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 第1页 [名人传记] 《李大钊》作者：朱成甲【完结】 登高一唿群山应， 从此神州不陆沉。 大智若愚能解惑， 微言如闪首传真。 这是老革命家林伯渠为1959年出版的 《李大钊选集》的题诗。它以贴切 的比喻、形象的语言，充分说明李大钊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与所起的 重要作用。他是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之后，又一位 “登高一唿”，开闢 中国歷史新纪元的人物，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 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受人们尊敬的一位伟人! 附：本作品来自网际网路，本站不做任何负责版权归原文作者! 一、童年的不幸 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光绪十五年十月初六)生于直隶 (今河北省)乐亭县大黑索村。在当时，他的家境虽然并不贫困，但却因为 变故而使他的童年充满着苦难和不幸。 李大钊的父亲李任荣，是大黑索村有名的好青年、好学生。他聪敏好学， 达礼知文，写一笔好字，为乡里所称道。可是，正当这位好青年风华正茂的 时候，1888年 (光绪十四年)6月23日，渤海湾发生了7.5级大地震，乐亭 县被震得房倒屋塌。李任荣当时正患病，他不顾危险抢救生母，并把她背着 跑了好远，直至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可是，李任荣由于在病中受到惊吓和劳 累，当场大口吐血。其后，李任荣的病情日益严重，终于在1889年3月病逝， 年仅23岁。这时，李大钊尚未出世。 李任荣的妻子周氏，是位性情十分温和、淳厚、善良而又心灵手巧的妇 女。她在遭受丈夫不幸早逝的沉重打击之后，整天生活在悲痛的泪水中。她 依靠强大精神力量的支持，在丈夫逝世8个月后，生下了李大钊。但1年以 后，她也终因过度忧伤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从此，李大钊就成为失去父母 的苦孩子。 李大钊是由继祖父李如珍老人抚养长大的。李如珍当时已60多岁，素来 精明能干，刚强正直。早年，他曾到 “关外”奉天(今渖阳)一带做行装商， 由于屡遭土匪的抢劫，不得不辍业回乡。他有3个女儿，但没有儿子，所以 过继二弟李如珠的儿子李任荣为子。李任荣夫妇早逝后，这位年过花甲的老 人，就完全担起对孙子李大钊抚养和教育的重任。 可是，当李如珍老人倾注自己的全部心血抚养孙子的时候，他的老伴却 不但不能成他的有力的内助，反而给他制造种种困难。这位老祖母心胸狭窄， 只顾疼爱自己的亲闺女，却不关心过继孙子，甚至还嗔怪李如珍疼爱孙子。 她的女儿甚至还伙同自己游手好闲的丈夫，图谋把父母双亡的孩子李大钊害 掉，以获得李家的家产。为此，李如珍对李大钊就不得不更加特意地保护和 照料。 李大钊后来回忆说，在出生后的第二年， “母亲又去世了，丢下了一个 十分需要她照看的可怜的婴儿。我没有兄弟和姐妹，于是我和祖父母生活在 一起，但等我长到15岁的时候，他们又留下我孤独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 是多么不幸啊!” 二、民族的苦难 和李大钊家庭的不幸相联繫的是古老的中华民族也正日益陷于深重的灾 难之中。 中国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 会的新发展。在世界性产业革命走向现代化的歷史潮流中，它使自己从曾有 的大明先进地位落后达数百年!当西方建立在新的先进生产力基础上的炮舰 轰击这个停滞闭塞的古老中华帝国大门的时候，它不能不处于被欺凌、被宰 割的地位。 国际资本帝国主义，通过战争的种种阴谋手段，强迫战败了的清王朝接 受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到了1856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已把侵 略的矛头，直指清王朝统治的心脏——京畿地区。 帝国主义的侵略，加深了处于封建统治下的中国人民的苦难，但也同时 激起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反抗与斗争。义和团运动，就是中国北方农民对于 侵略者的一次英勇反抗运动。运动失败以后，侵略者根据强加于中国人民头 上的 《辛丑条约》，在从北京到山海关的铁路沿线上的12个城镇和车站，驻 扎军队，直接监视中国人民和控制这个地区。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野蛮暴行， 随时可闻可见。 乐亭是当时整个衰败苦难的中国社会机体的一个角落。它偏处海隅，经 济和文化都很落后。滦河经常泛滥，土匪海盗不时绑票抢掠，官绅贪婪地压 榨剥削，使这里的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民族的危机，人民的苦难，都给 纯洁幼小的李大钊，留下深深的刺痛。 西方资本主义侵入，对于中国这个古老民族的生存发展所提出的问题以 及所产生的影响，是空前复杂、严峻的。它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勐烈地沖 击着闭塞的宗法的封建统治秩序，强烈地震撼着一直处于苟安、因循、蒙昧 的人们。在其所到之处，引起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想方式、社会管理方 式等等的一系列变化，使封建统治大厦的根基开始迅速发生动摇，使中国的 社会不能不进入空前的社会大变动中，进入新旧大更替中。这一切，也使这 个民族的仁人志士，不能不为自己的民族免于灭亡的危机、并重新屹立于世 界而前赴后继，不息奋斗!李大钊，就是奋进在这一歷史潮流中的杰出人物。 ----------------------- page 5----------------------- 三、从旧塾馆到新学堂 西方思想文化勐烈地冲击着中国的封建宗法社会，使李大钊在学习道路 上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 李大钊四、五岁时，由祖父教他读书识字。7岁起，祖父送他到本村的 老谷家的私塾读书，由单子鰲先生对他开始正式启蒙教育。单先生亲自为他 取名叫耆年，字寿昌，以寄託着对这个不幸孩子永年高寿的祝愿。 单先生按照传统的科举路子，对李大钊教了约3年。10岁时，祖父又送 他到赵辉斗先生的塾馆继续攻读。又过了两年多，赵先生和前面的单先生一 样，也感到自己的学问根底已不能满足这位渴求知识，在学习上突飞勐进的 学生的需要。于是，就又主动让李如珍老人为李大钊另请名师。 李如珍为孩子的聪敏好学感到特别欣慰，乡村邻里也为李家有着这样一 个好后代而羡慕垂青。李如珍老人又经过种种办法，终于使李大钊能够到一 家更好的塾馆去读书，这就是乐亭县城北井家坨的宋举人家的专馆。这个专 馆的考古师是黄玉堂先生。他是在北京国子监读过书的 “优贡”，学识好， 又重视因材施教，从而使李大钊在学习上进步更快，为其参加科举考试作了 更为切近临场的准备。 经过大约10年的准备，李大钊参加朝廷规定的府试的条件终于成熟。不 过，就在李大钊在上述几位老师的督励下向着科举考试的的目标勐进的时 侯，中国决策者们对于如何对待传统的科举制度问题的争论，也正在几起几 落地进行。 从19世纪60年代起，随着对外开放和办 “洋务”的需要，在传统的科 举正规途径以外，在东南沿海和南方某些地区，出现了一种新式学校。戊戌 时期，康有为等明确主张中国应废科举、兴学校。但遗憾的是，这种主张， 旋就被保守派所扼杀。庚子事变之后，清王朝由于惨败而面临更为严重的统 治危机，为了挽救其覆灭命运，就不得不也搞改革，推行所谓 “新政”，把 他们所曾经扼杀的那些改革主张，又重新捡了起来。遵照慈禧关于改革的上 谕，清政府于1901年9月14日，正式下了兴学诏，令各省书院在省城的均 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诏令还特别 强调，要多设蒙养学堂。1901年9月16日即上述诏令两天后，清政府又令 各省选派学生出洋留学。我们知道，伟大的鲁迅就是在这一决策下于 1902 年初被派往日本的。1902年1月7日，慈禧从西安到北京，第三天她即抓教 育，令张百熙为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也就是同时管全国的教育。接着，又 令张百熙迅速 “裁定章程”。张于是在8个月之内，拟订出有6个章程在内 的各级学校章程。从而，使全国兴起的办学热潮有了统一的章程可循。 清王朝这时虽然令全国兴办各级学校，但是，却并没有同时立即废除科 举考试，而是实行新旧过渡的一种双轨制。按照这种预想的设计，大约需要 10年即到 1912年，才能全部停止科举考试，同时全部实行新学制。清王朝 的这种计划，主观上不能不说是最 “平稳”的。但是，它却忽视了民族的落 后与危机在客观上要求改革的急迫性。也就在这时，对于这场改革持更为急 切态度的刘坤一、袁世凯等，不经清王朝对方案的最后 “拍板”、“不准再 奏”的严令，贸然奏请应立即停止科举考试。清王朝度势后，改革了原先的 诏令，採纳了他们的奏请，决定从1906年 (丙午)始，即正式停止各级的科 举考试。从此，始于隋代延续达1300多年的中华政治与教育史上的一项重要
第2页 ----------------------- page 6----------------------- 传统制度——科举制度，遂宣告结束。中华大地上歷史潮流的这种变化，对 于李大钊这个人物的一生，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当清王朝决定从1906年起即停止科举考试的时候，按原定惯例1905年 乙已岁的各省科试，在各地正紧张进行。乐亭县属永平府(今卢龙县)建制， 9月初，李大钊在10年苦读准备的基础上，满怀信心地到达了永平府考场。 李大钊当然不知道科举问题朝廷将有新的决定。他在考场上显示才能， 进展顺利。可是，就在他考试已经结束，只等最后张榜公布、拿回“府试中” 的喜报的时候，清王朝正式废除科举的的诏令也到达了永平府考场。几天之 后，李大钊没有拿到考上秀才的喜报，却拿到了永平府中学堂一年级新生的 录取通知书。 李大钊考上永平府中学堂，是他10年苦读取得的成果。按照清政府政务 处和礼部1901年12月的规定，不同级别学校的毕业生可分别给予贡生、举 人、进士等科举出身。反过来说，不同科举出身的人，也可相当于不同级别 学校学生的学歷。按等第系列，在当时，也只有被府试录取够上秀才资格的 人，才能被录取进入永平府中学堂。所以，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李大钊参 加乙巳岁的府试，是考中了秀才的。他既是中国科举制的最后一批秀才;又 是中国实行现代学校新制的第一批新生。新旧交替，在李大钊学习道路上反 映得竟如此尖锐鲜明! ----------------------- page 7----------------------- 四、志士良友蒋卫平 李大钊进入永平府中学堂，是他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大转折。他在这里， 开始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以外的新学——西方的思想文化与自然科学。他第一 次学习 “夷人”的语言——英语。毫无疑问，使李大钊在思想上从此打开了 新的世界。 西方新思想新文化进入中国各级学校，使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爱国思想 在青少年一代中得以迅速地孕育和发展，使人们形成一种新的人生观、世界 观、价值观。如果不是清政府当时立即废科举制度，那么，李大钊就势必继 续按科举制的道路走下去。如果是那样，20世纪的中国歷史舞台上就决不会 有日后的李大钊。 李大钊在永平府中学堂政治意识日益提高，并第一次结识了革命志士， 这就是蒋卫平 (字大同)。蒋卫平少有大志，决心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献身。 他非常敬慕谭嗣同为国捐驱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改号恭谭。他是永 平府的蒋家庄人 (今属滦县)，比李大钊大7岁。他常与李大钊等同学谈论 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等的学说，与大钊的友情很深。为了进行革命活动， 蒋卫平中途辍学离校。1910年8月，到黑龙江国境一带考察防务，以备抗俄， 不幸被沙俄军队当场杀害，尸体也被抛入江水中。 蒋卫平遇难，对于李大钊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他非常悲痛，深切地怀念 这位志士好友。在李大钊现存的19首旧体诗词中，就有3首是为悼念这位友 人而写的，可见他们之间情谊之深。 在1911年写的 《哭蒋卫平》的两首七律中，有一首写道： 国殇满地都堪哭，泪眼干坤涕未收。 半世英灵沈漠北，经年骸骨冷江头。 辽东化鹤归来日，燕市屠牛漂泊秋。 万里招魂竟何处?断肠风雨上高楼。 李大钊这首诗，热烈地赞颂蒋卫平的爱国报国行动，称颂他的死是 “国 殇”，是为国而捐躯的。诗中对这位英才的不幸遇难深为惋惜，而对其身后 的被冷落更为痛心。由于对亡友的思念情深，想像着有一天这位壮士能够成 仙，从辽东乘鹤归来，继续能够在燕赵一带过着革命者的豪放生活。不过， 这一切只能是想像。即使是万里招魂也找不到魂在何处。所以，作者只能忍 受着断肠般的痛苦，在凄风苦雨中独自登上高楼，默默地眺望着死者殉国立 地的远方。 李大钊在 《题蒋卫平遗像》的五律中又写道： 斯人气尚雄，江流自千古。 碧血几春花，零落一抔土。 不闻叱咤声，但听鸣咽水。 夜夜空江头，似有蛟龙起。 前两首诗，註明是写于辛亥，即1911年。这一首诗，发表于 1913年6 月，是在前两首之后。诗中说“碧血几春花”，即是说，这位青年爱国志士， 离开人间已有好几个春天了。但是，对于李大钊来说，这位英雄的浩气却和 江流一样，永存千古。英雄叱咤强敌之声，人们再也听不到了，但江水呜咽 之声，却永远泣悼这位祖国的好男儿。就在那祖国的边疆国境，夜夜都好像 有蛟龙般的人物，在守卫、在奋起。 ----------------------- page 8----------------------- 李大钊悼蒋卫平的诗，是李大钊本人思想、志趣、品格、情怀的真实写 照，反映着这位伟人成长过程中一段重要心灵歷程。其实，李大钊与蒋卫平 相处时间并不长。李大钊在永平府中学堂读书只有两年，而蒋卫平又是从永 平府师范中途转学过来的。因此，他们在一起大约只有1年多时间。可是， 李大钊对于这位青年志士的认识和感情如此之深，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志趣 品格上的一致性。蒋卫平的品格精神，实质上也就是李大钊的品格精神。祖 国的盛衰安危，正是他们所最关心的。蒋卫平是为保卫祖国和反抗侵略而死 的，所以，李大钊在另一首七律中写道： “千载胥灵应有恨，不教胡马渡江 来。”——这应是生者与死者的共同心愿。中华男儿，决不许侵略者的铁蹄 踏上中国的领土! 李大钊一生都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凡是歷史的现实的英雄人物，无论 古今中外，他都从中汲取精神营养。他也善于学习书本以外有价值的东西， 从多方面丰富锤鍊自己。他与蒋卫平的友情与精神联繫，就是一个突出的例 证。 按照清政府钦定的癸卯学制规定，中学堂的修业为5年，学生的年龄为 16—21岁。但是，由于形势的变化，改革潮流的冲击，特别是李大钊政治意 识的觉醒，使他不愿意再按部就班地去读完5年的中学。二年级刚读完，即 1907年的暑假，他便和几个同学一起去天津投考新的学校。 ----------------------- page 9----------------------- 五、少年立志及与客观现实的矛盾 李大钊离开永平府中学堂去天津投考新的学校，是他少年立志的主要标 志。 关于李大钊当时的这一抉择，他自己在殉难前的 《狱中自述》中曾有所 说明。他说： 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 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李大钊这段话非常重要。它说明：第一，他这时已下决心以爱国和救国 为己任;第二，他已认识到，爱国救国在当时已不能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而应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探索。因为，如若不是这样，当时人们提出的爱国 救国方案，可谓多矣，他随便跟着拥护贊成也就够了，何需自己再下决心去 探寻;第三，他已认识到，要想挽救民族危机，关键必须 “振奋国群”。自 鸦片战争以来，不甘心于中国落后、灭亡的人们，为挽救民族危机，早已在 提出种种改革方案和进行实践的努力，但是，都还远不能解决如何从根本上 “振奋国群”的问题。李大钊将挽救民族危机与“振奋国群”紧密联繫起来， 从根本上寻求解决问题之良策，这正是他其后成为伟大思想家、革命家的重 要起点。 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侵入所起的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在知识青年面前 摆着种种可供选择之路。但大体上说，主要有两条路：一是追求真理，寻求 民族解放与振兴之路;另一种，就是只为寻求个人升官发财之路。这也正是 每个青年在立志问题上崇高与卑俗的分水岭。 李大钊离开永平府中学后，对于个人今后的人生道路确实面临着一种抉 择。当时，除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招生外，另有北洋军医学校和长芦银行专修 所也都在招生。李大钊说： “军医非我所喜，故未投考。银行专修所我亦被 考取，但理财致个人之富，亦殊违我意。故皆决然弃之，乃入政法。”对于 军医，李大钊说： “非我所喜”;对于能“致个人之富”的银行，“亦殊违 我意”——李大钊当时的志趣，在这里应该说表现得是很明显的。其实，这 两者都是当时某些青年的嚮往追求之所。 但是，在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中国，有志青年所走的道路从来不可能是顺 利的、平坦的。李大钊为寻求挽救民族危机、振奋国群之良策而进入北洋法 政专门学校，可是，这个学校的根本性质、任务以及当时整个的教育宗旨与 李大钊的抱负追求，却又是恰恰相违背的。 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是清王朝培养 “佐理新政”官吏的一所学校，是直 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所创办的，清政府明确规定，学生“不准妄干国政”， 只应该 “恪守学规，专精学业”，这就是学生的“本分”。否则，就是“妄 行干预国政”，就是 “躁妄之徒”，清政府表示“决不姑容”。李大钊的上 述追求抱负，很显然恰恰超出了清王朝规定的学生的 “本分”。 清政府还规定 “经学为必修课”，以圣贤“经义”为指导思想，为“圭 臬”，声称这是 “立国之本”。同时又规定，学生不准妄谈“进化”与“民 权自由”等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否则，清王朝称这是 “摇惑人心”的“狂谬 之徒”，是 “乱党险人”的行为，将决不给他们 “本于法律”的自由。李大 钊急思 “深研政理”所要研究的，很显然决不是清王朝规定的圣贤经义，而 恰恰正是他们所最害怕并严加禁止的 “摇惑人心”的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是
第3页 ----------------------- page 10----------------------- 属于 “狂谬之徒”的行为。 清政府规定的 “忠君”为教育的第一要义，声称“务使全国学生每饭不 忘忠义”，对最高统治者要时怀 “天高地厚之恩”。否则，就是“狂悖不逞 之徒”，是 “自外覆载”，统治者将“有理有法”地对他们进行处置。李大 钊所急于探讨的 “振奋国群之良策”，与清王朝规定的忠君大义，很显然又 是南辕北辙! 李大钊爱国救国理想抱负与清王朝的教育方针以及腐朽黑暗的客观现实 之间的矛盾，终于使李大钊在进入法政学校以后不久，就在精神上陷于极度 痛苦之中。1908年即入学后第二年，他在 《登楼杂感》中写下的两首诗，就 是他当时这种复杂痛苦心情的具体表现。 其一 荆天棘地寄蜉蝣，青鬓无端欲白头。 拊髀未提三尺剑，逃形思放五湖舟。 久居燕市伤屠狗，数觅郑商学贩牛。 一事无成嗟半老，沈沈梦里度春秋。 其二 感慨韶华似水流，湖山对我不胜愁。 惊闻北塞驰胡马，空着南冠泣楚囚。 家国十年多隐恨，英雄千载空荒邱。 海天寥落闲云去，泪洒西风独倚楼。 李大钊这两首诗，是我们迄今所看到的李大钊留下的最早文字，是当时 爱国有志的青年所受压抑的血泪心声。 李大钊生于穷乡僻壤，能够来到通都大邑的天津上学，而且还进入当时 颇有名望的、能够获得进身之阶的培养官吏的学校，这在一般庸人俗见来看， 毫无疑问，他应该踌躇满志、心满意足。但是，李大钊却并不是这样。他充 满着苦闷，充满着悔恨，充满嗟嘆和悲愁。这究竟为什么呢?诗里作了回答。 李大钊的悲愁和苦闷，是由国家民族的命运所引起的。 “家国十年多隐 恨”，就是其具体社会歷史内涵。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10多年，中国遭 到了甲午中日战争和庚子八国联军入侵那样的惨败，面临着空前的列强瓜分 风潮和民族危机。在这一危机当中，作为具有爱国报国立志的热血青年李大 钊，却偏偏被一群昏庸保守的反动统治者剥夺的爱国报国的机会与权利。这 正是李大钊最痛心的。诗中写到：在国难关头，他恨未能提剑杀敌;在 “北 塞驰胡马”即入侵者面前，他恨未能像古代的郑国商人弦高那样为国效力。 李大钊把献身祖国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和追求，所以在壮志未能实现的时 候，才痛感韶华虚度，一事无成，直至泪洒西风，使 19岁的青年，嘆惜“半 老”、 “白头”。从诗中，不难看到李大钊对于民族所受一系列屈辱苦难的 无比愤慨，同时也看到他对于封建统治者愚顽自欺、在决策上一误再误、使 民族一再失去奋起时机的极度痛心，说明李大钊确实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 有科学理性又有崇高激情的爱国青年。 ----------------------- page 11----------------------- 六、现代政治运动的最早洗礼 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虽然不是培养革命者的学校，但是，在客观上又并 非不能孕育革命家的学校。在当时，在主观上以传播革命种子为目标的学校， 在国内可以说还没有。 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是李大钊在正规学校学习时间最长的学校，其修业 时间达6年。这6年中，是李大钊其后成为学问家、思想家、革命家的重要 准备时期。其积极影响方面是主要的。自然，由于这所学校的性质以及整个 教育方针的作用，他不可免地也受到些消极影响。 在北洋法政学校，李大钊进一步学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广泛地学习了 西方的思想文化，基本上掌握了日英两门外语，具备了一定的研究能力与工 作能力。这个学校，由于它力求接近京师大学堂的培养要求，所以，在课程 上是极其繁重的。正科的课程，设有政治学，政治学史、经济学史、比较宪 法、比较行政法、地方自治说、大清会典、中国法制史、选举制论、大清律 例、警察学、商业通论、民法要义、外交通义、外国贸易论、刑法总论、财 政学、经济学原理、应用经济学、货币论、银行论、外交史、最近世界政治 史、社会学、中外通商史、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统计学、外国语等，每周 课业达 36小时。学生刚入学即有外籍老师用外语讲课，日语第一学年每周 12小时，第二学年9小时，第三学年6小时。课业之重，训练之严，于此可 见!李大钊就是在这艰苦的6年中，为一生的学识奠定了重要基础。 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使李大钊确立了终生的研究方向，这就是研究 “政 理”，研究社会政治学说。经过这个阶段的系统学习，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随着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造中国的志趣日益腾高。”李大钊的这种 “志 趣”，是使他成为伟大思想家、革命家的重要动力。 李大钊 “再造中国的志趣日益腾高”，终于使他在清末的立宪运动中站 在最前列，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学生运动的领袖，接受了中国最早现代政治 运动的一次洗礼。 1905年7月，清王朝迫于形势决定派五大臣 “分赴各国考察一切政治， 以期择善而从。”并表示，将 “仿行宪政”。清王朝这一决定，是清末所实 行的一系列改革中影响最大的决定。 “仿行宪政”，其核心内容自然是以国 会政治 (责任内阁)为中心，用它来改变中国社会的千年痼疾：君主个人的 专制独裁。对清王朝这种许诺抱有热情幻想的接受了西方思想文化影响的士 绅和知识界，以直隶、江苏为中坚和先导，以孙洪伊、张謇、汤化龙等为领 袖，迅即在全国兴起了请求早开国会的请愿运动。第一次请愿，他们发动了 20万人签名。第二次请愿，他们发动了30万人签名。第三次请愿，他们拟 发动250万人签名，仍由孙洪伊率领，到北京 “伏阙上书”。在请愿中，参 与者们痛陈民族危机，谓非如此，中国决不能自保和自救。从而，在古老的 中华大地上第一次兴起大规模的、具有现代政治意义的政治结社与社会运 动。李大钊及其所在的北洋法政学校学生，勇敢地响应了这场运动，出现了 中国近代史上一场大规模的学生爱国政治运动。 由于严酷的社会现实，使中国的近代学生运动，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可歌 可泣的悲壮性。他们炽烈的爱国救国热情，使他们不惜以血肉之躯甚至生命 来激励国人和警醒当道。在当时的集会上，李大钊的同学秦广礼当场断指， 写血书誓志。另一同学孙可君当场断肘，以明爱国轻生死的壮烈情怀。当时 ----------------------- page 12----------------------- 会场上鲜血溅地，哭声震天，李大钊的心和这些热血青年的心紧紧地跳在一 起。据李大钊回忆， “孙君断肘之后，全身为血所染，许多同学鼓掌叫唤， 都以泪相见。” “那种悲惨激昂的情景，我终身不能忘!” 清王朝对于当时兴起的请求 “早开国会”以挽救民族危机的运动，採取 软化与镇压的两种方针。对于第一、二次请愿，清王朝都肯定其爱国救国愿 望，并将预备立宪的年限从20年缩短到9年，又缩短到6年，以示一再让步， 但到发动第三次请愿时，清王朝终于“翻脸”，採取了强行解散遣返等压制、 取缔措施。李大钊与北洋法政学校学生不能容忍清王朝这种倒行逆施，就愤 而起来再次请愿。据李大钊回忆，1908年 “各省人民都起来要求开国会，运 动很激烈，清廷不得已允人民要求。”当时北洋法政学校的学生即 “参入要 求开国会”的运动。到 1910年，“北京资政院及各省谘议局开会，外患有安 奉铁路问题发生，在天津方面遂起学生。激烈的政治运动，我们同学也参入 运动。”北洋法政学校学生10月17日谈到清廷禁止再作请愿的诛谕，18日 即一律停课，互商进行办法。19日晨集合全体及东北学界代表，共数千人齐 赴直隶督署，要求直督即日电奏，请于明年即速开国会。总督陈夔龙同意代 奏。当晚，清廷答覆不准其请，并声称 “尚有聚众要求，则是藉国会为名， 意存扰乱”，就要 “严办”。又令各学校监督，“转饬学生，一律上课。” 学生没有屈服，21日晨又集会研究办法。直隶总督和天津道当局，就决定派 军警卫队。包围学校，进行镇压。在险恶严峻的形势下，李大钊临危不惧， 从容镇定地准备应付事变。幸得当时主张和平解决力量的从中宽解，才避免 了一场流血惨剧。 李大钊在清末立宪运动中的经歷，对他其后政治上的成长发生了深刻影 响。在这场爱国的政治运动中，李大钊受到一次领导群众运动的锻鍊和反抗 反动暴力镇压的严峻考验，使他在其后的学生爱国运动中，始终成为其领袖 和指导者。
第4页 ----------------------- page 13----------------------- 七、东京留学与反袁斗争 1913年7月，李大钊经过6年的苦读从北洋法政学校毕业。6年的学习 生活，对李大钊颇为不易。该校规定，仅膳费一项，每月即需5元，并保证 不拖欠。李大钊 “既无兄弟，又鲜伯叔，唯有赖其亲父母哺育成长。”李大 钊考入永平府中学不久，祖父李如珍老人即已去世。他在北洋法政学校6年， 均系自费。李大钊回忆说： “我家贫，只有藻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内人 妻子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毕业。” 李大钊在北洋法政学校毕业，对他个人与家庭都是件大事。该校本是培 养官吏的场所，他本人又是同学中的佼佼者。他的学问才能，早已引起当时 政界的要人孙洪伊、汤化龙的器重赏识。因此，他进入仕途、谋取相当职位、 营造个人安乐窝，当属不成问题。但是，李大钊决然地捨弃了这种选择。他 深深感到已有知识用于报国救国还很不足，需要继续对一系列的迫切问题进 行研究探讨。于是，决意出国留学，到日本去 “专究社会经济学，研考民生 凋敝之原，探所以抑强横扶羸弱者，，以回国造福祖国人民。1914年初，李 大钊在孙洪伊、汤化龙的资助下到达东京;同年9月，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 经济学科。 早稻田大学建校于1882年 (明治15年)，系一所私立学校。倡建者为 大隈重信，他曾两次出任日本外相和首相。在1914至1916年任首相期间， 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吞併中国的“二十一条”。该校旧称东京专门学校， 于1902年 (明治35年)9月改名为早稻田大学。20世纪初，中国兴起出国 留学热潮，从 1901至1906年的五、六年中，到日本留学的学生近万人，“实 为任何时期任何留学国所未有”，而早稻田大学在其中则处于一个重要的位 置。该校于1905年专门设立了清国留学生部，在其章程中说：“学问天下公 器，非一国一人可私。况清国疆域相邻，人种相同，其学术我尝受之矣，其 文字我仍用之矣，固宜以我有余补其不足，是所以报旧德而贊文化。”应该 说，其态度是积极的。中国留学生进入该校，1905年 762人，1907年 850 人，1908年494人。4年当中，合计数达2006个。这个数字，应当说是相当 不小的。 早稻田大学，对于中国的政界和法政教育，有着重要影响，正如曾被袁 世凯聘为顾问的该校教授有贺长雄所说： “现时居中华民国之要津而号称有 为之士者，昔尝籍于日本，学宪法及国法于早稻田学园者，居大多数。”李 大钊进入早稻田大学，使该校中国留学生名册中，继廖仲恺、宋教仁、张继 这些重要人物之后，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光辉名字。 早稻田大学对学生的入学、教学与管理，都有一套严格要求。该校学籍 档案记载，李大钊于大正3年 (即1914年)9月8日入学，为大学部政治经 济学科一学年的学生，修业至大正4年7月5日，大正5年 (1916年)2月 2日退学，其原因是“长期缺席除名”。按此档案记载，李大钊正规的学习 时间仅为一个学年。从第二学年开始即从1915年下半年起，李大钊即长期缺 课，直至1916年2月退学。 据其他有关材料说明，李大钊其实从第一学年的下学期开始，即从1915 年初开始，就已不能完全集中力量静心学习。因为，这时已经发生日本政府 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的问题，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兴起了强烈 反抗浪潮。李大钊正在此中，奔走唿号，担负着重要责任。到 1915年下半年 ----------------------- page 14----------------------- 以后，袁世凯復辟帝制的面目更日益暴露，留学生中进而又掀起反袁运动， 以声援支持国内的反袁斗争。李大钊自然更无暇顾及个人的上课，直至1916 年5月奉召回国。李大钊在日本大约两年半的时间，其中约有一半的时间是 在学生爱国运动与革命斗争中度过的。 日本政府侵略中国的“二十一条”，是1915年1月18日由日本驻华公 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提出的，并请保守秘密。1月20日，日置益又向中国外交 部正式致送这一要求的文件。2月2日，中日政府就“二十一条”进行会谈， 2月11日，北京英国记者端纳将“二十一条”原件发表，引起海内外震动。 就在同一天，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即举行了反对 “二十一条”的大会。2月21 日，辛亥革命后已经停止活动数年了的中国留日学生总会重行建立，由评议 部和干事长推荐，李大钊被聘请为文事委员会委员。经过推选，当选为编辑 部主任，主要负责留日学生总会的撰着及刊行书报等。1916年5月在东京出 版的 《民彝》杂志，也就是由李大钊负责主编的。 在反对 “二十一条”斗争中，李大钊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和《国民 之薪胆》。这两者都是由李大钊代表留日学生总会撰写，在日本和到国内进 行散发。前者，写于2月11日中国留学生大会之前，当时中日交涉正在进行; 后者，写于1915年6月，即中日交涉已经结束，中国政府在日本5月7日的 最后通牒面前屈服，5月25日条约正式签字。所以，该文写明是《国耻纪念 录》。 李大钊这两篇文章，是用民族的血泪写成的，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李大钊表示无比的痛恨，而对于自己的民族和祖 国，则表示无限的热爱，充满赤子之诚，表示 “愿为国死”，为祖国的独立 和尊严，不惜 “出其丹心碧血”。两篇文章，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在揭露日本 侵略者的罪行，即李大钊所说的 “对日关系之痛史”。其中既有歷史的，也 有当前的，即甲午 (中日战争)、甲辰(日俄战争)、甲寅(藉口对日宣战 侵占山东)三事。李大钊认为： “三甲纪念，实吾民没齿不忘者也。”中国 人 “宜镌骨铭心，记其深仇大辱。”特别是对于“甲寅”，即“二十一条”， 更宜 “共未来之薪胆”。 李大钊热爱祖国、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思想，蕴蓄已久。他在去国前回故 乡期间，在昌黎火车站即见到日本驻军藉故寻衅，当场打死我国路警5人的 暴行。李大钊当时即立下不共戴天之誓。他说： “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 昂头阔步于中国领土，以戕我国士。伤心之大，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 仇纪念地。山盟海誓：原中华健儿，勿忘此弥天耻辱，所与倭奴不共戴天者， 有如碣石。”在赴日本途中，曾航经甲午中日海战之处，李大钊更是心潮澎 湃、愤激万分。他说： “曩者去国，航海东来，落日狂涛，一碧万顷。过黄 海，望三韩故墟，追寻甲午復师之陈迹，渺不可睹，但闻怒涛哀咽，海水东 流，若有殉国亡灵凄凄埋恨于其间者。”到东京以后，李大钊 “适游就馆”， 也就是参观日本陈列战利品的纪念馆，这对李大钊更是一次很大的刺激。他 说： “见其陈列虏夺之物，若不标明志由，夸为国荣。”李大钊悲愤地说： “盖是馆者，人以纪其功，我以铭其耻;人以壮其气，我以痛其心。惟有背 人咽泪，面壁吞声而已!”李大钊正因为有这样深厚诚挚的爱国之情，所以 才在日本侵略面前，表现出义无返顾、破釜沉舟、与国共存亡的决心。 在反对 “二十一条”斗争中，李大钊文章的主要矛头是对着日本侵略者 的，而并不是对着袁世凯政府。在外国侵略者压力面前，李大钊是主张 “兄
第5页 ----------------------- page 15----------------------- 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也就是主张拥袁抗日，促袁抗日，一致对外，而 不是反袁抗日，倒袁抗日。他文章中说： “吾国民应以敏锐之眼光，沉毅之 实力，策政府之后，以为之盾。”他同时也警告政府， “无权以命我国民屈 顺于敌”;袁政府如 “不愿为亡国之政府，则宜及早觉悟其復古之非，弃民 之失，速与天下更始。”但是，事实证明，袁世凯不但没有觉悟，与民更始， 反而更加紧復辟帝制。李大钊从严酷的事实中，终于认清了袁世凯反动的真 面目。1915年下半年开始，李大钊又勇敢地站到了反袁斗争最前列。 1916年1月，李大钊从日本回上海策划反袁斗争，在太平洋舟中写下一 首古体诗，以表明他斗争的情怀与意志。诗中写道： “浩淼水东流，客心空 太息。神州悲板荡，丧乱安所极。八表正同昏，一夫终窃国。黯黯五采旗， 自兹少颜色。逆贼稽徵讨，机势今已熟。义声起云南，鼓鼙动河北。”诗最 后说： “相期吾少年，匡时宜努力。男儿尚雄飞，机失不可得。”李大钊在 诗中明确有地称袁世凯是 “一夫窃国”，是必须征讨的“逆贼”，而且时机 已成熟，决不可迟疑。从诗中，还看到李大钊那种一往无前，不畏荆棘，匡 时努力的英雄气概。李大钊这次上海之行，未得预期成果，不久返回日本。 李大钊回到日本后，积极参与筹划组织留日学生总会召开的两次大会。 第一次是1916年4月2日，召开为反袁而殉国死难的烈士的追祭大会，同时 筹商声援民军计划，当场还发动捐款。参加大会的不仅有留学生，而且有侨 商各界。大会发表通电，致北京、上海的各报馆与各界，令袁世凯立即退位。 第二次大会是1916年5月7日召开的，是为了国耻纪念。会上回顾了一年前 日本为“二十一条”对华发出最后通牒而中国政府终于屈服之耻，并且反对 中国驻日使馆私设管理留学事务所以控制学生，尤其反对使馆还聘日本人作 为理事。两次大会，都发表了 《对友邦宣告书》，声明自己的活动方针与政 治主张;并发动捐款，会后即寄往国内正在浴血奋战的护国军与民军的前线。 在反袁斗争中，李大钊还担任 《民彝》的主编，并亲自撰写一篇重要文 章—— 《民彝与政治》。文章深刻系统地批判袁世凯的復辟罪行，批判他英 雄史观——歷史唯心主义，封建禁欲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同时，进一步深 入阐明革命民主主义。李大钊这种批判，代表着当时反袁的最高理论水平。 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李大钊东京留学，在课业的学习上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在课堂以外 的学习上却取得很大收穫。由于课外活动的影响，第一学年11科的成绩平均 分数66.9分，排列第40名，列为丙等。但从课外的成绩来看，李大钊的收 获就是其他任何人所不能比拟的。 在两年多时间里，李大钊写作并发表9篇论文，共约10万字。除上述三 篇外，还有 《风俗》、《政治对抗力之养成》、《国情》、《厌世心与自觉 心》、 《青春》等。这些文字，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价值，都不是考 试分数所能衡量的。在 《风俗》一文中，主要是对袁世凯进行道德批判。袁 世凯也曾痛心疾首，说社会风气不好，但究其原因，他却认为是下面搞坏的。 李大钊看法相反，认为道德人心之所以败坏，首先是上面搞坏的，是 “执政 之人”搞坏的。 “施其暴也，上之所好，下必有甚，逞其杀也。盈廷皆争权 攘利之杰，承颜尽寡廉鲜耻之客。钩心斗角，诈变机谲。” “与人以术不以 诚，取士以才不以德。不仁不孝，乃受崇奖;有气有节，则遭摈斥。意向既 示，靡然向风，少年不以学问为本，士夫但以势利为荣。谗谄面谀，青蝇惑 耳;直言谠论，寒蝉销声。”袁世凯为首的政治中枢到了这一地步，道德人 ----------------------- page 16----------------------- 心当然陷于败坏。李大钊号召爱国有志之士，我尽我责，以挽救社会风气。 《在政治对抗力之养成》中，主要批判袁世凯的极端专制主义，号召人民自 觉其固有之权威，形成自己的对抗力，使极端主义不能得逞。在 《国情》中， 主要批判袁世凯的客卿们以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 “国情”为由，从而主张实 行封建专制的论谬。由此可见，李大钊这一时期的文章，主要是批判袁世凯 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正是通过这些批判，使李大钊在思想上政治上进一步迅 速成长，成为当时着名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成为留学生中的重要理论家和革 命家。 ----------------------- page 17----------------------- 八、创造理想的青春中华 由于反袁斗争的形势发展，1916年5月中旬，李大钊结束了两年多的留 学生活，回到上海，寓于孙洪伊处。 孙洪伊、汤化龙让李大钊提前回国，主要是为迎接反袁斗争胜利后的新 形势。袁世凯的败亡，当时看来，已成定局。问题是袁世凯败亡之后，中国 如何发展。在反袁斗争中，以梁啓超、蔡锷为代表的一派势力，起到很大作 用，并得到很大发展;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一派势力，也得到一定的恢 復和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另外，袁世凯手下的两员大将段祺瑞与冯国璋， 都曾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復辟帝制，从而捞到政治资本，并发展了自己的势力， 其后，则分别形成皖系与直系两大军阀势力。袁世凯以復群封建帝制而遭到 失败，受到全国人民的唾弃、怒骂与批判，这本身就表明民主主义思潮的深 入人心与强大力量，从而，也更有利于民主精神的进一步发展与高扬。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去。6月9日，孙中山致电继任总统的黎元 洪，请恢復袁氏所废的约法，尊重国会，摒除一切僭制妄作。6月29日，黎 元洪申令，仍遵行民国 《临时约法》，并定于8月1日续行召集国会。7月 12日，废止袁氏为加强独裁统治所炮制的《惩办国贼条例》及《附乱自首特 赦令》，庄严宣布：所有本年7月2日以前因政治犯罪被拘禁者一律释放， 其通缉各案，亦一律撤销。7月16日，又废除了袁世凯进行思想文化统治， 扼杀舆论的那个 《报纸条例》。这样，就在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就使袁世 凯统治下造成的政治迫害，全都得到了解放，并彻底废除了他那反动统治工 具——一系列的法律。这样，使中国的政治形势，一时发生重大的变化，使 人民产生一种信心与乐观。李大钊在 《北京之回春》、《元宵痛史》中，反 映了这种变化和气氛。他说： “他且不论，即就新年之景象而言，据久居北 京者云： ‘今岁与去年已大不相同，去年则人怀戒惧，今年则共庆昇平。以 昔视今，苦乐悬绝。’此是以见专制之害恶，共和之幸福矣。”“洪宪劫后， 吾人尚有此新纪元，抚今思昔，感慨何如矣。” 李大钊当时的乐观自信，还表现在他主持的 《晨钟报》上，表现在他一 些着名论文中。这就是 《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与《青春》。 《晨钟报》是梁啓超、汤化龙所办的一张大报，刚回国的李大钊被任为 编辑部主任。 《晨钟之使命》，实际是该报的发刊词，并明确提出，它的使 命是创造理想的青春中华。他说： “今者，白髮之中华垂亡，青春之中华未 孕;旧稘 (qi，同 “期”，一周年)之黄昏已去，新稘之黎明将来。际兹方 死方生、方毁方成、方破坏方建设、方废落方开敷之会，吾侪振此 ‘晨钟’， 斯与我愤慨悲壮之青年，活泼泼地之青年……急起直追，勇往奋进，径造自 由神前，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 《晨钟之使命》，对于中华一切 事物的观察，分为两个方面，即白首的、衰老的、陈旧的、腐朽的和青春的、 朝气的、新生的、向上的。李大钊认为，新的中华创造，就是上述两方面斗 争和交替的过程，而在当时，恰恰还是前者占据着主要地位，所以使中华民 族暮气沉沉，死水一潭，缺少生气和活力。但是，由于反袁斗争的胜利，青 春中华的创造，已经有新希望。李大钊这篇文章，既反映着对于中国国情的 深刻理性认识，又反映着当时人们的一种乐观自信。它标志着中国在向现代 化前进过程中，青年新觉醒的时代已经到来，标志着人们的爱国思想正在发 生一种新的质的飞跃，与那种封建的、盲目的、拒新守旧的所谓爱国思想正
第6页 ----------------------- page 18----------------------- 在实行决裂。李大钊还特别註明，所谓 “白首”和“老辈云者”，非指年龄 而言，乃指精神而言;非由个人而言，乃由社会而言。 “老当益壮，同样在 敬服之列;如若少年颓丧，那也同样应予诟病。” 李大钊创造青春中华的理想，产生于反袁斗争中。辛亥革命后发生袁世 凯復辟帝制这样一种严重事件，说明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着一种顽固的腐朽势 力，存在着一种传统的惰性，在民族精神上还缺少与民主共和制度相适应与 创造一个新国家所需要的素质。李大钊于是在《民彝与政治》一文写作之后， 特地又写作了一篇 《青春》，在回国后发表于1916年9月出版的 《新青年》 上。 《新青年》是由陈独秀主编的当时影响最大的刊物，是推动新文化运动 的一面旗帜。李大钊在这个刊物发表重要文章，正说明他当时的思想主张已 经汇入中国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的歷史洪流。 《青春》是一篇哲学性论文，是李大钊所提出的创造理想的青春中华的 理论基础。在李大钊这篇文章中， “青春”既有年龄的涵义，又有季节的涵 义，但更主要的却是哲学的涵义。李大钊首先从宇宙谈起，认为宇宙是无始 无终的。宇宙能够永远不停地运动，这正是它青春的一个过程。它这种过程 无尽，也就是青春无尽。李大钊由宇宙的青春无尽，进而又推到地球、人类、 国家、民族和人生。他说： “推而言之，乃至生死、盛衰、阴阳、否泰、剥 復、屈信、消长、盈虚、吉凶、祸福、青春白首、健壮颓老之轮迴反覆、连 续流转、无非青春之进程。而此无初无终无限无极、无方无体之机轴，亦即 无尽之青春也。”宇宙到底是有始有终的还是无始无终的?宇宙、地球、人 类社会和自然界它整个进程的“机轴”是什么?是怎样存在、怎样起作用的? 这些问题，不是本书所要讨论的。李大钊对于这些问题所作的回答，也并非 是圆满无误的。即使对于宇宙的认识和解释，也并没有达到我们今天的科学 水平。但是，我们所要探讨的是：李大钊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地谈问题?他的 主旨究竟是什么? 李大钊当时之所以要写 《青春》并且使“青春”一词的涵义哲学化，用 它来就国家、民族、青年、人生等问题，发表一系列看法，其根本原因，就 在于这个伟人实在是救国心切!爱国情殷!急剧变化而又错综复杂的客观形 势，实在需要他的声音，需要他来回答一系列迫切尖锐的问题。 李大钊 《青春》归根到底是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中国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当前到底是一种什么状况?它到底是 青春的国家、青春的民族，还是白首的国家、白首的民族?对于这个问题， 自从鸦片战争中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景况不妙后，事实上早就存在着， 并一直有着激烈的争论。其中有的人，就从来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切“国 粹”是万古常青的，復辟帝制的袁世凯就是这类人的代表。有的人甚至以为 盲目地保存发扬中国的一切旧事物就是正宗的爱国，而相反，却把革命家孙 中山以及其他一切为了中国的进步发展企图除旧布新的人，统统诬之为不爱 国。很显然，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理想的青春中华的 “再造”问题，从前 提上就根本不能成立。 李大钊认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确 “各有其生命”。有青春之民 族，斯有白首之民族;有青春之国家，斯有白首之国家。那么，我们的民族 与国家，究竟是青春之民族、青春之国家呢，还是白首的民族、白首的国家 呢?李大钊认为，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必须面对客观现实，而决不能有所 忌讳。在当时，有的人一听说中国衰落，国势陵夷，残骸枯骨，满目黯然; ----------------------- page 19----------------------- 这样的国家，要想不亡，怕办不到，于是就变色裂眦，勃然大怒，认为简直 是对中华民族的侮辱。李大钊却说，请这样的人 “勿怒也。”因为，“吾之 国族，已阅长久之歷史，而此长久之歷史，积尘重压，以桎梏其生命而臻于 衰敝者，又宁容讳?”在当时的世界潮流面前，中国这个民族，到底是一种 什么状况?李大钊主张，回答这个问题关键是 “不讳”。一个民族，已经陷 于衰败危机当中，为什么还忌讳呢? 第二，自己的国族，既然已陷于衰败当中，那么，作为国人，特别是爱 国有志青年，应该怎么办呢?——这恰恰是李大钊文章最重要的逻辑、最有 力的逻辑。 李大钊青春的哲学观，就是要人对此作正确的理解和回答。因为按照这 种哲学观，无论是民族社会还是人生自然，青春与白首之间，新生与衰老之 间，都是一个无尽的过程。而且，人们如果能够获得青春之 “机轴”，掌握 它、利用它，即使是白首的人，白首的民族，又都可以重新获得无尽之青春。 所以，李大钊在反对人们讳言中国落后、不敢面对现实的同时，又反对一些 人常犯的毛病，即一看中国落后，又灰心丧气，失去信心。对于这种落后状 态，李大钊说，青年们 “又何作伤”?对于处于衰老状态的民族究竟应该怎 么办?李大钊说： “吾辈青年之谋所以致之回春为之再造者，又应以何等信 心与愿力从事，而克以着效?”回答是： “此则系乎青年之自觉如何耳!” 青年们自觉，就是要认识到一个民族具有青春活力的极端重要性。李大 钊说： “由歷史考之，新兴之国族与陈腐之国族遇，陈腐者必败;朝气横溢 之生命力与死灰沉滞之生命力遇，死灰沉滞者必败;青春之国民与白首之国 民遇，白首者必败。此殆天演公例，莫忽能逃者也。”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 屡遭失败，是整个国家民族的素质问题、国力问题?还仅仅是个别人的问题? 李大钊通过歷史考察，得出概括的理性结论。青年们认清这一道理，也就理 解了中华需要焕发青春和青春必须依靠 “再造”的深刻涵义。 青年们自觉，必须立志为青春中国之再生而奋斗。让人们不讳承认中国 衰老落后，决不是李大钊的最终目的。他之所以让人们不讳中国是白首的国 族，其积极的用意就是要让人们下决心立志改变这种落后。他说： “吾族青 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龈龈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 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 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復活。”中国在当时风雨飘摇之中，人们如果成天 只在那里引经据典，龈龈辩证中国之不当死与永远不死，而不是痛下决心去 除旧布新，作青春理想之创造，那么，其结果至多是白首中国的“苟延残喘” 而已，而决不会有理想的新中华的诞生! 第三，青年们如果愿意担当起创造新中国的重任，那就必须对人生之义 有一种彻底的自觉，使自己获得无尽的青春。为此，就必须： 1.必须循今日主义，立即从我做起。在爱国救国问题上，李大钊最反对 把个人的责任排除在外，也最反对空嘆咨嗟，脱离实践。他指出，凡是冲决 歷史之桎梏，涤盪歷史之积秽的民族，都 “莫不惟青年之是望”。中华民国 刚刚建立，“中华”二字是什么意思呢?“中者，宅中位正之谓也”。但是， 青年们的 “大任”，不仅应为空间上能使“中华为天下之中而遂足”，而且 应于时间上也真正体现 “中”之本旨。人类歷史古往今来在时间上看“变迁 何极”!但我们中华青年却应有这样的决心，“于今岁之青春，画为中点”， 从而，将 “中以前之歷史”，视为“白首之歷史，陈死人之歷史”，而“中
第7页 ----------------------- page 20----------------------- 以后之歷史”，则应为 “青春之歷史，活青年之歷史”。李大钊进而大声疾 唿： “青年乎!其以中立不倚之精神，肩兹砥柱中流之责任，即由今年今春 之今日今剎那为时中之起点，取世界一切白首之歷史，一火而摧焚之，而专 以发挥青春中华之中，缀其一生之美于中以后歷史之首页，为职志，而勿逡 巡不前。”因循延误，是中国进取之害，也是青年们立志之害。李大钊针对 这一积弊，明确指出： “青年安心立命之所，乃在循今日主义以进。”离开 “今”的努力与实践，一切未来理想与计划，不管多么美妙宏伟，都只能是 空谈空想! 2.必须破除与青春主义不相容的物质与精神之累。 人要立志，要享有无限之青春，必须在物质与精神上彻底破除那些与它 根本不相容的东西。这种东西，李大钊主要归结为两方面，一是机械庸俗生 活，追求升官发财;二是歷史积尘与陈腐观念习惯之束缚。李大钊认为，一 个人 “优于权富即其短于青春”。他指出，当时一些人“赴利禄之途也，如 蚁之就膻，蛾之投火”，这些人，即使一时得到满意之结果，但 “强负黄金 与权力之重荷以趋，几何不为所重压而僵毙耶?”所以，李大钊希望青年： 一要 “冲决过去歷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殭尸枯骨，束缚现 在活泼泼地之我。二要 “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以特立独行之我，立于 行健不息之大机轴。袒裼裸裎 (t1n xilu% ch6ng，脱衣露身，原意为粗野没 有礼貌，此为无牵无挂之意。)，去来无挂，全其优美高尚之天。”李大钊 认为，这才是 “人生唯一之蕲(qí)向，青年唯一之责任。” 3.必须从我做起。通过以 “青春之我”，来“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 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青年们也只 有这样，才有真正的人生价值和幸福。 李大钊 《青春》一文，是他留学回国后贡献于青年的又一重要思想成果。 它既是李大钊崇高灵魂和精神品格的光辉体现，同时，又是奋起的中华时代 精神的光辉体现。老革命家吴玉章曾为 《李大钊选》题词：“青春之气，浩 然长存”。——这是非常中肯的。李大钊的一生，就是为创造理想的青春中 华而不忘奋斗的一生。青春的涵义，随着他其后的思想发展虽然在不断丰富 发展，但是，从本质上说，他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就是青春的宇宙观和人生 观。他反对人成为歷史积弊的奴隶，成为陈腐教条的奴隶，成为机械庸俗生 活的奴隶，成为黄金权力的奴隶，反对享乐主义，反对悲观厌世思想，主张 永葆青春，也就是永葆创造精神与活力，主张 “不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杀 今日白首之我，并宜以今日青春之我，豫杀来日白首之我。”由此可见李大 钊真正彻底革命的精神。他无论在精神、品格、意志以至学识方面都是我国 青年当之无愧的导师! 李大钊创造青春中华的理想是先进的、美好的，但黑暗的现实对于他却 是无情的。 他本想在 《晨钟报》大干一番，利用这张报纸搞新文化运动和青春中华 运动，但 1916年9月5日，他即在该报发表启事，声明“以私事萦扰，急思 返里，爰请社中另请明达。”今后， “所有编辑部事项，概不负责。”李大 钊从受命创办 《晨钟报》到声明此后“概不负责”，前后时间大约两个多月。 在发表离职声明前天即9月3日，李大钊发表寓意小说《别泪》，将他与梁 启超、汤化龙进步派、研究系的一段关系，作了隐喻说明与交代。这一派势 力，最大的特点是依傍豪强，卖身投靠一时得势的军阀官僚，也就是与李大 ----------------------- page 21----------------------- 钊所说的陈腐白首势力相勾结。在辛亥革命以后，他们曾投靠袁世凯;袁世 凯垮台后，它又正在投靠段祺瑞。孙洪伊与这一派势力，过去也曾有过不同 程度的联繫。在反袁斗争中，孙洪伊已经靠向孙中山革命派一边，成为当时 一名很有影响的人物。李大钊在反袁斗争中，也摆脱了北洋势力和梁、汤改 良派的某些影响，与孙洪伊关系密切起来，并成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所以， 李大钊脱离 《晨钟报》，主要是由于政治倾向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 李大钊脱离 《晨钟报》以后，与几位友人又办起了《宪法公言》报，因 为袁世凯垮台后，中国必须完成新宪法的制定工作，也可以说，这是当时国 内政治生活中的大事。该刊章程规定：“本杂志旨在阐明宪法之精微，助长 法律之思潮，以荡涤专制之邪秽，而实现一尽善尽美之民国宪法。”李大钊 在这个刊物上发表5篇文章，其中有3篇是直接讨论宪法问题的，即 《制定 宪法之注意》、 《省制与宪法》、《宪法与思想自由》，发表了很有学理价 值、很有分量的主张。但是，越是真正有价值、有分量的意见，在当时就越 是不能被接受。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是坚决主张保证人民的民主自 由权利和主张地方分权的，而已经获得中央政权的军阀段祺瑞和投靠他们的 政客官僚们，则千方百计地企图缩小和限制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并主张加 强中央的高度集权。有的人还主张规定以孔教为国教或 “国民教育以孔子之 道为修身大本”。这次制宪会议，于 1916年9月5日开始，会议当中，段祺 瑞操纵的 “督军团”干政，要求黎元洪解散国会，改制宪法。1917年6月13 日，国会被迫解散，这次制宪工作也归于流产。李大钊等苦心经营的《宪法 公言》因经费问题，在此之前，即1917年1月10日就宣告停刊。 《宪法公言》停刊后，李大钊应《甲寅》日刊的主编章士钊之请，到该 刊做编辑工作。他在该刊的5个多月时间里，发表了50多篇文章。1917年6 月25日，李大钊在该刊发表最后一篇文章。7月初，张勋拥废帝宣统復辟， 北京发生战事。李大钊冒险奔赴上海，寓孙洪伊处，撰写《辟伪调和》、《暴 力与政治》等文，对梁啓超、段祺瑞与张勋狼狈为奸，破坏中国的民主与法 治的阴谋与罪行，进行深刻的批判，对孙中山所领导的反段护法斗争，进行 理论阐述，给予坚决有力地支持。 1917年11月11日，李大钊结束了反覆辟反段的流亡生活，返回北京。 经过一年多的颠沛流离，李大钊回京后将开始新的征程，继续为创造理 想的青春中华而继续斗争。 ----------------------- page 22----------------------- 九、进入北京大学与迎接世界新潮流 李大钊回到北京不久，老朋友章士钊来看他。章士钊也是刚刚接受新上 任的蔡元培校长之聘，担任北京大学的文科研究院教授兼校图书馆主任。章 士钊为国惜才，决然举荐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以接替自己的工 作。蔡校长是老革命家，是很有改革气魄和新思想的人，一贯求贤若渴，就 欣然地照准章士钊的推荐。1918年 1月，年仅29岁的李大钊到北京大学就 任。 在李大钊前进道路上，章士钊对他的影响和帮助最大。章士钊是最早与 黄兴一起进行反清革命的爱国志士之一，是1903年拒俄学生爱国运动的重要 领导人，也是本世纪初反清革命的重要宣传家。他曾留学美国学习法律与逻 辑，造诣颇深。辛亥革命后从美国归来，曾主持上海的 《民立报》，后又自 办 《独立周报》，积极参与反袁的“二次革命”。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主 办东京 《甲寅》杂志，这是《新青年》之前最有影响的一份杂志。在“五四” 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前，在言论界除梁啓超外，章应是最有影响的一位人物。 李大钊远在北洋法政学校上学期间，即倾慕章士钊的文章与为人，视为精神 上的师友。到东京后，因向 《甲寅》投稿被章约见，一见如故，相交甚深。 其后，虽所走道路不同，但个人友情却终身不渝。 李大钊进入北京大学是中国特殊歷史条件下，特殊文化气氛的结果。按 李大钊学歷来说，他在日本留学仅仅两年，与北大用人传统及所任职务，是 并不相合的。从政治上看，李大钊刚刚从南方护法反段的战线上归来，他那 攻击段祺瑞毁法叛国的文字，墨迹尚未干。但是，所有这些都不妨碍蔡元培 校长对这位真正人才的重用。从章士钊说，他在北京大学以教授又兼图书馆 主任，当然更能提高声望，纯属有益无害;但是，他却一定要把主任之职让 给他的友人李大钊。这一点，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对于这一件事，章 士钊从来不说 “推荐”，而只说向蔡校长“动议”。这样做的理由，只说自 己“萦怀于政治”，不能充分利用图书馆主任这一条件来做学问，由守常担 任更能发挥其作用。其实，由于章士钊对李大钊的深刻了解，他是能够预想 到这一件事的深远意义的。正如章士钊后来所说： “守常一入北大，比于临 淮治军，旌旗变色，自后凡趋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 ‘五四’说起，无不唯 守常之马首是瞻。”李大钊从此成为现代新思潮和现代革命运动的一面光辉 旗帜。 李大钊进入北京大学并就任图书馆主任，是他生活道路上的重大转折， 无论对他个人还是中国革命，都发生很重要的影响。 第一，他由此真正置身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与一批真正的战友和同志结 合在一起。 李大钊在以前也一直关心与支持新文化运动，但由于所处的工作环境与 具体条件不同，他还不能全身心地与这场运动结合起来。他当时周围相与共 事的一些人物，都还不是站在新思潮前面的人物。如果永远与那些人在一起， 那是绝对不能成大气候的。而北京大学由蔡元培校长主持后，聘请了陈独秀、 胡适等第一流新人物，使北大真正成为新思潮的中心，民众的心脏。李大钊 投入这个中心，无异于入海的蛟龙。 第二，他由此有了研究国外学术、思相、文化的最优越条件。 爱国救国从来都有不同的思想层次。李大钊的爱国救国思想从一开始就
第8页 ----------------------- page 23----------------------- 和追求真理与研究国外的新思潮、新文化、新学理联繫在一起的。从理论上 回答中国的命运和道路问题，是当时中国革命最紧迫的问题。在中国两大政 治势力即革命派与改良派都曾影响过李大钊，但是，李大钊通过实践与研究， 实际上对它们这两者都很不满足。李大钊冒险奔赴上海，支持孙中山反段护 法斗争达4个月之久，最后，他不但不像一些友人那样南下广州，反而毅然 北上，就是他对孙中山那一套理论主张不满足的具体证明。 第三，他由此可以和他一向所热爱、所最寄予希望的青年们结合在一起。 由于李大钊所抱理想的特点、性质和反覆的歷史教训，他只能把彻底变 革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他虽然反覆说明，不应排斥老年当中也具有青 年特点的人，但是，从总体上说，他们的理论和主张，只能首先靠青年人来 响应和支持。而北京大学又是全国最为汇集青年英才的地方。 第四，他由此有了较安定、较良好的生活条件。 李大钊回国后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基本上没过上安定的生活，这就使他 很难专心致志与得心应手地进行研究与写作。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每月工资为180元。这种收入，虽然在教授中是低的，但按当时较好生活水 准计算，也能养活四、五十口人。从1920年3月起，李大钊又被聘为教授。 他有了较好的生活条件，从而不致常为生计所困扰。而且，他还有条件用节 省下来的钱，作为党的活动经费和帮助一些困难的学生和战友。 1918年7月1日，即李大钊到北大仅半年后，他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 较观》。该文一开始就说，对于俄国的十月革命， “吾邦人士，亦多窃窃焉 为之抱杞忧者。”对于俄国十月革命，应该说一般人都没有直接考察和作实 际的了解。由于当时流行革命与人民处于对立地位的反动宣传，致使一般人 都发生疑虑。李大钊当时自然也未能对俄直接考察，但反动歪曲宣传骗愚人 庸人易，骗学者、思想家就很难。李大钊以法国大革命当时的反应与其后的 歷史影响为参照，一下子看清了俄国这场革命的伟大意义。 李大钊首先告诉人们应该如何看待歷史上的大革命与大变动，这一点其 实正是两种世界观和态度的分水岭。李大钊认为，通过歷史的考察， “一世 纪新文明之创造，新生命之诞生，其机运每肇基于艰难恐怖之中。征之歷史， 往往而是。”在过去，法兰西大革命的时候， “何尝不起东人之恐怖，惊骇 而为之深抱悲观。尔后法人之自由幸福，即奠基于此役。”而且，这场革命 还影响了全世界的文明。李大钊坚信，俄国这场革命，诚与法国大革命一样， 同为影响世界未来文明的绝大变动。李大钊有了这样的歷史观，就使他能够 冲破当时反动宣传的迷雾而获得先见之明。 李大钊指出，法国大革命是 “立于国家主义之上之革命”，而俄国革命 则是 “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前者“为爱国的精神”，后者“为爱人的 精神”， “前者恆为战争之泉源，后者足为和平之曙光”。李大钊认为，对 俄国事变， “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 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 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李大钊从这时起就要求中国人 “适应此世界的 新潮流”，这是中国人对于俄国十月革命最早的理性反响。 李大钊率先响应十月革命，是中国思想文化战线方向转变的最早先兆。 在孙中山的民主思想中，更多地效法美国。在以陈独秀为总司令的 “五四” 新文化运动中，他更多地崇尚法兰西，而胡适则崇尚美国，只有李大钊首先 把目光投向俄国。这也是中国愿走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早起点。 ----------------------- page 24----------------------- 李大钊既然表示中国应 “适应”由俄国革命而起点的世界潮流，他就必 然要对它继续进行研究。4个多月以后，李大钊终于又拿出了新成果。 1918年 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战败德国而结束。在大战中， 中国是对德宣战国之一，因而也成为战胜国。段祺瑞军阀政府趁机耀武扬威， 放假庆祝三天。北京城内，“旌旗满街，电影照耀，鼓乐喧阗，好不热闹。” 在演讲中和文章中，好多人都说这是 “公理战胜强权”，从而庆祝“公理的 胜利”。到底是不是 “公理胜利”?李大钊在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北大 组织的群众集会上的演说，回答了这个问题。李大钊强调，这次胜利，是“庶 民的胜利”，而不是哪一国的政府或哪一国武力的胜利，这回胜利的， “是 世界人类的新精神”，是民主主义、劳工主义的胜利。对于这种潮流， “是 只能迎，不可拒的。”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是世界 改造新纪元的开始。接着，他又写了一篇文章 《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该 文进一步强调这场革命是由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是宗主马克思主义 的，它具有无比的威力。在这种革命面前， “歷史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 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家咧——凡可以障碍这新 运动的进程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不可挡的潮流， 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地飞落在地。”他兴奋地高 唿： “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 界!”李大钊这样的文章，对于黑沉沉的中国大地来说，真正是闪电和雷鸣! 李大钊为迎接新思潮继续进行研究，又过了五个多月，一篇划时代的系 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终于发表了，这就是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该文 章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传播史上的第一块丰碑。在 1919年 《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上发表，该期由 李大钊主编，成为一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号。 为了迎接新潮流，李大钊设法为图书馆大量购进外文的宣传马克思主义 与十月革命的新书，并组织有共同志趣的人进行研究。在 “五四”之前，李 大钊组织一个研究马克思的学会，为了躲过警察当局，李大钊特地不用马克 思的名字，而用马尔克斯。这样，警方以为这是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也 就不来干涉。 1920年3月，在李大钊帮助下，有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朱务善、 罗章龙、刘仁静等19人参加，又秘密组织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了扩大影 响，1921年11月又公开活动，以19人的名义，发表启事，徵集会员，除北 大的学生报名外，还有外校的。在蔡元培校长支持下，学校拨出两间房子， 给研究会使用。李大钊与会员商议，将这里名为 “亢慕义斋”。“亢慕义” 是德文共产主义的译音。“亢慕义斋”从此成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代名词。 该会自己集资买的图书，都盖上 “亢慕义斋藏书”的印记。这些书，现在还 保存在北大。李大钊多次到研究会讲演，回答大家研究中的问题。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先后参加人数达300人左右，其中工人约有 20%， 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会员。这些会员，成为以后北方建党、建团的基本成员。 北洋军阀政府视共产主义学说为洪水勐兽，污衊、摧残和禁止，但以李大钊 为旗手，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这股时代新潮流，仍在中国的大地上滚滚向前。
第9页 ----------------------- page 25----------------------- 十、青年的良师益友 李大钊的思想、学识、作风、品格，深受青年们的敬重和爱戴。他除在 北大教课外，还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北京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 等校讲课。他经常被一些社团邀请进行讲演。他是 《新潮》、《国民》等学 生团社的导师。 李大钊指引帮助青年迅速成长，使他们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早一批 革命家。 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从湖南到北京。他需要学习，也需要工作，但 无法解决。经章士钊向李大钊介绍(按：毛泽东是来投靠他的老师杨昌济的， 但杨先生刚来北大不久，与李大钊不熟。杨先生为人又十分持重，故由他老 友章士钊介绍。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对章终身不忘)，李大钊安排毛泽东任 图书馆的助理员。毛泽东有了这一工作，就在北大得到了良好的学习机会。 他旁听一些课程，参加新闻学、哲学等社团的活动，阅读大量新的书刊。1918 年10月，李大钊亲自介绍毛泽东参加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3月，毛泽东 离京南下，12月中旬，又再次来京，毛泽东有机会学习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 着作。毛泽东后来说： “我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的时候，在李大钊手下， 很快地发展，走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路上。” “五四”时期，周恩来在天津读书。他与邓颖超等人组织了觉悟社。在 成立会上，周恩来提议请大钊到天津讲演，大钊答应了。1919年9月21日， 即觉悟社成立后的第五天，李大钊便来到天津。他上午作国际形势的报告， 下午与大家一起座谈。返回时，由周恩来送到火车站。李大钊这次天津之行， 给周恩来等以很大的鼓舞和帮助。1920年8月，周恩来又来京请大钊帮助他 们与北京的进步社团建立联繫。8月16日，在李大钊帮助下，觉悟社与北京 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等5个团体在陶然亭聚会，李大钊在讲话中希望他们 到劳工中去，到农民中去，了解他们，启发他们，依靠他们。会议最后的文 件，接受了大钊的意见，规定今后要做 “社会实况之调查”，做“农工组织 之运动”，起到了很重要的积极作用。 当时的好学进步青年，不少人家境困难，不能按时交纳学杂费。有的人 常收到无名氏的汇款单，给予帮助。这 “无名氏”就是李大钊。有的人请求 缓交学杂费，学校要求需有人担保，李大钊担保也很多。现在北京大学的档 案室，还保存有李大钊为哲学系学生刘仁静写的缓交学宿费的担保条。在档 案室里，还有名叫新凯的学生1922年4月4日写给大钊的信，为两位同学患 病住院， “一文不名”，而请求大钊帮助。信中说：“先生屡次帮助我们， 在此火急之际，作再一次的请求。” 李大钊由于经常大量地帮助别人，致使他的家庭生活有时难以保证，每 月发的工资，剩下无几。为此，蔡元培校长特地让会计部门，每月发工资时 都要给李夫人先留下足够的生活费。 在1919年 “五四”学生运动中，他得知有32名学生被军阀政府逮捕的 消息后，作为北大教职员联合会的代表，他千方百计地设法营救这些被捕学 生。在当时特定形势压力下，军阀政府于5月7日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在 斗争最紧张的日子，他连星期天也守在他的办公室里。他一方面派一些学生 联合会的成员到外地一些重要城市寻求声援，另一方面又听取外地来京学生 代表的情况介绍，并给予帮助指导。李大钊是 “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的重要 ----------------------- page 26----------------------- 领袖和指导者。 ----------------------- page 27----------------------- 十一、建党与坚持科学社会主义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无论在思想上还是组织上，他 都作出了最大贡献。 共产党的诞生，首先必须靠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且使之与革命实践结 合起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李大钊的功绩是任何人都比不了的。在李 大钊指导下，在长辛店、唐山以及北方重要铁路沿线，还开展了中国最早最 有声势的工人运动。 远在1917年4月，李大钊就明确指出，中国必须有一个新的中心势力， 国家的统一和发展才有希望。由于对其他政治势力的失望，俄国十月革命后， 他终于找到了新希望。 1921年3月，李大钊在 《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中，明确提出建立 中国共产党的迫切性。他说，国人“厌弃政党已达极点，但是我们厌弃政党 也要另有团体以为替代，否则，不能实行改革事业。”李大钊进而又明确： “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 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李大钊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者， “应 赶快组织一个大团体”，并与各国共产党相唿应。 事实上，1920年1月李大钊掩护陈独秀出京的途中，两人就曾商讨过在 中国建党问题。1920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 (化名吴廷康) 等人来华，李大钊又介绍他去上海与陈独秀商量建党问题。 1920年 10月，在李大钊办公室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从自 己180元的薪金中，拿出80元作小组活动经费。 1921年6月，第三国际派马林来中国，由李大钊接待并帮助他赴上海。 接着，党正式成立。早期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几乎都直接间接地受过李大 钊的教育和影响。北方的济南、天津、太原、内蒙等地的最早党组织，都是 在李大钊帮助下建立起来的。 李大钊特别重视根据中国的实际环境，应用马克思主义，特别重视宣传 和坚持歷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反对个人创造歷史的唯心主义和空想 社会主义。他和有的共产党人片面的理解和宣传不同，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一 般地反对个性，束缚个人自由，而是保障每个人享受极大量的平等、自由; 不是将整个社会建设于愤懑、仇怨之上，而是互助相爱;不是没有竞争，而 是亦有相当竞争。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竞争，就会令人枯死，没有进步。社 会主义不是要人贫穷，而是要人们富裕。如此等等。由此可见，李大钊对于 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是多么力求准确、认真严肃，而决不是像有些人那样随 心所欲! 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为国民革命而奋斗，必须帮助孙中山改组 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实境” 的第一次飞跃，李大钊在这方面起着最杰出的作用。 十二、最勇敢的战士 不朽的光辉 中国革命首先发生发展于南方。北方，无论是清末、民初还是北洋军阀 时期，都受到封建势力更严密的控制与统治。1919年 “五四”以后，新文化 运动的中心已逐渐南移。在南方一些城市地方，人们的思想、言论、集会、 结社已可以相当自由，而在北京却受到更严的限制。当时，相当多的新人物 已纷纷南下，而李大钊仍依然地坚守在北方。 据李星华回忆： “1926年’三·一八”以后，段祺瑞下令通缉那些领导 学生爱国斗争的所谓 ‘暴徒’，‘名列第一’的就是李大钊。”从那以后， 李大钊转入地下斗争。1926年6月，奉系军阀张作霖进入北京，首先捕杀了 《京报》主笔邵飘萍，接着又杀了进步小报主编林白水，形势十分险恶。1927 年春，蒋介石在南方不断制造反共屠杀事件，李大钊的处境就更加险恶了。 一些同志都劝李大钊转移，他也安排别人转移，而他自己就是要坚守战斗岗 位，决不离开北京。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突然派兵包围苏使馆，逮捕了李大钊和他的战 友。章士钊、杨度、北京学界及社会各界都积极设法营救，但都不能改变反 动当局对他加害的罪恶用心。在法庭上，李大钊 “着棉袍，青布马褂，满脸 髭鬚，精神极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称为是马克思学说崇信者。”对于 反动当局加给他 “扰乱治安，图谋不轨”等罪名，则予以辩驳。在刑场上他 首登绞刑台，神色未变，从容就义。时为1927年4月28日，年仅38岁。 李大钊遇难，全国民众莫不哀痛，纷纷举行悼念活动，愤怒声讨帝国主 义及其军阀走狗的反革命暴行。 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 《嚮导》发表文章，称李大钊是“最勇敢的革命 战士”。 苏浙沪党部驻武汉办事处发表宣言，称李大钊是“诚实勇敢的革命战士， 无产阶级的先锋。” 在西安召开的追悼会上，苏联代表称李大钊的死， “非特中国革命之损 失，实全世界之损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说： “黄河流域青年运动发展， 皆李所推动，即中国青年运动，亦受李之影响非浅。李大钊以全时间、全精 神献给革命”， “吾侪唯时继李大钊之志而奋斗”，“则李大钊精神不死”。 李大钊遇害时，冯玉祥正率师潼关， “哭之甚哀”，谓李大钊是“在北 方指导国民革命运动最忠实、最努力和最有力之领袖”， “为中国‘五四’ 以来新思想的泰斗”。还说：“李同志因地域关系，与本军在南口转进以后， 发生最密切的关系”。 “我们必须继死者革命精神而奋斗”。令全军上下举 行大规模悼念活动。 1933年4月24日，在北京地下党组织下，北京各界为李大钊举行公祭， 在数百人护送下，灵柩由宣外淅寺发引，抬赴香山万安公墓。在西单、西四 两地举行路祭，清华、燕京两校师生，在西郊路祭。最前一幅輓联是 “北平 青年恭送李大钊安葬”。李大钊的思想业绩，真正扎根于中华大地，铭记于 亿万人民的心中。 在北京大学校园，1977、1978两届毕业生志愿捐款，为李大钊建立塑像。 1983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为李大钊陵园落成举行隆重典礼，邓小平 为墓碑题词： “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烈士永垂 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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