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的這一朝呢，事情很多，甚至比康熙朝的要多，邊疆可謂是“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
我們都知道，乾隆在晚年的時候，寵幸和珅，但和珅的內容我們留到後麵單獨論到。乾隆晚年，多種措施均不滿人意，甚至這個不滿多過了對漢武帝“輪台罪己詔”前措施的評價。
但不得不說，在乾隆朝早期的時候，其實他還是十分有朝氣的，用人與駕馭呢也在雍正之上。
他做了不少替父親彌補罪過的措施（其實也有可能是雍正特地留給乾隆來籠絡人心的）。首先就是他釋放了嶽鍾琪，也釋放了皇十四子胤禵。又嚴辦了雍正之前錯誤重用的聚斂錢財的王士俊，也明旨斥責早已逝去的酷吏田文鏡，說田文鏡身為督撫，“苛刻於搜求，屬吏競為剝削，河南民重受其困”。
之前那一向反對田文鏡苛政的史貽直，被弘曆直接升為湖廣總督，之後更是先後調任了工部、刑部、兵部、吏部的尚書以及直隸總督，乾隆九年的時候，更是進一步被任命為文淵閣大學士。
其實在雍正的朝廷中，敢於說話或者能說話的並沒有什麽人，乾隆特地召迴了曾經因為過於口直而被降調為“戶部銀庫行走”與“署理河東鹽政”的原任刑部與戶部侍郎孫嘉淦，讓他仍然做吏部侍郎，兼任都察院左都禦史。
孫嘉淦不是一個碌碌無為的人，可謂是滿清一朝的名臣，風骨赫赫，不可多得的人才。他曾經留下了一篇不朽的奏疏，前麵論述康熙用人時我們提過一嘴，其中說道為人君是怎麽樣可以提防小人而親近君子的。“小人進而君子退者，無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獨，才則君子、小人共之，而且小人勝焉。語言奏對，君子訥而小人妄誽，則與（人君之）目習投矣。……”
按理來說，乾隆這樣的君主，看到這樣的奏章應該大怒，認為在譏諷自己，可我們前麵說了，這個時候的弘曆其實還是蠻有朝氣的，他不僅不生氣，反而將它宣示於內外。之後，更是直接調任孫嘉淦做直隸總督，兼管河道，調任湖廣總督，雖然曾在乾隆八年降為江西巡撫，不過僅僅一年後，又升遷為左副都禦史、兵部侍郎、工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
孫嘉淦的名聲在民間可謂非常出名，頗著直聲，到了什麽程度呢，乾隆四年的時候，有人用他的名號寫了一份奏折去彈劾鄂爾泰和張廷玉，乾隆十六年又有人用他的名聲去寫乾隆有“五不可解、十大過”，乾隆都不肯對孫嘉淦有所責備。
當初因為反對程、朱理學惹怒雍正，而被下獄的謝濟世，乾隆即位後，就把他從充軍的地方召迴了，仍讓他做禦史。其後，他受任為“湖南驛監道”，在乾隆八年被人參了一本說他離經叛道，乾隆說“朕不以語言文字罪人”。
乾隆在當時的確可以算上一位賢主，比起明朝中後期的那些君主（憲宗、武宗、世宗、神宗等），可謂碾壓。
言官呢，尤其是禦史呢，一直以來都是有一個權利，那就是“風聞言事”，就是他們彈劾別人不用有真實證據，他們認為搜集證據是司法機關的責任，而不是監察機關的責任，這一點在現在的法律方麵叫做“有罪推斷”，是絕對不允許的，因為太容易有冤假錯案了。
當時有一位大學士趙國麟，被禦史彈劾的惱了，一股無明業火竄了上來，向乾隆抱怨道：像這樣的禦史應該處分！結果乾隆不僅不處分，反而升了禦史的官。
這樣看來，乾隆朝的前期，國家機器和執政能力還算良好，接下來就到了處理邊疆的問題了，也到了亂哄哄的局麵了。
我們都知道，乾隆在晚年的時候，寵幸和珅，但和珅的內容我們留到後麵單獨論到。乾隆晚年，多種措施均不滿人意，甚至這個不滿多過了對漢武帝“輪台罪己詔”前措施的評價。
但不得不說，在乾隆朝早期的時候，其實他還是十分有朝氣的，用人與駕馭呢也在雍正之上。
他做了不少替父親彌補罪過的措施（其實也有可能是雍正特地留給乾隆來籠絡人心的）。首先就是他釋放了嶽鍾琪，也釋放了皇十四子胤禵。又嚴辦了雍正之前錯誤重用的聚斂錢財的王士俊，也明旨斥責早已逝去的酷吏田文鏡，說田文鏡身為督撫，“苛刻於搜求，屬吏競為剝削，河南民重受其困”。
之前那一向反對田文鏡苛政的史貽直，被弘曆直接升為湖廣總督，之後更是先後調任了工部、刑部、兵部、吏部的尚書以及直隸總督，乾隆九年的時候，更是進一步被任命為文淵閣大學士。
其實在雍正的朝廷中，敢於說話或者能說話的並沒有什麽人，乾隆特地召迴了曾經因為過於口直而被降調為“戶部銀庫行走”與“署理河東鹽政”的原任刑部與戶部侍郎孫嘉淦，讓他仍然做吏部侍郎，兼任都察院左都禦史。
孫嘉淦不是一個碌碌無為的人，可謂是滿清一朝的名臣，風骨赫赫，不可多得的人才。他曾經留下了一篇不朽的奏疏，前麵論述康熙用人時我們提過一嘴，其中說道為人君是怎麽樣可以提防小人而親近君子的。“小人進而君子退者，無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獨，才則君子、小人共之，而且小人勝焉。語言奏對，君子訥而小人妄誽，則與（人君之）目習投矣。……”
按理來說，乾隆這樣的君主，看到這樣的奏章應該大怒，認為在譏諷自己，可我們前麵說了，這個時候的弘曆其實還是蠻有朝氣的，他不僅不生氣，反而將它宣示於內外。之後，更是直接調任孫嘉淦做直隸總督，兼管河道，調任湖廣總督，雖然曾在乾隆八年降為江西巡撫，不過僅僅一年後，又升遷為左副都禦史、兵部侍郎、工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
孫嘉淦的名聲在民間可謂非常出名，頗著直聲，到了什麽程度呢，乾隆四年的時候，有人用他的名號寫了一份奏折去彈劾鄂爾泰和張廷玉，乾隆十六年又有人用他的名聲去寫乾隆有“五不可解、十大過”，乾隆都不肯對孫嘉淦有所責備。
當初因為反對程、朱理學惹怒雍正，而被下獄的謝濟世，乾隆即位後，就把他從充軍的地方召迴了，仍讓他做禦史。其後，他受任為“湖南驛監道”，在乾隆八年被人參了一本說他離經叛道，乾隆說“朕不以語言文字罪人”。
乾隆在當時的確可以算上一位賢主，比起明朝中後期的那些君主（憲宗、武宗、世宗、神宗等），可謂碾壓。
言官呢，尤其是禦史呢，一直以來都是有一個權利，那就是“風聞言事”，就是他們彈劾別人不用有真實證據，他們認為搜集證據是司法機關的責任，而不是監察機關的責任，這一點在現在的法律方麵叫做“有罪推斷”，是絕對不允許的，因為太容易有冤假錯案了。
當時有一位大學士趙國麟，被禦史彈劾的惱了，一股無明業火竄了上來，向乾隆抱怨道：像這樣的禦史應該處分！結果乾隆不僅不處分，反而升了禦史的官。
這樣看來，乾隆朝的前期，國家機器和執政能力還算良好，接下來就到了處理邊疆的問題了，也到了亂哄哄的局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