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十多天，楚王駕崩，李園叫人報告春申君，春申君一進宮，李園就命武士圍上他說：“奉太後密令，黃歇謀反，理當處死。”就這樣，春申君遭了滅族之禍。
宮廷裏真是充滿了駭人聽聞的陰謀，一個普通的人、正常的人是很難想像和理解的。其實，也不必大驚小怪。世界上有兩個最不講道德的地方，一是妓院，一是宮廷。妓院在社會的最下層，唯錢是圖，連皮肉都出賣了，還有什麽道理可講？宮廷在社會的最上層，唯權是從，連靈魂都不要了，還有什麽道德信義可講?宮廷與妓院，雖處社會的兩極，實有異曲同工之處啊!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在一定意義上講是陰謀政治，如果能把這些陰謀“曝光”，放在光天化日之下，置於大眾眼前，也許會使今人清醒一些，起碼少一些所謂的神聖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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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蔽淞開國與暴力固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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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三皇五帝的傳說始，在三四千年的古代歷史中，中華民族經歷了三四十個朝代，其中為鞏固權力而殺人最多的開國皇帝，恐怕非明太祖朱元璋莫屬了。
俗語道：“一朝天子一朝臣。”其實這話極不可靠，一朝天子固然要換一朝臣，但這一朝臣可未必能做得穩，“伴君如伴虎”這話倒是十分有道理。虎者，百獸之王也，將虎比君，實寓豺狼當道之意，始作此語者，可謂意寓深長，對中國歷史有切身的體會了!開國皇帝何以比其他後繼皇帝更需固權呢?其實道理很簡單，一是開國時泥沙俱下、魚龍混雜，各色人等都有混進開國隊伍的可能，如不清理，將來會釀成大禍。其二是開國期間有許多人手握重兵而又威望很高，如不誅殺，則功高蓋主、才大壓主和權大欺主三位一體，將來必成後患。至於第三點，則是作長遠計，為子孫謀劃。
關於為子孫計，用朱元璋所做的一件小事可以給出絕好的說明。在朱元璋要賜死開國功臣李善長時，太子朱標曾向朱元璋進諫說：“皇父誅殺的人太多太濫了，恐怕有傷和氣。”朱元璋聽了，默無一語。第二天，他把太子叫來，將一根長滿刺的荊棍扔在地下，要太子撿起來，太子麵有難色，朱元璋笑道：“我讓你拿著棘杖，你認為棘杖上有刺，怕傷了你的手，若是把棘刺除去，就可以不必擔憂了。我現在誅戮功臣，明太祖像
便是替你把刺去掉，你難道還不明白我的用意嗎?”誰知太子卻是一位飽讀聖賢之書的書生，聽了父親這話，大不以為然，反而叩頭道：“上有堯舜之君，下有堯舜之民!”這話明擺著說朱元璋是一個昏暴的君主，朱元璋哪能不怒，即提起身前的幾案，就要投到太子的身上。太子見了，驚慌萬分，連忙把懷裏的一卷東西掏出扔在地上，拔腿就跑。朱元璋拾起這卷東西，展開一看，是負子圖，不覺大慟，才未追究太子的罪責。原來，當年朱元璋同陳友諒大戰，以二十萬大軍對陳友諒的六十萬大軍，形勢非常危急，馬皇後背負太子作戰，終於戰勝了陳友諒。事後，朱元璋讓人繪成負子圖，以紀念這段艱難的歷史。多虧這張負子圖救了太子的性命，否則，太子便有一百顆腦袋，也是保不住的。從這件事上，我們可以看到開國帝王要除功臣的深刻用意。
明朝初立之時，朱元璋確實是宵衣旰食，他每天忙到深夜，早上又早早起床，接見大臣，批閱奏章，沒有什麽文化娛樂活動，衣食起居也十分儉樸。盡管如此，在戰爭中崛起的新地主、官僚還是用各種方法營私舞弊，盤剝農民，一些跟隨朱元璋南征北戰的功臣宿將也恃功自傲，恃權自專，或是徇私枉法，或是巧取豪奪，剛剛緩和的農民矛盾又趨尖銳，許多地方竟爆發了小股農民起義，再加上北方元朝的殘餘勢力還在不斷騷擾，東南沿海一帶又有倭寇出沒，使剛剛建立的明朝處於內憂外患之中。在這種情況下，朱元璋採取了一係列的固權措施。
其一是改革官製，削弱了中書省和大都督府的權力，把這兩個主管行政和軍事的要害部門分成幾塊，又把親王派往各地監軍，這樣，大權就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了。
其二是建都察院，下設十三道監察禦史，施行嚴刑峻法。都察院的權力是糾察百官的得失，監察禦史的官品雖然隻有七品，但什麽話都可以說，什麽大官都可以告，凡是大臣奸邪、擅作威福，小人構陷、擾亂視聽，以及貪贓枉法、變亂祖製和學術風氣等都在糾劾的範圍之內。《明律》中的許多規定，在今天看來，確實是十分殘酷的。例如：凡奸邪進讒言使未犯死罪而致死的人處斬；如有人犯了死罪，有人用巧言進諫，使之免於死罪的，進言者也要被處斬；即使是掌管刑律的官員，如果聽從了上司的主使，減輕或是加重了罪犯的刑罰，也要被處死，並將其妻子充作官奴，家產沒入官府。對於貪汙，朱元璋的認識十分深刻，認為直接關係到政治風氣乃至國家的生死存亡，他說“吏治之弊，莫過於貪墨”，認為此弊不除，欲行善政，絕無可能。於是，《明律》規定，官吏必須廉潔奉公，即使因公出差乘坐公車，也不能捎帶私人財物，附載衣服等不得超過十斤，每超過五斤打十鞭，十斤加一等，直到笞至六十。凡貪汙者，至輕之罪也要發配到北方邊地，如果貪汙數額折價超過六十兩銀子以上，處以梟首、剝皮、實草之刑。其具體的做法是把犯官先砍去頭，然後再剝下皮，把頭掛在杆子上，把皮包上草秸，放在衙門口旁邊的土地廟外，或是擺在公座之旁，其用意是警告後來的官吏，不得再行貪汙。朱元璋這一招雖不太“人道”，但卻十分有效，這種法令實行不久，吏治果然有所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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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廷裏真是充滿了駭人聽聞的陰謀，一個普通的人、正常的人是很難想像和理解的。其實，也不必大驚小怪。世界上有兩個最不講道德的地方，一是妓院，一是宮廷。妓院在社會的最下層，唯錢是圖，連皮肉都出賣了，還有什麽道理可講？宮廷在社會的最上層，唯權是從，連靈魂都不要了，還有什麽道德信義可講?宮廷與妓院，雖處社會的兩極，實有異曲同工之處啊!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在一定意義上講是陰謀政治，如果能把這些陰謀“曝光”，放在光天化日之下，置於大眾眼前，也許會使今人清醒一些，起碼少一些所謂的神聖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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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三皇五帝的傳說始，在三四千年的古代歷史中，中華民族經歷了三四十個朝代，其中為鞏固權力而殺人最多的開國皇帝，恐怕非明太祖朱元璋莫屬了。
俗語道：“一朝天子一朝臣。”其實這話極不可靠，一朝天子固然要換一朝臣，但這一朝臣可未必能做得穩，“伴君如伴虎”這話倒是十分有道理。虎者，百獸之王也，將虎比君，實寓豺狼當道之意，始作此語者，可謂意寓深長，對中國歷史有切身的體會了!開國皇帝何以比其他後繼皇帝更需固權呢?其實道理很簡單，一是開國時泥沙俱下、魚龍混雜，各色人等都有混進開國隊伍的可能，如不清理，將來會釀成大禍。其二是開國期間有許多人手握重兵而又威望很高，如不誅殺，則功高蓋主、才大壓主和權大欺主三位一體，將來必成後患。至於第三點，則是作長遠計，為子孫謀劃。
關於為子孫計，用朱元璋所做的一件小事可以給出絕好的說明。在朱元璋要賜死開國功臣李善長時，太子朱標曾向朱元璋進諫說：“皇父誅殺的人太多太濫了，恐怕有傷和氣。”朱元璋聽了，默無一語。第二天，他把太子叫來，將一根長滿刺的荊棍扔在地下，要太子撿起來，太子麵有難色，朱元璋笑道：“我讓你拿著棘杖，你認為棘杖上有刺，怕傷了你的手，若是把棘刺除去，就可以不必擔憂了。我現在誅戮功臣，明太祖像
便是替你把刺去掉，你難道還不明白我的用意嗎?”誰知太子卻是一位飽讀聖賢之書的書生，聽了父親這話，大不以為然，反而叩頭道：“上有堯舜之君，下有堯舜之民!”這話明擺著說朱元璋是一個昏暴的君主，朱元璋哪能不怒，即提起身前的幾案，就要投到太子的身上。太子見了，驚慌萬分，連忙把懷裏的一卷東西掏出扔在地上，拔腿就跑。朱元璋拾起這卷東西，展開一看，是負子圖，不覺大慟，才未追究太子的罪責。原來，當年朱元璋同陳友諒大戰，以二十萬大軍對陳友諒的六十萬大軍，形勢非常危急，馬皇後背負太子作戰，終於戰勝了陳友諒。事後，朱元璋讓人繪成負子圖，以紀念這段艱難的歷史。多虧這張負子圖救了太子的性命，否則，太子便有一百顆腦袋，也是保不住的。從這件事上，我們可以看到開國帝王要除功臣的深刻用意。
明朝初立之時，朱元璋確實是宵衣旰食，他每天忙到深夜，早上又早早起床，接見大臣，批閱奏章，沒有什麽文化娛樂活動，衣食起居也十分儉樸。盡管如此，在戰爭中崛起的新地主、官僚還是用各種方法營私舞弊，盤剝農民，一些跟隨朱元璋南征北戰的功臣宿將也恃功自傲，恃權自專，或是徇私枉法，或是巧取豪奪，剛剛緩和的農民矛盾又趨尖銳，許多地方竟爆發了小股農民起義，再加上北方元朝的殘餘勢力還在不斷騷擾，東南沿海一帶又有倭寇出沒，使剛剛建立的明朝處於內憂外患之中。在這種情況下，朱元璋採取了一係列的固權措施。
其一是改革官製，削弱了中書省和大都督府的權力，把這兩個主管行政和軍事的要害部門分成幾塊，又把親王派往各地監軍，這樣，大權就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了。
其二是建都察院，下設十三道監察禦史，施行嚴刑峻法。都察院的權力是糾察百官的得失，監察禦史的官品雖然隻有七品，但什麽話都可以說，什麽大官都可以告，凡是大臣奸邪、擅作威福，小人構陷、擾亂視聽，以及貪贓枉法、變亂祖製和學術風氣等都在糾劾的範圍之內。《明律》中的許多規定，在今天看來，確實是十分殘酷的。例如：凡奸邪進讒言使未犯死罪而致死的人處斬；如有人犯了死罪，有人用巧言進諫，使之免於死罪的，進言者也要被處斬；即使是掌管刑律的官員，如果聽從了上司的主使，減輕或是加重了罪犯的刑罰，也要被處死，並將其妻子充作官奴，家產沒入官府。對於貪汙，朱元璋的認識十分深刻，認為直接關係到政治風氣乃至國家的生死存亡，他說“吏治之弊，莫過於貪墨”，認為此弊不除，欲行善政，絕無可能。於是，《明律》規定，官吏必須廉潔奉公，即使因公出差乘坐公車，也不能捎帶私人財物，附載衣服等不得超過十斤，每超過五斤打十鞭，十斤加一等，直到笞至六十。凡貪汙者，至輕之罪也要發配到北方邊地，如果貪汙數額折價超過六十兩銀子以上，處以梟首、剝皮、實草之刑。其具體的做法是把犯官先砍去頭，然後再剝下皮，把頭掛在杆子上，把皮包上草秸，放在衙門口旁邊的土地廟外，或是擺在公座之旁，其用意是警告後來的官吏，不得再行貪汙。朱元璋這一招雖不太“人道”，但卻十分有效，這種法令實行不久，吏治果然有所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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