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爺爺人生最大的樂趣，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應該就是洗澡。他曾經跟我說過什麽話，我已經不記得了—他和外公一樣少言寡語，隻是性格溫和得多，但我記得每次他帶我去澡堂洗澡的情形。爺爺總是在前頭背著手走，穿著麵料很考究的長衫，皮鞋鋥亮，很清慡很精神，碰到所有的街坊都微笑著點頭打招唿。進了澡堂以後，爺爺的皮鞋有專門的人幫他擦，還不收錢。現在的桑拿中心有人給擦皮鞋並不奇怪，但那時候是計劃經濟，澡堂都是國營的，根本沒這種服務，給我爺爺提供那些服務的，全都是他的老熟人。
爺爺第一次帶我去洗澡時對我說：“你爸像你這麽大的時候，我也帶他來這兒洗澡。”在我爸上學那會兒，通常爺爺會先去澡堂泡澡，然後上來休息，點些小吃，喝口茶，然後吩咐夥計去學校接我爸放學，直接接到澡堂來。
爺爺去的老澡堂，離巷口大概兩百米，估計有一百年歷史了，叫健康池，老南京人都知道。澡堂裏的澡客和服務員都是跟爺爺歲數差不多的老朋友，他們從年輕時就認識，一輩子都生活在那條街上。我爺爺、我爸爸和我都曾經在這家澡堂洗過澡。
我到現在還清楚地記得在健康池洗澡的價格。當時最牛逼、最高檔的叫中華廳，三毛五一位。這種檔次體現在，洗完澡上來休息的地方有沙發床給你躺著，沙發床上還有床單，背後有個櫃子，衣服是有衣架掛著的。相比其他的休息廳，這裏的麵積大，也幹淨。次一等的叫人民廳，兩毛錢一位。這個檔次的就沒有櫃子可以掛衣服了，隻是在沙發床的床頭上有個帶布簾的洞，可以掀開布簾把衣服塞進去。最低檔次的是大眾廳，一毛二一位。衣服都不知道該塞在哪兒，地方狹小，大家擠在一塊兒，洗完後大概也就有個地方坐坐，然後趕緊穿好衣服走人。
所有人洗澡都在一個池子裏泡著，檔次的區別隻在於休息廳的環境。那個最高級的中華廳現在看來也就是民工洗澡的環境，但在當時是有身份的人才能去的。就是中華廳，一間屋子也得裝三十多個人，市麵上再沒有比這個更高級的地方了。
爺爺絕對屬於健康池的vip客戶，因為他每次都帶我去中華廳。後來長大一點兒了，不需要爺爺帶著去，也不想大人陪著，就跟家裏要錢，和我哥兩人自己去洗澡。每次家裏人給錢時都是按中華廳的標準給，兩個人七毛錢，他們一般會給一塊錢，這就包括了洗完澡後兩個人再各來一碗餛飩的錢。但他們不知道的是，每次我和我哥拿一塊錢去洗澡，都洗最便宜的一毛二的。我們這樣做除了想把差價省下來幹別的事情之外，另一個原因是我們那麽大點兒的小孩子去洗三毛五的澡，別人看到會覺得特別奇怪，這種行徑有點兒相當於現在“富二代”的所為。
濮存昕演了一部電影叫《洗澡》，我一直覺得非常親切，它讓我想起爺爺的澡堂。現在想起來，那個時候老澡堂的水髒得沒法看，跟豆漿一個顏色。我沒見過幾次健康池裏的水是清的，除非是一大早去洗，隻有那會兒的水才是清的。爺爺從來不晚上去澡堂洗那豆漿一樣的水，他總是吃完午飯，睡了午覺之後，大概兩點多的樣子去。那時候水很清，他就溜達到健康池，與其說是去洗澡，不如說是去會老朋友。不僅是我爺爺，他的朋友也都在那個時間去，幾十年如一日。
除非生病，爺爺每天都要去洗澡。他一輩子不抽菸、不喝酒、不賭錢，除了洗澡沒什麽其他花費。按說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三毛五地洗，在那時也是一筆不小的開銷，但我琢磨著，估計對於他那樣的老主顧，也是有月票之類的優惠。
那會兒在澡堂泡澡，總會碰到有人唱戲。在那個空間低矮、燈光昏暗、蒸汽瀰漫像水牢一樣的地方，每天都有幾個老先生唱著他們拿手的京劇段子，霧氣深處傳來的唱段深深刻在了我的記憶中。我喜歡京劇很大程度上是受爺爺和外公的影響。我外公也是戲迷。
那種老澡堂，越往裏邊走越悶，肺活量不大的小孩兒都靠外邊洗，那些老先生卻在最裏邊唱，而且聲如洪鍾。雖然我在那裏洗了幾年澡，卻從來沒見過是誰在唱。我隻知道，被濃濃霧氣包裹著的老先生每唱完一段，都會有人大聲叫好：“好！再來一個！”老先生們在喝彩聲的激勵下，會像演員一樣返場又來一個。就這樣，一段接一段地唱下去。
我在健康池洗澡的日子大約持續了五六年，之後澡堂漲價了，三毛五變五毛，很快漲到了五塊，再後來就記不清了。最後，健康池也拆了，那些霧氣深處的業餘京劇演員們想必也早已過世。
健康池是南京老澡堂的一個縮影，是一代人的集體記憶，很多老人一輩子的朋友、一輩子的迴憶都定格在那裏。我想，爺爺要是還在的話，看到那個池子被拆掉，他一定會老淚縱橫。
重慶和南京的差別。
十二歲到南京之後，我像到了一個陌生的世界。雖然終於如願和父母住在一起了（爺爺奶奶那邊也就是逢年過節才去），但我的生活卻出現了太多變化。
小時候我一直住在灰不溜丟、碉堡一樣的筒子樓裏，終年不見陽光。外婆家的房子外頭是廚房，裏頭就一個房間，也就三十平方米左右，全家人都擠在一起。一九八二年到了南京，電視台分給我父母一套七十二平方米的三居室。我第一眼看到新家的時候，心底竟然湧起這樣一個成語—一望無際！我從沒見過世界上有那麽大的房子，也第一次使用了隻在電影裏見過的抽水馬桶！我在新房子裏轉了很久，還是覺得實在太大了，大得我很不適應！這套三室一廳的房子讓我們一家人激動了很久。
白下路235號—這套房子我一直住到一九九六年我結婚之前。
讓我不適應的另外一件事就是要從重慶話過渡到南京話。一個小學四年級的小孩兒，到了一個陌生的環境裏，過去的親戚朋友一下子都不在身邊了，感覺簡直跟移民差不多。好在我還小，學習和適應語言還算快，半年就學會了南京話。但多年來我一直不適應的是，南京的人際關係或者說文化氛圍，和重慶相比反差實在太大了。
在重慶，電台和報社的家屬區或者單位宿舍，都和單位在一塊兒，生活很熱鬧。大家都在一個大院裏，上班在一起，下班也在一起，誰家燒個好菜都會給鄰居端一碗過去。我過了十幾年這種大雜院式的群居生活。到了南京之後，我突然發現這裏幾乎是沒有什麽鄰裏關係的，下班之後同事之間也很少往來，這讓我幼小的心靈開始有了孤獨感。
重慶日報社有自己的印刷廠，報社的編輯記者是知識分子，印刷工是大老粗，但他們都住在一個大院裏。久而久之，重慶日報社的知識分子身上，有了很多糙根習氣，而那些工人也喜歡談論時政。兩個階層的人共居一個大院，相互影響著，醞釀出了獨特的生活景象和氛圍。而在南京，知識分子和工人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圈子，涇渭分明。我習慣的那種生活氛圍消失了，我莫名惆悵了很久。
當時我絕對不會想到的是，十多年後這兩個圈子在我身上居然又融合到了一起。那是我當印刷工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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爺爺第一次帶我去洗澡時對我說：“你爸像你這麽大的時候，我也帶他來這兒洗澡。”在我爸上學那會兒，通常爺爺會先去澡堂泡澡，然後上來休息，點些小吃，喝口茶，然後吩咐夥計去學校接我爸放學，直接接到澡堂來。
爺爺去的老澡堂，離巷口大概兩百米，估計有一百年歷史了，叫健康池，老南京人都知道。澡堂裏的澡客和服務員都是跟爺爺歲數差不多的老朋友，他們從年輕時就認識，一輩子都生活在那條街上。我爺爺、我爸爸和我都曾經在這家澡堂洗過澡。
我到現在還清楚地記得在健康池洗澡的價格。當時最牛逼、最高檔的叫中華廳，三毛五一位。這種檔次體現在，洗完澡上來休息的地方有沙發床給你躺著，沙發床上還有床單，背後有個櫃子，衣服是有衣架掛著的。相比其他的休息廳，這裏的麵積大，也幹淨。次一等的叫人民廳，兩毛錢一位。這個檔次的就沒有櫃子可以掛衣服了，隻是在沙發床的床頭上有個帶布簾的洞，可以掀開布簾把衣服塞進去。最低檔次的是大眾廳，一毛二一位。衣服都不知道該塞在哪兒，地方狹小，大家擠在一塊兒，洗完後大概也就有個地方坐坐，然後趕緊穿好衣服走人。
所有人洗澡都在一個池子裏泡著，檔次的區別隻在於休息廳的環境。那個最高級的中華廳現在看來也就是民工洗澡的環境，但在當時是有身份的人才能去的。就是中華廳，一間屋子也得裝三十多個人，市麵上再沒有比這個更高級的地方了。
爺爺絕對屬於健康池的vip客戶，因為他每次都帶我去中華廳。後來長大一點兒了，不需要爺爺帶著去，也不想大人陪著，就跟家裏要錢，和我哥兩人自己去洗澡。每次家裏人給錢時都是按中華廳的標準給，兩個人七毛錢，他們一般會給一塊錢，這就包括了洗完澡後兩個人再各來一碗餛飩的錢。但他們不知道的是，每次我和我哥拿一塊錢去洗澡，都洗最便宜的一毛二的。我們這樣做除了想把差價省下來幹別的事情之外，另一個原因是我們那麽大點兒的小孩子去洗三毛五的澡，別人看到會覺得特別奇怪，這種行徑有點兒相當於現在“富二代”的所為。
濮存昕演了一部電影叫《洗澡》，我一直覺得非常親切，它讓我想起爺爺的澡堂。現在想起來，那個時候老澡堂的水髒得沒法看，跟豆漿一個顏色。我沒見過幾次健康池裏的水是清的，除非是一大早去洗，隻有那會兒的水才是清的。爺爺從來不晚上去澡堂洗那豆漿一樣的水，他總是吃完午飯，睡了午覺之後，大概兩點多的樣子去。那時候水很清，他就溜達到健康池，與其說是去洗澡，不如說是去會老朋友。不僅是我爺爺，他的朋友也都在那個時間去，幾十年如一日。
除非生病，爺爺每天都要去洗澡。他一輩子不抽菸、不喝酒、不賭錢，除了洗澡沒什麽其他花費。按說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三毛五地洗，在那時也是一筆不小的開銷，但我琢磨著，估計對於他那樣的老主顧，也是有月票之類的優惠。
那會兒在澡堂泡澡，總會碰到有人唱戲。在那個空間低矮、燈光昏暗、蒸汽瀰漫像水牢一樣的地方，每天都有幾個老先生唱著他們拿手的京劇段子，霧氣深處傳來的唱段深深刻在了我的記憶中。我喜歡京劇很大程度上是受爺爺和外公的影響。我外公也是戲迷。
那種老澡堂，越往裏邊走越悶，肺活量不大的小孩兒都靠外邊洗，那些老先生卻在最裏邊唱，而且聲如洪鍾。雖然我在那裏洗了幾年澡，卻從來沒見過是誰在唱。我隻知道，被濃濃霧氣包裹著的老先生每唱完一段，都會有人大聲叫好：“好！再來一個！”老先生們在喝彩聲的激勵下，會像演員一樣返場又來一個。就這樣，一段接一段地唱下去。
我在健康池洗澡的日子大約持續了五六年，之後澡堂漲價了，三毛五變五毛，很快漲到了五塊，再後來就記不清了。最後，健康池也拆了，那些霧氣深處的業餘京劇演員們想必也早已過世。
健康池是南京老澡堂的一個縮影，是一代人的集體記憶，很多老人一輩子的朋友、一輩子的迴憶都定格在那裏。我想，爺爺要是還在的話，看到那個池子被拆掉，他一定會老淚縱橫。
重慶和南京的差別。
十二歲到南京之後，我像到了一個陌生的世界。雖然終於如願和父母住在一起了（爺爺奶奶那邊也就是逢年過節才去），但我的生活卻出現了太多變化。
小時候我一直住在灰不溜丟、碉堡一樣的筒子樓裏，終年不見陽光。外婆家的房子外頭是廚房，裏頭就一個房間，也就三十平方米左右，全家人都擠在一起。一九八二年到了南京，電視台分給我父母一套七十二平方米的三居室。我第一眼看到新家的時候，心底竟然湧起這樣一個成語—一望無際！我從沒見過世界上有那麽大的房子，也第一次使用了隻在電影裏見過的抽水馬桶！我在新房子裏轉了很久，還是覺得實在太大了，大得我很不適應！這套三室一廳的房子讓我們一家人激動了很久。
白下路235號—這套房子我一直住到一九九六年我結婚之前。
讓我不適應的另外一件事就是要從重慶話過渡到南京話。一個小學四年級的小孩兒，到了一個陌生的環境裏，過去的親戚朋友一下子都不在身邊了，感覺簡直跟移民差不多。好在我還小，學習和適應語言還算快，半年就學會了南京話。但多年來我一直不適應的是，南京的人際關係或者說文化氛圍，和重慶相比反差實在太大了。
在重慶，電台和報社的家屬區或者單位宿舍，都和單位在一塊兒，生活很熱鬧。大家都在一個大院裏，上班在一起，下班也在一起，誰家燒個好菜都會給鄰居端一碗過去。我過了十幾年這種大雜院式的群居生活。到了南京之後，我突然發現這裏幾乎是沒有什麽鄰裏關係的，下班之後同事之間也很少往來，這讓我幼小的心靈開始有了孤獨感。
重慶日報社有自己的印刷廠，報社的編輯記者是知識分子，印刷工是大老粗，但他們都住在一個大院裏。久而久之，重慶日報社的知識分子身上，有了很多糙根習氣，而那些工人也喜歡談論時政。兩個階層的人共居一個大院，相互影響著，醞釀出了獨特的生活景象和氛圍。而在南京，知識分子和工人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圈子，涇渭分明。我習慣的那種生活氛圍消失了，我莫名惆悵了很久。
當時我絕對不會想到的是，十多年後這兩個圈子在我身上居然又融合到了一起。那是我當印刷工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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