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中學時代，唯一讓我覺得安慰並找迴一點點尊嚴的，就是我的文科成績還不錯。這離不開我的記憶力。中學裏學過的很多古文我到現在還能全文背誦，中學時期的六本歷史書，我曾經從第一頁到最後一頁都能背出來，連教材裏的插圖在什麽位置、插圖的註解是什麽，我也全都記得。這恐怕就是人們所說的“照相機一樣的記憶力”。但後來我漸漸明白，這其實沒什麽值得驕傲的，因為缺乏判斷力的人，記憶力往往特別好。我就屬於缺乏判斷力的人。
2、岔路口
中學時代我除了成績不好之外，其他樣樣都好。那時我爸老教訓我：“學習好比什麽好都強，而你是除了學習不好，其他什麽都好，有屁用啊！”他說得沒錯。學校開運動會，我短跑總是得名次的；學校舉辦藝術節，我一向是主持人；就連出黑板報也是我的事兒。總而言之，凡是無關學習的事，多多少少都和我有點兒關係。隻是一考試我就傻了，所以現在一說起中國的教育體製，我就覺得它就是萬惡之源。
高中我上的是南京三中，因為文科成績還不錯，我唯一的指望就是高二分文理科，我隻要能分到文科班就還有上大學的希望。那時年級裏就一個文科班，那個文科班就是重點班（還有一個理科重點班，其他都是普通班）。偏偏到分班時，我們的年級長，文科班的班主任，也是我的政治課老師，不讓我上文科班。他的理由是：高考算的是總分，語文一門考得再好也沒用！後來聽坊間傳言，這個政治老師特別討厭我，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親口說，文科班裏他認為最漂亮的四個女生都跟孟非關係好（他太抬舉我了，這個真沒有！）。結果這位年級長死都不讓我進文科班。
應該說南京三中這個年級長給了我黑暗的中學時代裏最黑暗和痛苦的體驗。他的長相跟馮鞏實在太像了！這也是我這麽多年不看春晚的重要原因之一，怕勾起痛苦迴憶。後來聽很多文科班的同學說，年級長最喜歡他那四朵金花中的一朵。我曾經借了這個女孩兒的筆記迴家抄—同學之間借個筆記抄一下很正常吧？結果沒兩天，“馮鞏”竟然晚上衝到我家裏把那個女生的本子要了迴去。當時我震驚了。後來聽很多學校的前輩說，“馮鞏”老師以關心學生，特別是關心漂亮的女學生而聞名於校。我知道我在三中待不下去了，於是被迫轉學到了南航附中。
現在我迴憶起我念過的三所中學，感情是很不一樣的。南京一中是我中學時代最溫暖的地方。當時我的班主任朱根雄老師對我很嚴厲，但人非常好，到現在我們還有聯繫。一中的老師對我都很好，現在每當一中校慶，我基本上隨叫隨到。南航附中，是在我最落魄的時候收留我的學校，雖然我隻在那裏上了一年高三，但我也心懷感激。其實我最感激的是南京三中的“馮鞏”老師，如果當時他網開一麵，讓我上了文科班，說不定我就考上大學了，我的人生就不可能是今天這個樣子，而完全是另一番光景了。
人生就是這樣，一個岔路口就決定了一生。
3、註定失敗的高考
現在想起來，造成我成績差的原因，除了自己不開竅、不努力的主觀因素外，和父母鬧離婚也有一定關係。
那段時間父母很少過問我，他們工作也忙，家裏經常沒人燒飯，我就在家對麵的金陵職大食堂打飯吃。有一次我生了病，人都快癱了，還硬撐著去打飯。勉強迴到家，連吃飯的力氣都沒有，飯菜往桌子上一放，就一頭倒在床上了。一直到晚上他們迴來，才把我送到醫院，一到醫院我就住院了。後來我媽一想到這事兒就掉眼淚。
到了高三我被迫轉學，完全看不到希望了，我開始抽菸。抽菸是壞學生的標誌，我那時很享受這種墮落的標誌。當時我經常抽兩種：長支的過濾嘴“天星”，一塊零四分，看起來很高級；另一種是看上去更高級的硬殼煙“長白參”，一塊八。除了抽菸之外，那時我還和另外一些壞學生一起出去看電影、吃飯。我們是沒有那麽多零用錢的，隻有跟女同學借，而所謂的借，其實根本就不會還的。
有一次，從外校轉過來一個女生，燙著大波浪，塗著口紅，還穿著高跟鞋—一看就是標準的不良女青年。我第一次開口向她借錢，想不到她不僅立刻答應，而且連整個錢包都給了我，裏邊竟然有五十塊！當時這絕對是一筆巨款，可以揮霍好幾天了。我看著錢包，忙客氣地說：“不用不用，十塊就行。”我那幾個狐朋狗友為此罵我，但我堅持隻允許他們用了十塊錢，剩下來的錢第二天都還了迴去—盜亦有道，我跟他們相比還是有底線的。
這種破罐子破摔的日子過得很快，直至一九九〇年高考結束，我上大學的幻想最終還是破滅了。這個時候我已經清楚地知道，社會已經把我歸到另外一個階層去了。作為一個高考失敗者，我父母對我的要求就是自食其力，不要走上犯罪道路。對於我高考失敗我父母挺有承受力的，他們一方麵早有心理準備，另一方麵也沒太多工夫管我的事情，因此也沒有什麽悲劇降臨的感覺。
在成為社會閑散人員之後，我又和幾個混混朋友玩兒在了一起。不過，我本能地覺得，我骨子裏跟他們不一樣—雖然我說不出到底哪兒不一樣，但我確信，就是不一樣。混了幾個月之後，我上了南京師範大學英語專業大專自考班，但隻上了一學期，江湖朋友們就勾引我去深圳混了。
第八章 印刷工
在社會上混了一段時間後，江蘇省廣播電視廳下麵的一個電視節目報印刷廠招工，這個招工竟然是要考試的。我去了，在那群考試的工人裏我還算是相當有文化的，因此我順利地成了一名印刷工。當時我覺得，雖然隻是工廠，但畢竟是江蘇廣電本係統的，先幹著吧。
1、滴水成冰的日子
印刷廠位於南京城南的城郊結合區，一個叫卡子門的地方，以前是一大片墳地，工廠是把那片墳地遷走之後建起來的。因為是新廠，第一天我去上班的時候，車間的窗戶連玻璃都還沒有安上。
我去廠裏報到的那天是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節。我清楚地記得這個日子是因為頭一天晚上，我還在父親一個同事家裏過了一個難得一遇的“白色平安夜”。那種聚會是相當“裝13”的，一屋子文藝青年和中年，有人彈鋼琴，有人表演節目，賓客們就著火腿沙拉喝著香檳在琴聲中高談闊論著一些我完全沒有興趣的話題，屋外雪花在靜靜地飄落。這個大雪紛飛的夜晚是我人生的一個重要分界線，從第二天開始，我走上了工作崗位。
在西方，白色聖誕節是吉祥的象徵。就在那個特別吉祥的聖誕節的早晨，在一片白茫茫的世界裏，我騎了將近兩個鍾頭的自行車，跨越了南京的三個行政區，中途還要下來推著自行車過一條鐵路，最後到廠裏報到了。
因為廠裏新買的印刷機還在調試階段，第一天我的工作就是擦洗保養機器。我脫掉外套，第一次穿上工作服，擼起袖子，拎著一大桶機油，再拿著一大塊棉紗蘸上機油，鑽到機器肚子裏開始擦機器。在那個滴水成冰的日子裏，我的手就不斷伸進冰冷的機油和煤油裏，北風從沒有玻璃的窗口刮進來，把外麵的雪一直刮到機器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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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岔路口
中學時代我除了成績不好之外，其他樣樣都好。那時我爸老教訓我：“學習好比什麽好都強，而你是除了學習不好，其他什麽都好，有屁用啊！”他說得沒錯。學校開運動會，我短跑總是得名次的；學校舉辦藝術節，我一向是主持人；就連出黑板報也是我的事兒。總而言之，凡是無關學習的事，多多少少都和我有點兒關係。隻是一考試我就傻了，所以現在一說起中國的教育體製，我就覺得它就是萬惡之源。
高中我上的是南京三中，因為文科成績還不錯，我唯一的指望就是高二分文理科，我隻要能分到文科班就還有上大學的希望。那時年級裏就一個文科班，那個文科班就是重點班（還有一個理科重點班，其他都是普通班）。偏偏到分班時，我們的年級長，文科班的班主任，也是我的政治課老師，不讓我上文科班。他的理由是：高考算的是總分，語文一門考得再好也沒用！後來聽坊間傳言，這個政治老師特別討厭我，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親口說，文科班裏他認為最漂亮的四個女生都跟孟非關係好（他太抬舉我了，這個真沒有！）。結果這位年級長死都不讓我進文科班。
應該說南京三中這個年級長給了我黑暗的中學時代裏最黑暗和痛苦的體驗。他的長相跟馮鞏實在太像了！這也是我這麽多年不看春晚的重要原因之一，怕勾起痛苦迴憶。後來聽很多文科班的同學說，年級長最喜歡他那四朵金花中的一朵。我曾經借了這個女孩兒的筆記迴家抄—同學之間借個筆記抄一下很正常吧？結果沒兩天，“馮鞏”竟然晚上衝到我家裏把那個女生的本子要了迴去。當時我震驚了。後來聽很多學校的前輩說，“馮鞏”老師以關心學生，特別是關心漂亮的女學生而聞名於校。我知道我在三中待不下去了，於是被迫轉學到了南航附中。
現在我迴憶起我念過的三所中學，感情是很不一樣的。南京一中是我中學時代最溫暖的地方。當時我的班主任朱根雄老師對我很嚴厲，但人非常好，到現在我們還有聯繫。一中的老師對我都很好，現在每當一中校慶，我基本上隨叫隨到。南航附中，是在我最落魄的時候收留我的學校，雖然我隻在那裏上了一年高三，但我也心懷感激。其實我最感激的是南京三中的“馮鞏”老師，如果當時他網開一麵，讓我上了文科班，說不定我就考上大學了，我的人生就不可能是今天這個樣子，而完全是另一番光景了。
人生就是這樣，一個岔路口就決定了一生。
3、註定失敗的高考
現在想起來，造成我成績差的原因，除了自己不開竅、不努力的主觀因素外，和父母鬧離婚也有一定關係。
那段時間父母很少過問我，他們工作也忙，家裏經常沒人燒飯，我就在家對麵的金陵職大食堂打飯吃。有一次我生了病，人都快癱了，還硬撐著去打飯。勉強迴到家，連吃飯的力氣都沒有，飯菜往桌子上一放，就一頭倒在床上了。一直到晚上他們迴來，才把我送到醫院，一到醫院我就住院了。後來我媽一想到這事兒就掉眼淚。
到了高三我被迫轉學，完全看不到希望了，我開始抽菸。抽菸是壞學生的標誌，我那時很享受這種墮落的標誌。當時我經常抽兩種：長支的過濾嘴“天星”，一塊零四分，看起來很高級；另一種是看上去更高級的硬殼煙“長白參”，一塊八。除了抽菸之外，那時我還和另外一些壞學生一起出去看電影、吃飯。我們是沒有那麽多零用錢的，隻有跟女同學借，而所謂的借，其實根本就不會還的。
有一次，從外校轉過來一個女生，燙著大波浪，塗著口紅，還穿著高跟鞋—一看就是標準的不良女青年。我第一次開口向她借錢，想不到她不僅立刻答應，而且連整個錢包都給了我，裏邊竟然有五十塊！當時這絕對是一筆巨款，可以揮霍好幾天了。我看著錢包，忙客氣地說：“不用不用，十塊就行。”我那幾個狐朋狗友為此罵我，但我堅持隻允許他們用了十塊錢，剩下來的錢第二天都還了迴去—盜亦有道，我跟他們相比還是有底線的。
這種破罐子破摔的日子過得很快，直至一九九〇年高考結束，我上大學的幻想最終還是破滅了。這個時候我已經清楚地知道，社會已經把我歸到另外一個階層去了。作為一個高考失敗者，我父母對我的要求就是自食其力，不要走上犯罪道路。對於我高考失敗我父母挺有承受力的，他們一方麵早有心理準備，另一方麵也沒太多工夫管我的事情，因此也沒有什麽悲劇降臨的感覺。
在成為社會閑散人員之後，我又和幾個混混朋友玩兒在了一起。不過，我本能地覺得，我骨子裏跟他們不一樣—雖然我說不出到底哪兒不一樣，但我確信，就是不一樣。混了幾個月之後，我上了南京師範大學英語專業大專自考班，但隻上了一學期，江湖朋友們就勾引我去深圳混了。
第八章 印刷工
在社會上混了一段時間後，江蘇省廣播電視廳下麵的一個電視節目報印刷廠招工，這個招工竟然是要考試的。我去了，在那群考試的工人裏我還算是相當有文化的，因此我順利地成了一名印刷工。當時我覺得，雖然隻是工廠，但畢竟是江蘇廣電本係統的，先幹著吧。
1、滴水成冰的日子
印刷廠位於南京城南的城郊結合區，一個叫卡子門的地方，以前是一大片墳地，工廠是把那片墳地遷走之後建起來的。因為是新廠，第一天我去上班的時候，車間的窗戶連玻璃都還沒有安上。
我去廠裏報到的那天是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節。我清楚地記得這個日子是因為頭一天晚上，我還在父親一個同事家裏過了一個難得一遇的“白色平安夜”。那種聚會是相當“裝13”的，一屋子文藝青年和中年，有人彈鋼琴，有人表演節目，賓客們就著火腿沙拉喝著香檳在琴聲中高談闊論著一些我完全沒有興趣的話題，屋外雪花在靜靜地飄落。這個大雪紛飛的夜晚是我人生的一個重要分界線，從第二天開始，我走上了工作崗位。
在西方，白色聖誕節是吉祥的象徵。就在那個特別吉祥的聖誕節的早晨，在一片白茫茫的世界裏，我騎了將近兩個鍾頭的自行車，跨越了南京的三個行政區，中途還要下來推著自行車過一條鐵路，最後到廠裏報到了。
因為廠裏新買的印刷機還在調試階段，第一天我的工作就是擦洗保養機器。我脫掉外套，第一次穿上工作服，擼起袖子，拎著一大桶機油，再拿著一大塊棉紗蘸上機油，鑽到機器肚子裏開始擦機器。在那個滴水成冰的日子裏，我的手就不斷伸進冰冷的機油和煤油裏，北風從沒有玻璃的窗口刮進來，把外麵的雪一直刮到機器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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