓槓的情形。剛開始印報的時候，印量是從十幾二十萬開始的，慢慢增加到三四十萬、五六十萬，最後到了鼎盛時期印過一百二十多萬份。很多年後，我碰到印廠的老同事，問他現在印多少，對方說：“十幾萬吧。”我開玩笑說：“怎麽這麽少？我一走廠子就不行了嗎？”
當時節目報挺吃香，報紙印量大，我們的機器和人員少，導致我們必須從周二晚上開始一直印到周四早上，連續幹三十多小時，就是俗稱的大夜班，中間每幹八小時休息兩小時，印一次報紙，我要在車間門口的台階上看兩迴日出日落。
印廠車間的噪音非常大，有九十多分貝，巨大的噪音讓人就是麵對麵也得扯著嗓子喊，對方才能聽得清。在這樣的環境裏，我很快悟出了一個道理：為什麽勞動人民嗓門兒大？那是因為勞動人民無論是在廣闊的地裏幹活兒，還是在噪音巨大的工廠裏上班，聲音小了，別人都聽不見。
那時每次印報紙，印刷工們要不停地抽報紙出來查看，看墨重不重、水大不大，而我除此之外，還看新聞。後來廠裏的同事看到我主持的新聞節目裏每天都有讀報環節，就說：這是他在廠裏印報紙落下的病根兒。
3、一同值班的小鄭
平時不印報紙的時候我們就得卸紙、保養機器，中午就在宿舍待著。說起來是宿舍，其實就是類似於現在建築工地上的那種工棚。宿舍在一棟紅磚房子裏，房子上下兩層，一樓住著廣播學校的老師和校工，隻有樓上兩間屬於我們廠的工人。
每間宿舍也就十平方米不到，裏麵還堆滿了印刷輔料。到了冬天，有人會把勞保鞋脫下來，把臭烘烘的鞋墊放在廉價的電熱器上烤，旁邊不到半米的地方就有人捧著飯盆在吃飯，還有人在一邊抽菸—那種烏煙瘴氣的味道恐怕大多數人是受不了的，但我已經很習慣了。
印廠每周日休息一天，但每晚都要有兩個人值夜班，差不多每半個月就輪到我值一次。廠子在郊區，很空曠，夜裏風很大，偏偏值班室還有兩塊玻璃碎了，用報紙糊了起來。值夜班的夜裏，外麵北風唿嘯，風吹在報紙糊的窗戶上，嘩嘩作響，這時總會想起廠房是建在墳地上的這一茬兒，我們不禁渾身起雞皮疙瘩。
我睡的那張行軍床，有一截彈簧壞了，翻身的時候要是不小心，斷了的那一截彈簧就會戳著屁股，加上這床睡過太多人—幹過八小時後輪流休息的人都睡這裏，早已發黴的褥子也沒人洗，總是散發著一股惡臭，所以剛開始我總是很難入睡，後來夜班印報紙時間太長了，累得倒頭就睡，就完全沒有異樣的感受了。
當時廠裏有個小福利，每周印完報紙之後，廠裏會給每個工人分幾遝報紙，具體數字我已經記不清了，好像能賣個十來塊錢。這對於當時我們這些印刷工也算不錯了，畢竟每個月工資才三百多塊錢。拿到這點福利報紙後，大多數職工都不好意思拿出去賣，一般都是在家門口的小店換點兒菸酒之類的，而我這樣的進步青年是把廠裏發的報紙兌給我家門口的報攤，換其他報紙看。唯一例外的人就是和我排在一起值夜班的小鄭。
每次印完報紙後都要打掃車間，這活兒一般沒人想幹，大家都恨不得趕緊換衣服走人，所以一般都要排班打掃衛生。隻有小鄭每次都自告奮勇，說：“你們走吧，我來。”他這樣高風亮節，讓我們感動了很久。
然而，過了很久我們才知道，他搶著打掃車間的真實目的是為了能偷偷從車間裏多拿點兒報紙出去。多拿點兒也就算了，他還不像其他人那樣一次性兌給小店或者報攤，他竟然自己拿著到街上零售，為的就是多掙幾個錢，結果有一次在街上恰好被廠長撞到了，廠長當場質問他怎麽有那麽多報紙。雖然這事兒後來不了了之，但小鄭的“高風亮節”也成了廠裏大家茶餘飯後的笑料。
現在迴想起來，那會兒大家笑話小鄭其實不太厚道，他那樣做雖然不對，但不就是為了稍微多賺點兒錢嘛。那會兒大家的工資就三百多，過得都不容易。而且聽說小鄭家裏也比較困難，那時候廠裏的工人一般抽三四塊錢一包的香菸，他隻抽一塊多的最便宜的那種，平時還經常蹭別人的煙抽。我挺樂意他蹭我的煙抽，因為他很願意幫我跑前跑後，某種程度上，可以讓我值班的日子不那麽痛苦。
在那時我們宿舍裏連電水壺都沒有，隻能在煤氣灶上燒水，水龍頭在一樓，煤氣灶在二樓，我們用來燒水的是一個特大號的也不知道是誰丟在宿舍裏的飯盒。我值夜班的時候要喝開水，每次都是小鄭到樓下打一飯盒水，放到爐子上燒開之後，用棉紗包著滾燙的飯盒把水灌到水瓶裏，再下樓打一盒水上來，再燒。要灌滿一水瓶，他要樓上樓下跑八九趟。類似這樣的事，由於蹭我煙抽的緣故，都是小鄭包攬了。
後來我越來越不想值夜班了。因為連上印報紙的兩個晚上，再值一個夜班，等於一個星期有三個晚上在廠裏不能迴家睡覺，太痛苦了。有一次一個同事悄悄跟我說：“你要是不想值班，就給小鄭一包黃紅梅，你讓他一個人值班，他保證幹。”一開始我有點兒不太好意思開口，沒想到後來小鄭主動跟我說：“你迴去吧，我一個人值班沒事兒。”我有點兒猶豫，怕被廠長知道。他又說：“隻要你明天早上八點鍾之前，趕在所有工人之前到廠裏就沒事兒。”我一聽，喜出望外，趕緊跑下樓買了一包黃紅梅，遞給他連聲說“你辛苦、你辛苦”，他就在連聲說“不客氣、不客氣”的時候把煙揣兜裏了。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