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杯酒釋兵權”。
那麽，用什麽樣的人來代替這些人做禁軍的將領呢?條件有三：一是資歷淺；二是威望不高；三是能力不強。再加上一種新的統治方法：使之相互牽製，各個單線管理。其後的結果是，趙匡胤穩定了內部，集中精力向南向西發展，迅速平定了南方與西方，建立了穩固的北宋王朝。
真的，在整個北宋乃至南宋王朝不僅沒有發生禁軍兵變，就是一般的軍事叛亂也不多見，趙匡胤的這一招的確有效，能夠保數十代趙宋王朝，實在“英明”得很!隻是有一條，那就是宋代由此對武將的權力限製很嚴格，使得武備鬆弛；對於文職官員，不僅在權力上，就是待遇上也比同級武職官員高得多。
秦皇漢武以來，是以武治文，但到了這位宋太祖這裏，卻是以文治武了。因此，宋朝的武備一直積弱不振，不斷被來自北方的少數民族侵擾，金、遼、西夏蠶食北宋，而南宋最後滅亡在蒙古人手中。不過，中國的帝王歷來有一個“光榮”傳統，到了慈禧太後總算給總結了出來，叫做“寧與外賊，不與家奴”。至於外族入侵，那是沒有辦法的事，隻要家奴造不了反，就算得上治國有方。即使到了地下，也可麵對祖宗乃至前代諸朝的帝王了!
權是什麽，在封建專製社會，權是財富，是尊嚴，是欲望的滿足，是為所欲為，是一切。因而，縱觀中國歷史之後，“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這句話好像要改一改，應是“人為權死，鳥為食亡”。老百姓很難得權，就把財當作人生的目標了，其實，有財並不一定能有權，有權則可以有財，所以，“人為權亡”才最貼切。
因而，怎樣抓權，怎樣保權，一直是中國帝王的恆久課題。但權術再高明，經驗再豐富，也逃脫不了封建王朝的必然規律：那就是播下龍種，生出跳蚤。老子可能是英雄，兒子未必是好漢；開國者也許是人傑，後繼者卻可能是人渣。更何況老子未必是好漢，開國者也不一定是人傑呢?
權者，把柄也。有了把柄固然有操縱之便利，但要被操縱者順從，就要為人著想，盡量克製一己之私慾。因此，得民心者，其權自生；失民心者，有權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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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彼翁宗登基之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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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的“謎”實在太多，尤其是由帝王將相導演，發生在宮廷裏的“謎”。這些“謎”，與其說是謎，倒不如說是陰謀。
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古代的政治，就是陰謀政治。
不信嗎?就請看看那些至聖先賢和明君賢相的話吧!孔聖人算是中國歷史上最“疼愛”百姓的人了，但他也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什麽意思呢?無非是讓統治者盡其所能地役使百姓，千萬不要讓百姓長腦子，否則，老百姓就不怎麽聽話了。看來，“腦體倒掛”也是中國的傳統，讓人長足了勁去幹活，但不要讓人思考怎麽幹活，為什麽幹活。
那位道家的鼻祖老子可算是“無為”了，但他自己卻大有作為，起碼他教會了帝王們如何統治百姓，他說：“虛其心，實其腹，弱其誌，強其骨，恆使民無知無欲。”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掏空他們的思想，填飽他們的肚皮，削弱他們的意誌，強健他們的筋骨，經常使人民沒有知識，沒有欲望。這豈不是把人當做動物了嗎?其實，“治人者”並不諱言，他們把管理百姓叫作“牧民”，即像放牧牛羊一樣地放牧百姓；把官名定作“州牧”，意思是說那是一個州的放牧者。封建統治者倒還真有實話實說的精神。
唐太宗李世民可算得上是萬世英主了，他時刻告誡自己：“百姓，水也；君王，舟也。水能載舟，也能覆舟。”這句話被那些自作多情的酸腐文人們解釋成唐太宗看到了人民群眾無比巨大的力量，解釋成唐太宗害怕勞動人民的無窮威力，這實在是一廂情願。其實，唐太宗信奉這句話的目的，就是想方設法地把“水”壓住，讓“水”永遠翻不起大的波浪來!
在這種歷史條件下，封建君主的個人專製在政治方式上的表現隻能是“人治”，而在這一時代產生的文化，也往往是為了“治人”。人治與治人，相互促生，相互轉化，在這中間就產生了許多治人的方法，中國立國久遠，這些方法是世界上任何其晏嬰是著名的賢相，賢人是否就無心機呢？
他民族都望塵莫及的，外族人隻要學到一點點，就足以建業立國、稱雄為霸了!中國的智謀的確發達，但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陰謀，尤其是歷代宮廷，更是陰謀滋生的場所，也是陰謀的發源地!
春秋戰國時期，是一個諸侯紛爭、勝者為王的時代，也是一個陽謀與陰謀混雜不分的時期。這時候的觀念是：不管陰謀還是陽謀，隻要勝了就是好謀。
齊國的晏子是大名鼎鼎的，這個其貌不揚、身材短小的矮子，可謂才智非凡，他不僅留下了一部《晏子春秋》，還因善於勸諫齊王而名垂千古。他屢次出使，都能夠不辱使命，為國揚威，也算難得。但就是這麽一位“正人君子”，也少不了要搞陰謀。一次，魯昭公到齊國訪問，齊景公想趁此機會發動外交攻勢，讓魯國脫離和晉國的聯盟而加盟齊國，所以，齊景公隆重地接待了魯昭公。在宴會上，魯昭公讓叔孫舍做相禮，齊景公就讓晏子做相禮。在齊景公的下邊，站著三個鐵塔般的勇士，他們是齊景公平時最寵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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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麽，用什麽樣的人來代替這些人做禁軍的將領呢?條件有三：一是資歷淺；二是威望不高；三是能力不強。再加上一種新的統治方法：使之相互牽製，各個單線管理。其後的結果是，趙匡胤穩定了內部，集中精力向南向西發展，迅速平定了南方與西方，建立了穩固的北宋王朝。
真的，在整個北宋乃至南宋王朝不僅沒有發生禁軍兵變，就是一般的軍事叛亂也不多見，趙匡胤的這一招的確有效，能夠保數十代趙宋王朝，實在“英明”得很!隻是有一條，那就是宋代由此對武將的權力限製很嚴格，使得武備鬆弛；對於文職官員，不僅在權力上，就是待遇上也比同級武職官員高得多。
秦皇漢武以來，是以武治文，但到了這位宋太祖這裏，卻是以文治武了。因此，宋朝的武備一直積弱不振，不斷被來自北方的少數民族侵擾，金、遼、西夏蠶食北宋，而南宋最後滅亡在蒙古人手中。不過，中國的帝王歷來有一個“光榮”傳統，到了慈禧太後總算給總結了出來，叫做“寧與外賊，不與家奴”。至於外族入侵，那是沒有辦法的事，隻要家奴造不了反，就算得上治國有方。即使到了地下，也可麵對祖宗乃至前代諸朝的帝王了!
權是什麽，在封建專製社會，權是財富，是尊嚴，是欲望的滿足，是為所欲為，是一切。因而，縱觀中國歷史之後，“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這句話好像要改一改，應是“人為權死，鳥為食亡”。老百姓很難得權，就把財當作人生的目標了，其實，有財並不一定能有權，有權則可以有財，所以，“人為權亡”才最貼切。
因而，怎樣抓權，怎樣保權，一直是中國帝王的恆久課題。但權術再高明，經驗再豐富，也逃脫不了封建王朝的必然規律：那就是播下龍種，生出跳蚤。老子可能是英雄，兒子未必是好漢；開國者也許是人傑，後繼者卻可能是人渣。更何況老子未必是好漢，開國者也不一定是人傑呢?
權者，把柄也。有了把柄固然有操縱之便利，但要被操縱者順從，就要為人著想，盡量克製一己之私慾。因此，得民心者，其權自生；失民心者，有權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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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的“謎”實在太多，尤其是由帝王將相導演，發生在宮廷裏的“謎”。這些“謎”，與其說是謎，倒不如說是陰謀。
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古代的政治，就是陰謀政治。
不信嗎?就請看看那些至聖先賢和明君賢相的話吧!孔聖人算是中國歷史上最“疼愛”百姓的人了，但他也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什麽意思呢?無非是讓統治者盡其所能地役使百姓，千萬不要讓百姓長腦子，否則，老百姓就不怎麽聽話了。看來，“腦體倒掛”也是中國的傳統，讓人長足了勁去幹活，但不要讓人思考怎麽幹活，為什麽幹活。
那位道家的鼻祖老子可算是“無為”了，但他自己卻大有作為，起碼他教會了帝王們如何統治百姓，他說：“虛其心，實其腹，弱其誌，強其骨，恆使民無知無欲。”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掏空他們的思想，填飽他們的肚皮，削弱他們的意誌，強健他們的筋骨，經常使人民沒有知識，沒有欲望。這豈不是把人當做動物了嗎?其實，“治人者”並不諱言，他們把管理百姓叫作“牧民”，即像放牧牛羊一樣地放牧百姓；把官名定作“州牧”，意思是說那是一個州的放牧者。封建統治者倒還真有實話實說的精神。
唐太宗李世民可算得上是萬世英主了，他時刻告誡自己：“百姓，水也；君王，舟也。水能載舟，也能覆舟。”這句話被那些自作多情的酸腐文人們解釋成唐太宗看到了人民群眾無比巨大的力量，解釋成唐太宗害怕勞動人民的無窮威力，這實在是一廂情願。其實，唐太宗信奉這句話的目的，就是想方設法地把“水”壓住，讓“水”永遠翻不起大的波浪來!
在這種歷史條件下，封建君主的個人專製在政治方式上的表現隻能是“人治”，而在這一時代產生的文化，也往往是為了“治人”。人治與治人，相互促生，相互轉化，在這中間就產生了許多治人的方法，中國立國久遠，這些方法是世界上任何其晏嬰是著名的賢相，賢人是否就無心機呢？
他民族都望塵莫及的，外族人隻要學到一點點，就足以建業立國、稱雄為霸了!中國的智謀的確發達，但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陰謀，尤其是歷代宮廷，更是陰謀滋生的場所，也是陰謀的發源地!
春秋戰國時期，是一個諸侯紛爭、勝者為王的時代，也是一個陽謀與陰謀混雜不分的時期。這時候的觀念是：不管陰謀還是陽謀，隻要勝了就是好謀。
齊國的晏子是大名鼎鼎的，這個其貌不揚、身材短小的矮子，可謂才智非凡，他不僅留下了一部《晏子春秋》，還因善於勸諫齊王而名垂千古。他屢次出使，都能夠不辱使命，為國揚威，也算難得。但就是這麽一位“正人君子”，也少不了要搞陰謀。一次，魯昭公到齊國訪問，齊景公想趁此機會發動外交攻勢，讓魯國脫離和晉國的聯盟而加盟齊國，所以，齊景公隆重地接待了魯昭公。在宴會上，魯昭公讓叔孫舍做相禮，齊景公就讓晏子做相禮。在齊景公的下邊，站著三個鐵塔般的勇士，他們是齊景公平時最寵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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