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2節
易中天中華史第一部：中華根 作者：易中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據說，周公攝政一共七年。頭三年平息叛亂，第四年封建諸侯，第五年營建成周，第六年製禮作樂，第七年還政成王。禮樂製度，是他最後的作品。
可惜沒人知道周公怎麽想。
何況奠基中華的，也不止他一個人。
但做一個盤點，是可以的。
線索也很清晰。
首先是憂患，憂患“天命無常”而“不易為王”，這才有了“君權天授”。[6]然而就連周人自己也認為，他們的領導權和代表權，名為“天授”，實為“民授”，這就必須“以人為本”，也就有了“人本精神”。而且，這種精神還可以也應該這樣表述——
天人合一歸於人。
當然，得補充一句：是群體的、家國的、倫理的人。
群體至上，就隻能“以德治國”。何況華夏國家的建立，並沒有經過“炸毀氏族組織”的革命，反倒直接從氏族和部落過渡而來。夏商周，都如此。周人建立的國家聯盟，更是家國一體的家天下。基礎，是井田製的小農經濟；紐帶，是宗法製的血緣關係。對於這樣的群體，德與禮，顯然比法律更合適，也更管用。
德治的結果是人治，以德治國也必然變成聖人治國。這倒是相當契合人本精神。於是有了“一個中心”，這就是德治；也有了“兩個基本點”，這就是禮和樂。禮樂是“行得通的力量”，聖人是“看得見的榜樣”。以聖人代神祇，以禮樂代宗教，勢必將人們的目光引向世俗社會，引向一個個可以落到實處的道德規範。忠不忠，看行動。“現實精神”產生了，它可以也應該這樣表述——
知行合一踐於行。
同樣也得補充一句：是群體的、家國的、倫理的行。
這樣一來，也就不難理解“藝術精神”。實際上，藝術就是“以最獨特的形式，傳達最共同的情感”。形式獨特，就引人入勝；情感共同，就引起共鳴。共鳴，就心心相印，就息息相通，就團結友愛，就同心同德。總之，藝術的功能之一就是“群”。以喜聞樂見的形式實現“群體意識”，則是中國藝術的特征。
因此，我們民族的“藝術精神”可以也應該這樣表述——
禮樂合一成於樂。
毫無疑問，這裏說的“樂”，是音樂（藝術），也是快樂（審美）。但無論藝術還是審美，也無論其風格是溫柔敦厚、汪洋恣肆、恬淡虛靜還是瀟灑飄逸，都是群體的、家國的、倫理的，也是和諧的。即便有戲劇衝突，亦無非忠與孝、仁與義、人情與王法的矛盾；而冤案則總能平反，結局肯定大團圓。因為我們不但要憂國憂民，還要自得其樂。
憂是出發點，樂是終點站，群體意識則是一以貫之的文化內核。
這就是周人的遺產，是他們文化創新和製度創新的產物：一個內核（群體意識），兩隻翅膀（憂患、樂觀），三大精神（人本、現實、藝術），四種製度（井田、封建、宗法、禮樂），堪稱體大思精、盡善盡美。
實際上，從“君權天授”，到“以人為本”，到“以德治國”；到“以禮維持秩序，以樂保證和諧”，周人創造的原本就是一個完整、自洽、互補、穩定的係統，涵蓋了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諸多方麵。中華文明超級穩定毫不奇怪，展翅盤旋就更是當然。後來即便外族入侵，也隻是大水衝了龍王廟。
周人，也許真是皇天上帝的“嫡長子”。
嫡長子是有特權的。在此後將近五六百年的大好時光裏，周的君子和淑女們青春年少，心智洞開，遂演繹出無法複製的倜儻風流。
那才真是“中華範兒”。
後記
時間開始了
1.觀念
對於人類來說，有三個問題是普遍而永恆的：是什麽、為什麽、怎麽辦。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其實都在各自領域試圖迴答它們，隻不過並非所有人都能夠迴答，或願意迴答。
比如曆史學。
在人文學科（文史哲）當中，曆史學，尤其是考古學，可能最接近於自然科學。所以，學曆史的，尤其是學古代史和世界史的，要比像我這樣學文學的靠譜，也比一般學哲學的靠譜。沒有證據的話，他們不會說。以論帶史，更是史家大忌。先入為主，主觀臆斷，結論在前，在史學界都是違反職業道德的。
由此造成的結果，是曆史學家一般更願意描述“是什麽”，而不願意迴答“為什麽”，哪怕僅僅是為了避嫌。
這很讓人尊敬，但也遺憾。
沒錯，在尚未掌握大量證據，甚至在尚未接觸史料之前，就先驗地設定一個框架，然後按照某種所謂“範式”去進行撰述，是危險的。曆史不是布料，可以隨便裁剪。曆史學也不能是“布店”，或“中藥鋪”。沒有人能把整匹布披在身上。把“藥材”按照一定的順序放進一個個小抽屜裏，標明黃芪、黨參、當歸、白術等，則充其量隻是“數據庫”，不是“曆史學”。
因此，反對“以論帶史”，不能因噎廢食到不要史觀。事實上，一個偉大民族的文明史，也一定同時是她的觀念史。正是觀念，或者說，價值取向，決定了這個民族的文明道路。觀念的更新或堅守，則構成曆史的環節。這些環節就像古埃及的“諾姆”（部落和部落國家），被尼羅河聯成一串珠鏈。
觀念，就是尼羅河。
從發源地到入海口，構成價值觀發展演變的河床，則是邏輯。
與邏輯相一致的曆史，是“真曆史”。按照真實邏輯來闡述真實曆史，就叫“思辨說史”。這樣一種撰述，哪怕文字的表述再文學，骨子裏也是哲學的。顯然，這需要史觀，需要史識，需要史膽，甚至需要直覺和靈感。
也許，還需要天賦。
當然，也需要啟迪。
2.啟迪
啟迪來自方方麵麵。
與專業的曆史學家不同，我更喜歡琢磨“為什麽”。除了天性以外，也多少受好朋友鄧曉芒的影響。曉芒是超一流的哲學家。20世紀80年代初，我和他一起做中西美學比較，便討論過中西文化的本質區別。也就在那時，曉芒提出中國文化的內核是“群體意識”，西方文化的內核是“個體意識”，兩種文明也各有兩隻翅膀，即文化心理的“互補結構”。內核的說法是鄧曉芒的創新，互補結構則受到徐複觀、李澤厚和高爾泰等先生的啟發，思想源頭更要追溯到尼采。
可惜沒人知道周公怎麽想。
何況奠基中華的，也不止他一個人。
但做一個盤點，是可以的。
線索也很清晰。
首先是憂患，憂患“天命無常”而“不易為王”，這才有了“君權天授”。[6]然而就連周人自己也認為，他們的領導權和代表權，名為“天授”，實為“民授”，這就必須“以人為本”，也就有了“人本精神”。而且，這種精神還可以也應該這樣表述——
天人合一歸於人。
當然，得補充一句：是群體的、家國的、倫理的人。
群體至上，就隻能“以德治國”。何況華夏國家的建立，並沒有經過“炸毀氏族組織”的革命，反倒直接從氏族和部落過渡而來。夏商周，都如此。周人建立的國家聯盟，更是家國一體的家天下。基礎，是井田製的小農經濟；紐帶，是宗法製的血緣關係。對於這樣的群體，德與禮，顯然比法律更合適，也更管用。
德治的結果是人治，以德治國也必然變成聖人治國。這倒是相當契合人本精神。於是有了“一個中心”，這就是德治；也有了“兩個基本點”，這就是禮和樂。禮樂是“行得通的力量”，聖人是“看得見的榜樣”。以聖人代神祇，以禮樂代宗教，勢必將人們的目光引向世俗社會，引向一個個可以落到實處的道德規範。忠不忠，看行動。“現實精神”產生了，它可以也應該這樣表述——
知行合一踐於行。
同樣也得補充一句：是群體的、家國的、倫理的行。
這樣一來，也就不難理解“藝術精神”。實際上，藝術就是“以最獨特的形式，傳達最共同的情感”。形式獨特，就引人入勝；情感共同，就引起共鳴。共鳴，就心心相印，就息息相通，就團結友愛，就同心同德。總之，藝術的功能之一就是“群”。以喜聞樂見的形式實現“群體意識”，則是中國藝術的特征。
因此，我們民族的“藝術精神”可以也應該這樣表述——
禮樂合一成於樂。
毫無疑問，這裏說的“樂”，是音樂（藝術），也是快樂（審美）。但無論藝術還是審美，也無論其風格是溫柔敦厚、汪洋恣肆、恬淡虛靜還是瀟灑飄逸，都是群體的、家國的、倫理的，也是和諧的。即便有戲劇衝突，亦無非忠與孝、仁與義、人情與王法的矛盾；而冤案則總能平反，結局肯定大團圓。因為我們不但要憂國憂民，還要自得其樂。
憂是出發點，樂是終點站，群體意識則是一以貫之的文化內核。
這就是周人的遺產，是他們文化創新和製度創新的產物：一個內核（群體意識），兩隻翅膀（憂患、樂觀），三大精神（人本、現實、藝術），四種製度（井田、封建、宗法、禮樂），堪稱體大思精、盡善盡美。
實際上，從“君權天授”，到“以人為本”，到“以德治國”；到“以禮維持秩序，以樂保證和諧”，周人創造的原本就是一個完整、自洽、互補、穩定的係統，涵蓋了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諸多方麵。中華文明超級穩定毫不奇怪，展翅盤旋就更是當然。後來即便外族入侵，也隻是大水衝了龍王廟。
周人，也許真是皇天上帝的“嫡長子”。
嫡長子是有特權的。在此後將近五六百年的大好時光裏，周的君子和淑女們青春年少，心智洞開，遂演繹出無法複製的倜儻風流。
那才真是“中華範兒”。
後記
時間開始了
1.觀念
對於人類來說，有三個問題是普遍而永恆的：是什麽、為什麽、怎麽辦。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其實都在各自領域試圖迴答它們，隻不過並非所有人都能夠迴答，或願意迴答。
比如曆史學。
在人文學科（文史哲）當中，曆史學，尤其是考古學，可能最接近於自然科學。所以，學曆史的，尤其是學古代史和世界史的，要比像我這樣學文學的靠譜，也比一般學哲學的靠譜。沒有證據的話，他們不會說。以論帶史，更是史家大忌。先入為主，主觀臆斷，結論在前，在史學界都是違反職業道德的。
由此造成的結果，是曆史學家一般更願意描述“是什麽”，而不願意迴答“為什麽”，哪怕僅僅是為了避嫌。
這很讓人尊敬，但也遺憾。
沒錯，在尚未掌握大量證據，甚至在尚未接觸史料之前，就先驗地設定一個框架，然後按照某種所謂“範式”去進行撰述，是危險的。曆史不是布料，可以隨便裁剪。曆史學也不能是“布店”，或“中藥鋪”。沒有人能把整匹布披在身上。把“藥材”按照一定的順序放進一個個小抽屜裏，標明黃芪、黨參、當歸、白術等，則充其量隻是“數據庫”，不是“曆史學”。
因此，反對“以論帶史”，不能因噎廢食到不要史觀。事實上，一個偉大民族的文明史，也一定同時是她的觀念史。正是觀念，或者說，價值取向，決定了這個民族的文明道路。觀念的更新或堅守，則構成曆史的環節。這些環節就像古埃及的“諾姆”（部落和部落國家），被尼羅河聯成一串珠鏈。
觀念，就是尼羅河。
從發源地到入海口，構成價值觀發展演變的河床，則是邏輯。
與邏輯相一致的曆史，是“真曆史”。按照真實邏輯來闡述真實曆史，就叫“思辨說史”。這樣一種撰述，哪怕文字的表述再文學，骨子裏也是哲學的。顯然，這需要史觀，需要史識，需要史膽，甚至需要直覺和靈感。
也許，還需要天賦。
當然，也需要啟迪。
2.啟迪
啟迪來自方方麵麵。
與專業的曆史學家不同，我更喜歡琢磨“為什麽”。除了天性以外，也多少受好朋友鄧曉芒的影響。曉芒是超一流的哲學家。20世紀80年代初，我和他一起做中西美學比較，便討論過中西文化的本質區別。也就在那時，曉芒提出中國文化的內核是“群體意識”，西方文化的內核是“個體意識”，兩種文明也各有兩隻翅膀，即文化心理的“互補結構”。內核的說法是鄧曉芒的創新，互補結構則受到徐複觀、李澤厚和高爾泰等先生的啟發，思想源頭更要追溯到尼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