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0節
易中天中華史第一部：中華根 作者：易中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斯芬克斯，是希臘人對獅身人麵像的稱唿。不過，古希臘的斯芬克斯卻有兩隻翅膀。這就比古埃及那個長著石灰石腦袋的家夥，顯得輕盈娟秀，也就能超越時空從雅典飛到費城。
◎那克索斯的斯芬克斯，公元前560年，大理石，高2.25米。
翅膀，是重要的。
是啊，沒有翅膀就不能飛。但怎樣飛翔，卻還要看是什麽樣的翅膀。伊斯蘭文明此刻還沒有產生，這裏隻說希臘和中華。[3]
中華的翅膀，是憂患心理和樂觀態度。
的確，憂患是我們民族文化的底色。從《詩·小雅·小旻》的“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到孟子的“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再到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憂患意識幾乎貫穿了整個中華史。
這是對的。曆史的經驗證明，任何一個政權，憂患則生，安樂則死。個人也一樣。所以，士大夫固然要“先天下之憂而憂”（範仲淹），詩人們也得“為賦新詞強說愁”（辛棄疾），因為“憂從中來，不可斷絕”（曹操）。甚至就連妓女丫環、販夫走卒，也懂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從而“憂國憂民”。
但，我們民族又是樂觀的。我們相信“天遂人願”，相信“善惡有報”，相信“事在人為”，相信“事情再壞也壞不到哪裏去”。因此，我們“不改其樂”，哪怕“自得其樂”，也總歸“樂在其中”。
一憂一樂，就有禮有樂。禮就是“理”，講倫理，講秩序，體現憂患；樂就是“樂”，講快樂，講和諧，造就樂觀。禮和樂，也是兩隻翅膀。
希臘呢？
希臘的翅膀，是科學精神和藝術氣質。
正如羅馬人癡迷於法律，希臘人則陶醉於科學。希臘人的科學不是實用主義的，他們是“為思想而思想，為科學而科學”。所以，他們能把埃及人用於測量土地和修建金字塔的技術，變成幾何學；也能把巴比倫的占星術，變成天文學。有科學這雙翅膀，希臘文明就超越了他的埃及爸爸、美索不達米亞媽媽。
與此同時，希臘人又極具藝術氣質。正如馬克思所說，他們是“正常的兒童”，因此能“為藝術而藝術，為審美而審美”。這種純粹，使他們即便是在縱欲和淫樂時，也毫無負罪感，更不會道貌岸然。隻要幹得漂亮，不管是談天說地，還是尋歡作樂，都會得到喝彩。而且，喝彩的既包括朋友，也包括敵人。
由此可見，科學和藝術，在希臘人那裏是對立的，也是統一的。它們統一於單純，統一於天然，統一於率真。事實上，希臘藝術原本就是感性精神和理性精神的統一。它們在尼采那裏被叫做“酒神精神”（狄俄尼索斯精神）和“日神精神”（阿波羅精神），前者體現於音樂，後者體現於造型藝術，尤其是雕塑。
希臘精神是互補的。
同樣，憂患心理和樂觀態度，也是“互補結構”。憂患是底色，樂觀是表情，正如希臘藝術氣質的背後，其實是科學精神。它們對立統一，相輔相成，共同塑造著一個偉大民族的精神風貌。
也許這就是秘密所在——那些毀滅了的文明，很可能都是一條腿在走路。
然而希臘與中華，卻又迥異其趣。
總體上說，希臘文明是外向和進取的，中華文明則是內向和求穩的。我們的憂患，其實是對亂的恐懼，對治的祈求。因此，盡管兩種文明都有翅膀，飛行方式卻截然不同。希臘人是“遠航”，我們是“盤旋”。因為遠航，他們“浴火重生”；因為盤旋，我們“超級穩定”。秦漢以後，甚至西周以後，無論怎樣治亂循環改朝換代，都萬變不離其宗。
這又是為什麽？
文化內核
原因在“文化內核”。
什麽是“文化”？文化就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方式”。任何時代的任何民族都要生存，都要發展，這是相同的。但如何生存，如何發展，各自不同。不同在哪裏？在方式。比如有的靠遊牧，有的靠農耕，有的靠商貿，有的靠掠奪。海盜和山賊，也有“文化”的。
文化，就是方式。
但，任何一個文化成熟的民族，都會有一個“總方式”。正是這個“總方式”，決定了民族文化的具體方式，包括為什麽西方人吃飯用刀叉，中國人用筷子；也包括為什麽西方人喜歡十字架，中國人喜歡太極圖。
這個總方式，就叫“文化內核”。
那麽，它是什麽？
西方是個體意識，中華是群體意識。
我們知道，人，是“個體的存在物”，也是“社會的存在物”。沒有個體，不可能構成社會；離開社會，個體又不能生存。因此，任何民族，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都有一個群體與個體的關係問題，無一例外。
區別隻在於，以誰為“本位”。
所謂“個體意識”，就是“以個人為本位”，叫“個人本位主義”，簡稱“個人主義”。個人主義不是自私自利，更不是損人利己。相反，徹底的個人主義者反倒有可能會“利他”。境界高一點的認為，利他能給自己帶來快樂，叫“助人為樂”。境界低一點的則認為，通過利他來利己，比通過損人來利己，風險更小而效益更高，叫“人我兩利”。至少，真正的個人主義者不會損害他人。因為他很清楚，我是個人，別人也是。我有個人利益，別人也有。我的個人利益不想被損害，別人也會這樣想。既然如此，那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但無論哪種，有一點是相同的——個體本位，個人優先。不是什麽“大河不滿小河幹”，而是沒有涓涓細流，就沒有大江大海。
群體意識則相反。
所謂“群體意識”，就是“以群體為本位”，包括在思想觀念上，認為先有群體，後有個體；先有社會，後有個人。族群、社會和國家在個人之上，個人則是其中的一分子，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因此，個人的價值，首先體現於他所屬的群體，比如家族和單位；個人的功過，也影響到甚至決定著群體的榮辱。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一人獲罪，滿門抄斬，道理就在這裏。
問題是，文化內核不同，又怎麽樣呢？
翅膀便不同。
希臘人（或西方人）既然是“個人本位”的，組成社會就隻能靠“非人的第三者”，比如“契約”。這就必須理性，而且得是“科學理性”。他必須像看待數學題一樣看待社會問題，像遵守運算法則一樣遵守社會規範。但同時，又必須有一個出口，以便在被規範和壓抑之餘，感性衝動也能得到宣泄和釋放。
這就有了藝術。藝術是狄俄尼索斯的世界。在那裏，他們不妨酩酊大醉，激情迸發，為所欲為。如此一番放縱之後，就可以心平氣和地迴到阿波羅身邊，繼續理性靜觀和遵紀守法。狂歡節的意義，即在於此。
所以，希臘人有兩隻翅膀：科學與藝術；羅馬人也有兩隻翅膀：法律與宗教。它們都是“互補結構”，也都體現了“個體意識”。因為這兩隻翅膀就像十字架，以自我為中心向外伸展，又迴到自己。實際上，當希臘人體現科學精神時，他們麵對的是自然界；體現藝術氣質時，他們麵對的是人自己。這就正如羅馬人麵對法律，看見的是“物”；麵對上帝，看見的是“心”。
群體與個體的矛盾，就這樣得到了化解，實現了平衡。
那麽，我們民族呢？
◎那克索斯的斯芬克斯，公元前560年，大理石，高2.25米。
翅膀，是重要的。
是啊，沒有翅膀就不能飛。但怎樣飛翔，卻還要看是什麽樣的翅膀。伊斯蘭文明此刻還沒有產生，這裏隻說希臘和中華。[3]
中華的翅膀，是憂患心理和樂觀態度。
的確，憂患是我們民族文化的底色。從《詩·小雅·小旻》的“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到孟子的“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再到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憂患意識幾乎貫穿了整個中華史。
這是對的。曆史的經驗證明，任何一個政權，憂患則生，安樂則死。個人也一樣。所以，士大夫固然要“先天下之憂而憂”（範仲淹），詩人們也得“為賦新詞強說愁”（辛棄疾），因為“憂從中來，不可斷絕”（曹操）。甚至就連妓女丫環、販夫走卒，也懂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從而“憂國憂民”。
但，我們民族又是樂觀的。我們相信“天遂人願”，相信“善惡有報”，相信“事在人為”，相信“事情再壞也壞不到哪裏去”。因此，我們“不改其樂”，哪怕“自得其樂”，也總歸“樂在其中”。
一憂一樂，就有禮有樂。禮就是“理”，講倫理，講秩序，體現憂患；樂就是“樂”，講快樂，講和諧，造就樂觀。禮和樂，也是兩隻翅膀。
希臘呢？
希臘的翅膀，是科學精神和藝術氣質。
正如羅馬人癡迷於法律，希臘人則陶醉於科學。希臘人的科學不是實用主義的，他們是“為思想而思想，為科學而科學”。所以，他們能把埃及人用於測量土地和修建金字塔的技術，變成幾何學；也能把巴比倫的占星術，變成天文學。有科學這雙翅膀，希臘文明就超越了他的埃及爸爸、美索不達米亞媽媽。
與此同時，希臘人又極具藝術氣質。正如馬克思所說，他們是“正常的兒童”，因此能“為藝術而藝術，為審美而審美”。這種純粹，使他們即便是在縱欲和淫樂時，也毫無負罪感，更不會道貌岸然。隻要幹得漂亮，不管是談天說地，還是尋歡作樂，都會得到喝彩。而且，喝彩的既包括朋友，也包括敵人。
由此可見，科學和藝術，在希臘人那裏是對立的，也是統一的。它們統一於單純，統一於天然，統一於率真。事實上，希臘藝術原本就是感性精神和理性精神的統一。它們在尼采那裏被叫做“酒神精神”（狄俄尼索斯精神）和“日神精神”（阿波羅精神），前者體現於音樂，後者體現於造型藝術，尤其是雕塑。
希臘精神是互補的。
同樣，憂患心理和樂觀態度，也是“互補結構”。憂患是底色，樂觀是表情，正如希臘藝術氣質的背後，其實是科學精神。它們對立統一，相輔相成，共同塑造著一個偉大民族的精神風貌。
也許這就是秘密所在——那些毀滅了的文明，很可能都是一條腿在走路。
然而希臘與中華，卻又迥異其趣。
總體上說，希臘文明是外向和進取的，中華文明則是內向和求穩的。我們的憂患，其實是對亂的恐懼，對治的祈求。因此，盡管兩種文明都有翅膀，飛行方式卻截然不同。希臘人是“遠航”，我們是“盤旋”。因為遠航，他們“浴火重生”；因為盤旋，我們“超級穩定”。秦漢以後，甚至西周以後，無論怎樣治亂循環改朝換代，都萬變不離其宗。
這又是為什麽？
文化內核
原因在“文化內核”。
什麽是“文化”？文化就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方式”。任何時代的任何民族都要生存，都要發展，這是相同的。但如何生存，如何發展，各自不同。不同在哪裏？在方式。比如有的靠遊牧，有的靠農耕，有的靠商貿，有的靠掠奪。海盜和山賊，也有“文化”的。
文化，就是方式。
但，任何一個文化成熟的民族，都會有一個“總方式”。正是這個“總方式”，決定了民族文化的具體方式，包括為什麽西方人吃飯用刀叉，中國人用筷子；也包括為什麽西方人喜歡十字架，中國人喜歡太極圖。
這個總方式，就叫“文化內核”。
那麽，它是什麽？
西方是個體意識，中華是群體意識。
我們知道，人，是“個體的存在物”，也是“社會的存在物”。沒有個體，不可能構成社會；離開社會，個體又不能生存。因此，任何民族，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都有一個群體與個體的關係問題，無一例外。
區別隻在於，以誰為“本位”。
所謂“個體意識”，就是“以個人為本位”，叫“個人本位主義”，簡稱“個人主義”。個人主義不是自私自利，更不是損人利己。相反，徹底的個人主義者反倒有可能會“利他”。境界高一點的認為，利他能給自己帶來快樂，叫“助人為樂”。境界低一點的則認為，通過利他來利己，比通過損人來利己，風險更小而效益更高，叫“人我兩利”。至少，真正的個人主義者不會損害他人。因為他很清楚，我是個人，別人也是。我有個人利益，別人也有。我的個人利益不想被損害，別人也會這樣想。既然如此，那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但無論哪種，有一點是相同的——個體本位，個人優先。不是什麽“大河不滿小河幹”，而是沒有涓涓細流，就沒有大江大海。
群體意識則相反。
所謂“群體意識”，就是“以群體為本位”，包括在思想觀念上，認為先有群體，後有個體；先有社會，後有個人。族群、社會和國家在個人之上，個人則是其中的一分子，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因此，個人的價值，首先體現於他所屬的群體，比如家族和單位；個人的功過，也影響到甚至決定著群體的榮辱。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一人獲罪，滿門抄斬，道理就在這裏。
問題是，文化內核不同，又怎麽樣呢？
翅膀便不同。
希臘人（或西方人）既然是“個人本位”的，組成社會就隻能靠“非人的第三者”，比如“契約”。這就必須理性，而且得是“科學理性”。他必須像看待數學題一樣看待社會問題，像遵守運算法則一樣遵守社會規範。但同時，又必須有一個出口，以便在被規範和壓抑之餘，感性衝動也能得到宣泄和釋放。
這就有了藝術。藝術是狄俄尼索斯的世界。在那裏，他們不妨酩酊大醉，激情迸發，為所欲為。如此一番放縱之後，就可以心平氣和地迴到阿波羅身邊，繼續理性靜觀和遵紀守法。狂歡節的意義，即在於此。
所以，希臘人有兩隻翅膀：科學與藝術；羅馬人也有兩隻翅膀：法律與宗教。它們都是“互補結構”，也都體現了“個體意識”。因為這兩隻翅膀就像十字架，以自我為中心向外伸展，又迴到自己。實際上，當希臘人體現科學精神時，他們麵對的是自然界；體現藝術氣質時，他們麵對的是人自己。這就正如羅馬人麵對法律，看見的是“物”；麵對上帝，看見的是“心”。
群體與個體的矛盾，就這樣得到了化解，實現了平衡。
那麽，我們民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