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後方,他逃到北平,就逃不動了(「九一」事變後我們全家到北平,我父親到處找事都沒
頭緒,他去找過你幫忙,可是你沒見他,他很失望,所以後來一提胡適之,他總是唔呀唔
的)。後來他總算在法部找到一件小差使,一次辦移交的表現,居然使一位朱九爺賞識了
他,此後一直保薦他,宜做到王克敏手下的太原禁菸局的局長(他在勝利後從書堆裏掏出一
張馬占山開給他擔任敵後工作的證明,可是我頗懷疑他對工作認真的成績)。
日本華穀中將(?)為了打擊王克敏,說我父親貪汙,一年監獄審問竟找不出證據,出
獄後王克敏為了酬勞他的「盡職」,給他做華北禁菸總局的局長,可是他似乎知道日本快垮
了,不能再幹了,急流勇退,是他聰明的地方。勝利後北平大抓漢好的當兒,他卻安然化名
在東北營城煤礦做他的總務處長!
抗戰時沒逃到後方,他頗以為憾,所以共產黨一來,他決定先跑,跑到台灣來,箱裏的
老底子全折騰光了,知道他的人不相信他沒錢,按說我也不相信,但我發現早上起來必須要
用鹽水代替牙膏的時候,我開始相信了。
我父親有意埋葬他過去的歷史,重新撿起他在北大剛畢業時的行業,在中學教起書來,
他的文章和人格是我懷疑的,可是他的口才與辦事能力我還看不到有誰比他好,他看到他舊
日的老同學,凡是不為家累逃到後方去的,如今都做了省主席、立監委,他的學生也做了次
長了,他似乎不無感慨。他是一塊做政客的好材料,他不能在這方麵繼續發揮所長,所以就
安心做了一個好教師。
他死的時候居然落得台中市市長以下兩三千入送喪的場麵,那時候似乎人人都痛失師
表,人人歌頌他,同時痛罵那「不磕頭,不燒紙,不流一滴眼淚,主張喪禮改革的兒子」!
那是我生平最得意的一次經驗,是我獨自一人在傳統與群眾麵前表現「吾往矣」的勇
敢,如果你要找尋一個「我對於喪禮的改革」那篇文章的試驗人,你一定無法阻止我的自
薦。但是當我反抗我的長輩們逼我磕頭的時候,在我腦袋裏打轉的還不是那篇文章而是那首
詩——《禮》!
那是我大學一年級的事,那時我剛二十歲零二天,可是我覺得我已長成了。
二十年問,我那三姑六婆化的家庭與頗識時務的父親並不能給我什麽脫俗的影響與身
教,正如一般中產階級的中國家庭一樣,在這種環境裏按說一個從未出過家門的男孩子不太
可能成為一個叛徒,可是我畢竟以這種身份出現,當我父親眼睜睜地看我退還他的壓歲錢宣
布「不過舊曆年」的時候,他的表情是我不能形容的。
如果我用「人格心理學」的方法來分析我自己,那太麻煩了,因為我的形成很簡單,我
該感謝我父親的就是他老先生從來允許我自由意誌的自由發揮,在別的小男孩還在玩泥巴的
時候,我已經為自己布置了一個小圖書館,我父親從來沒有拒絕過我向他要錢買書,從來不
幹涉我想要看的書,逃難到上海的時候,學費太貴,我的姊妹們都失學在家,他卻叫我去讀
緝規中學(就是你教過書的華童公學),不讓戰亂耽誤我的學業。二十年與他相處,他似乎
充分發揮了「北大精神」。看到周德偉不管他兒子,我向他笑著說:「所謂北大精神就是
『老子不管兒子的精神,,你們北大畢業的老子們都有這種精神。」
從一九三五年以後,盡管世局天翻地覆,一個小男孩卻。
能安坐在他的小象牙塔裏,慢慢地成長,家庭、父母、姊妹、外人都不能「引導」他,
因為書本早已取代了他們的影響而把我帶入一個新境界。在一個六年級小學生的書架上,客
人們可以看到《中山全書》,也可以看到右派的《我的奮鬥》和大量左派的書報:從《觀
察》、《新華日報》、直到格拉特科夫的《士敏土》,這些早慧的成績雖然帶給我那小頭腦
不少的驕做,可是也帶給我不少的迷亂。
整個的初中我都陷在迷亂裏,直到我進了高中,直到我碰到了我的老師嚴僑(以僑),
我的生命才起了突變。
嚴僑是嚴復的長孫,初到學校的時候,立刻使我們傾倒,他的熱情與犀利,文理科的知
識,英日文的熟練,都不是那些混飯吃的教員比得上的。很快的,我跟嚴僑建立了友誼;很
快的,我知道了他為什麽整天買醉——原來他是共產黨!
他到台灣來就被發現,她的妹夫葉明勛保了他,他沒被捕,也不能活動,很苦悶。住了
幾年,讀了些書,居然也有點自由主義的傾向,所以更加苦悶。一天夜裏他又喝醉了酒,竟
向他的小知己大哭,他對我說:「我不相信國民黨會把中國救活,他們不論怎麽改造,也是
無可救藥,他們的根兒爛了。
十多年來,我把自己投入一個新運動,我和一些青年人冒險,吃苦,為了給國家帶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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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緒,他去找過你幫忙,可是你沒見他,他很失望,所以後來一提胡適之,他總是唔呀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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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此後一直保薦他,宜做到王克敏手下的太原禁菸局的局長(他在勝利後從書堆裏掏出一
張馬占山開給他擔任敵後工作的證明,可是我頗懷疑他對工作認真的成績)。
日本華穀中將(?)為了打擊王克敏,說我父親貪汙,一年監獄審問竟找不出證據,出
獄後王克敏為了酬勞他的「盡職」,給他做華北禁菸總局的局長,可是他似乎知道日本快垮
了,不能再幹了,急流勇退,是他聰明的地方。勝利後北平大抓漢好的當兒,他卻安然化名
在東北營城煤礦做他的總務處長!
抗戰時沒逃到後方,他頗以為憾,所以共產黨一來,他決定先跑,跑到台灣來,箱裏的
老底子全折騰光了,知道他的人不相信他沒錢,按說我也不相信,但我發現早上起來必須要
用鹽水代替牙膏的時候,我開始相信了。
我父親有意埋葬他過去的歷史,重新撿起他在北大剛畢業時的行業,在中學教起書來,
他的文章和人格是我懷疑的,可是他的口才與辦事能力我還看不到有誰比他好,他看到他舊
日的老同學,凡是不為家累逃到後方去的,如今都做了省主席、立監委,他的學生也做了次
長了,他似乎不無感慨。他是一塊做政客的好材料,他不能在這方麵繼續發揮所長,所以就
安心做了一個好教師。
他死的時候居然落得台中市市長以下兩三千入送喪的場麵,那時候似乎人人都痛失師
表,人人歌頌他,同時痛罵那「不磕頭,不燒紙,不流一滴眼淚,主張喪禮改革的兒子」!
那是我生平最得意的一次經驗,是我獨自一人在傳統與群眾麵前表現「吾往矣」的勇
敢,如果你要找尋一個「我對於喪禮的改革」那篇文章的試驗人,你一定無法阻止我的自
薦。但是當我反抗我的長輩們逼我磕頭的時候,在我腦袋裏打轉的還不是那篇文章而是那首
詩——《禮》!
那是我大學一年級的事,那時我剛二十歲零二天,可是我覺得我已長成了。
二十年問,我那三姑六婆化的家庭與頗識時務的父親並不能給我什麽脫俗的影響與身
教,正如一般中產階級的中國家庭一樣,在這種環境裏按說一個從未出過家門的男孩子不太
可能成為一個叛徒,可是我畢竟以這種身份出現,當我父親眼睜睜地看我退還他的壓歲錢宣
布「不過舊曆年」的時候,他的表情是我不能形容的。
如果我用「人格心理學」的方法來分析我自己,那太麻煩了,因為我的形成很簡單,我
該感謝我父親的就是他老先生從來允許我自由意誌的自由發揮,在別的小男孩還在玩泥巴的
時候,我已經為自己布置了一個小圖書館,我父親從來沒有拒絕過我向他要錢買書,從來不
幹涉我想要看的書,逃難到上海的時候,學費太貴,我的姊妹們都失學在家,他卻叫我去讀
緝規中學(就是你教過書的華童公學),不讓戰亂耽誤我的學業。二十年與他相處,他似乎
充分發揮了「北大精神」。看到周德偉不管他兒子,我向他笑著說:「所謂北大精神就是
『老子不管兒子的精神,,你們北大畢業的老子們都有這種精神。」
從一九三五年以後,盡管世局天翻地覆,一個小男孩卻。
能安坐在他的小象牙塔裏,慢慢地成長,家庭、父母、姊妹、外人都不能「引導」他,
因為書本早已取代了他們的影響而把我帶入一個新境界。在一個六年級小學生的書架上,客
人們可以看到《中山全書》,也可以看到右派的《我的奮鬥》和大量左派的書報:從《觀
察》、《新華日報》、直到格拉特科夫的《士敏土》,這些早慧的成績雖然帶給我那小頭腦
不少的驕做,可是也帶給我不少的迷亂。
整個的初中我都陷在迷亂裏,直到我進了高中,直到我碰到了我的老師嚴僑(以僑),
我的生命才起了突變。
嚴僑是嚴復的長孫,初到學校的時候,立刻使我們傾倒,他的熱情與犀利,文理科的知
識,英日文的熟練,都不是那些混飯吃的教員比得上的。很快的,我跟嚴僑建立了友誼;很
快的,我知道了他為什麽整天買醉——原來他是共產黨!
他到台灣來就被發現,她的妹夫葉明勛保了他,他沒被捕,也不能活動,很苦悶。住了
幾年,讀了些書,居然也有點自由主義的傾向,所以更加苦悶。一天夜裏他又喝醉了酒,竟
向他的小知己大哭,他對我說:「我不相信國民黨會把中國救活,他們不論怎麽改造,也是
無可救藥,他們的根兒爛了。
十多年來,我把自己投入一個新運動,我和一些青年人冒險,吃苦,為了給國家帶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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