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南京之前，我並沒有跟我爸在一起生活過。他一直在西安，也就是每年到重慶來探親一次。在童年的很長時間裏，我對父親的印象都很模糊，現在迴想起來，印象最深的是他像播音員一樣好聽的普通話和他用的照相機—都是祿來、哈蘇之類現在仍然價格昂貴的德國高級相機。
我爸是攝影記者，我們家有很多照片，都是當年他當新聞記者時拍的，那是我們家非常寶貴的一筆財富。那時候還沒有攝像機，都是電影膠片機，新聞記者都用這種機子，現在電視台裏拍膠片機出身的攝像幾乎沒有了。
當年我父親扛著電影膠片機幾乎跑遍了陝西所有的縣，也拍攝過很多中央領導到陝西視察的新聞。我印象最深的是周恩來總理陪同西哈努克親王到陝西參觀訪問，我父親在旁邊拍攝，他的同事把他也拍進了照片裏。小時候在家裏，每次我看到這些珍貴的文獻式的照片都覺得父親很偉大。那些泛黃的老照片當年都保存在家裏的很多電影膠片盒裏，那些鐵質的大盒子後來主要用來放我的餅幹之類的零食。遺憾的是，幾次搬家加上後來父母離婚，其中一部分相片再也找不著了，非常可惜。
父親給我和我哥拍過很多非常生動的照片，現在看來都是很有技術含量的。現在的單眼相機都是自動對焦、自動測光，雖然也可以手動，但是相機完成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作。當時父親用的是雙反相機，取景一個鏡頭，成像一個鏡頭，取景還是豎式的，用好這種相機拍出好照片是相當需要技術的。當時我爸拍了很多我和我哥打鬧玩耍的照片，手動曝光，手動快門，還要抓情緒，考慮構圖，還不能浪費膠片，拍完之後，還要自己在暗房沖洗。小時候看這些照片不覺得有什麽了不起，現在自己玩相機了，再看那些照片就知道厲害了。老爸現在退休多年了，我哥要送台相機給他，讓他沒事兒拍著玩兒，結果他卻說不拍了，問他為什麽，他說，現在這些日本相機我不會用。
4、第一次去西安
我父母在西安團聚後，我去過西安兩次，都是去過暑假。我還記得在一九七八年我第一次去西安的情形。
放假以後，外婆買了火車票，把我送到菜園壩火車站，找了個列車員熟人把我送上火車—以他們的社會關係，最多也隻能夠上列車員了。說是讓列車員關照我，但人家忙著呢，哪顧得上我。那個列車員阿姨就隻是把我弄到列車員休息室，讓我在裏頭坐著。我也聽話，挎著一個小包就傻乎乎地坐著，看見她開始掃地了，我還過去幫忙。列車員阿姨連忙說：“別動別動，好好坐著，別亂跑！”我就又乖乖地坐下了。
那時從重慶到西安要坐兩天火車，出門前外婆一再叮囑：“中途在哪兒停站都別下，等所有人都下的時候你再下，那是終點站。記住，等一車的人都走的時候你再跟著走。”我懵懵懂懂地點頭說好。
其實那會兒我已經明白了，尤其是一路聽見廣播裏報站，等到聽見“西安站到了”，我也就毫不遲疑地跟著下車了。但是西安站那麽大，對於一個八歲的小孩兒來說，那個世界瞬間變得不知道有多大，有那麽多火車來來往往，有那麽多人進進出出。我就記著外婆叮囑的—跟著大人走。於是，我就跟著我們那一列車上的我認得的人走。出去以後是哪兒，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爸媽和哥哥會來接我。
當時也就到大人屁股那麽高的我，在黑咕隆咚的夜裏，也不知道害怕，誰也不認識，就那麽懵懵懂懂地出站了，來到一個陌生的世界裏。出站沒走多遠就聽到了我哥叫我的聲音。
暑假過完，我又按照之前來的程序，坐上迴重慶的火車。想想現在的父母，之所以不敢讓孩子這樣出門，恐怕也是因為現在的社會治安沒有當時那麽好了。
西安是著名的旅遊城市，大雁塔、華清池、兵馬俑這些著名景點我都去過，但沒什麽印象了，隻對一頓飯印象特別深。
我第一次去西安，一家人難得聚在一起，父母特別高興，帶我們下館子。那是一個國營大館子，叫“五一飯莊”，當時是西安最高級的大飯店之一。下館子對當時的我來說是非常新鮮和高級的體驗，因為在重慶，節儉的外婆認為下館子是有錢人和不會過日子的人幹的事兒。她什麽都是買迴家自己弄，把家裏的夥食操辦得很好，所以我在重慶就沒有下過館子。
那天在五一飯莊我和我哥一人點了一碗麵，是有澆頭的那種，還有兩屜小籠包。那是我第一次吃小籠包，一口下去我就震驚了，完全沒想到世界上還有那麽好吃的東西。迴重慶之後，我對小籠包子的幸福迴憶持續了將近一年。童年的我心裏暗暗地想，我要是當了皇上，天天讓禦膳房做小籠包子給我吃！直到今天，熟悉我的朋友、同事都知道小籠包子仍然是我最愛的食物之一。
幾個月前，在化妝間我偶然跟黃菡講起這段經歷，沒想到她也在西安待過，家裏人也帶她在五一飯莊吃過飯，甚至也特別說到了那裏的小籠包。更想不到的是，她在西安待的那段時間也是一九七八年。黃菡比我大四歲，當時她在西安上學，住在親戚家。聽了她的話我就想：一九七八年，一個八歲的男孩兒，一個十二歲的女孩兒，互相不認識，可能在同一天，在同一家飯莊，吃著同樣的東西。三十多年後，當年的兩個小孩兒已是中年人，成了朋友，又同時出現在了今天的《非誠勿擾》上，這是件多麽神奇的事兒啊。
5、不是親人勝似親人
我在重慶的親戚都是最普通的勞動人民，文化程度都不高，但都同樣憨厚善良、熱情好客。他們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姨婆一家，我童年歡樂的記憶有很多都出自她家。長大以後我才知道，這個姨婆不是外婆的親妹妹，她們是在抗戰期間逃難的路上認識並結為姐妹的，但她們一輩子比親姐妹都親。我們兩家的關係甚至比有血緣關係的還好。
那是特別可愛而且有意思的一家人—他們家也是“母係氏族”。姨婆在印刷廠工作，是個整天樂嗬嗬的胖老太太，在我童年的記憶中，她嘴裏永遠都有說不完的俏皮話，她的語言似乎與生俱來地帶有勞動人民糙根式的幽默。她的那些話如果寫出來一點兒也不好笑，但通過她的嘴，用她特有的方言和腔調說出來，就特別好笑，特別有感染力。我外公外婆的話不多，更缺乏幽默感，相比之下我姨婆是個話癆。逢年過節去他們家，從一進門開始，她就說個不停，一屋子人都被她感染了，笑個不停。
我叫姨婆的兒子“舅舅”，他和我媽一塊兒長大的，一輩子都在供電局抄電錶。打我記事兒開始就沒聽這個舅舅講過幾句話，偏偏我舅媽也是個話癆，也沒什麽文化，跟姨婆還特別能講到一塊兒去。她們是我這輩子見過的關係最好的婆媳。舅舅、舅媽生了一兒一女，分別是我表哥、表妹。表哥話也不多，表妹又是挺能說的人—說他們家是母係氏族真一點兒不誇張，他們家的話都讓女人說了。
後來我迴重慶也常到舅舅家吃飯。他愛喝酒，也能喝，他喝的酒很便宜，經常是幾塊錢一桶的散裝高粱酒。我和舅舅喝酒的時候，就聽舅媽、表妹一直不停地說，問這問那，他們家、我們家的事兒輪流說。舅舅在邊上默默地坐著，隔個兩分鍾就端起杯子沖我說“喝一個”，一斤酒喝到底兒了，他從頭到尾基本上隻有這麽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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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是攝影記者，我們家有很多照片，都是當年他當新聞記者時拍的，那是我們家非常寶貴的一筆財富。那時候還沒有攝像機，都是電影膠片機，新聞記者都用這種機子，現在電視台裏拍膠片機出身的攝像幾乎沒有了。
當年我父親扛著電影膠片機幾乎跑遍了陝西所有的縣，也拍攝過很多中央領導到陝西視察的新聞。我印象最深的是周恩來總理陪同西哈努克親王到陝西參觀訪問，我父親在旁邊拍攝，他的同事把他也拍進了照片裏。小時候在家裏，每次我看到這些珍貴的文獻式的照片都覺得父親很偉大。那些泛黃的老照片當年都保存在家裏的很多電影膠片盒裏，那些鐵質的大盒子後來主要用來放我的餅幹之類的零食。遺憾的是，幾次搬家加上後來父母離婚，其中一部分相片再也找不著了，非常可惜。
父親給我和我哥拍過很多非常生動的照片，現在看來都是很有技術含量的。現在的單眼相機都是自動對焦、自動測光，雖然也可以手動，但是相機完成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作。當時父親用的是雙反相機，取景一個鏡頭，成像一個鏡頭，取景還是豎式的，用好這種相機拍出好照片是相當需要技術的。當時我爸拍了很多我和我哥打鬧玩耍的照片，手動曝光，手動快門，還要抓情緒，考慮構圖，還不能浪費膠片，拍完之後，還要自己在暗房沖洗。小時候看這些照片不覺得有什麽了不起，現在自己玩相機了，再看那些照片就知道厲害了。老爸現在退休多年了，我哥要送台相機給他，讓他沒事兒拍著玩兒，結果他卻說不拍了，問他為什麽，他說，現在這些日本相機我不會用。
4、第一次去西安
我父母在西安團聚後，我去過西安兩次，都是去過暑假。我還記得在一九七八年我第一次去西安的情形。
放假以後，外婆買了火車票，把我送到菜園壩火車站，找了個列車員熟人把我送上火車—以他們的社會關係，最多也隻能夠上列車員了。說是讓列車員關照我，但人家忙著呢，哪顧得上我。那個列車員阿姨就隻是把我弄到列車員休息室，讓我在裏頭坐著。我也聽話，挎著一個小包就傻乎乎地坐著，看見她開始掃地了，我還過去幫忙。列車員阿姨連忙說：“別動別動，好好坐著，別亂跑！”我就又乖乖地坐下了。
那時從重慶到西安要坐兩天火車，出門前外婆一再叮囑：“中途在哪兒停站都別下，等所有人都下的時候你再下，那是終點站。記住，等一車的人都走的時候你再跟著走。”我懵懵懂懂地點頭說好。
其實那會兒我已經明白了，尤其是一路聽見廣播裏報站，等到聽見“西安站到了”，我也就毫不遲疑地跟著下車了。但是西安站那麽大，對於一個八歲的小孩兒來說，那個世界瞬間變得不知道有多大，有那麽多火車來來往往，有那麽多人進進出出。我就記著外婆叮囑的—跟著大人走。於是，我就跟著我們那一列車上的我認得的人走。出去以後是哪兒，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爸媽和哥哥會來接我。
當時也就到大人屁股那麽高的我，在黑咕隆咚的夜裏，也不知道害怕，誰也不認識，就那麽懵懵懂懂地出站了，來到一個陌生的世界裏。出站沒走多遠就聽到了我哥叫我的聲音。
暑假過完，我又按照之前來的程序，坐上迴重慶的火車。想想現在的父母，之所以不敢讓孩子這樣出門，恐怕也是因為現在的社會治安沒有當時那麽好了。
西安是著名的旅遊城市，大雁塔、華清池、兵馬俑這些著名景點我都去過，但沒什麽印象了，隻對一頓飯印象特別深。
我第一次去西安，一家人難得聚在一起，父母特別高興，帶我們下館子。那是一個國營大館子，叫“五一飯莊”，當時是西安最高級的大飯店之一。下館子對當時的我來說是非常新鮮和高級的體驗，因為在重慶，節儉的外婆認為下館子是有錢人和不會過日子的人幹的事兒。她什麽都是買迴家自己弄，把家裏的夥食操辦得很好，所以我在重慶就沒有下過館子。
那天在五一飯莊我和我哥一人點了一碗麵，是有澆頭的那種，還有兩屜小籠包。那是我第一次吃小籠包，一口下去我就震驚了，完全沒想到世界上還有那麽好吃的東西。迴重慶之後，我對小籠包子的幸福迴憶持續了將近一年。童年的我心裏暗暗地想，我要是當了皇上，天天讓禦膳房做小籠包子給我吃！直到今天，熟悉我的朋友、同事都知道小籠包子仍然是我最愛的食物之一。
幾個月前，在化妝間我偶然跟黃菡講起這段經歷，沒想到她也在西安待過，家裏人也帶她在五一飯莊吃過飯，甚至也特別說到了那裏的小籠包。更想不到的是，她在西安待的那段時間也是一九七八年。黃菡比我大四歲，當時她在西安上學，住在親戚家。聽了她的話我就想：一九七八年，一個八歲的男孩兒，一個十二歲的女孩兒，互相不認識，可能在同一天，在同一家飯莊，吃著同樣的東西。三十多年後，當年的兩個小孩兒已是中年人，成了朋友，又同時出現在了今天的《非誠勿擾》上，這是件多麽神奇的事兒啊。
5、不是親人勝似親人
我在重慶的親戚都是最普通的勞動人民，文化程度都不高，但都同樣憨厚善良、熱情好客。他們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姨婆一家，我童年歡樂的記憶有很多都出自她家。長大以後我才知道，這個姨婆不是外婆的親妹妹，她們是在抗戰期間逃難的路上認識並結為姐妹的，但她們一輩子比親姐妹都親。我們兩家的關係甚至比有血緣關係的還好。
那是特別可愛而且有意思的一家人—他們家也是“母係氏族”。姨婆在印刷廠工作，是個整天樂嗬嗬的胖老太太，在我童年的記憶中，她嘴裏永遠都有說不完的俏皮話，她的語言似乎與生俱來地帶有勞動人民糙根式的幽默。她的那些話如果寫出來一點兒也不好笑，但通過她的嘴，用她特有的方言和腔調說出來，就特別好笑，特別有感染力。我外公外婆的話不多，更缺乏幽默感，相比之下我姨婆是個話癆。逢年過節去他們家，從一進門開始，她就說個不停，一屋子人都被她感染了，笑個不停。
我叫姨婆的兒子“舅舅”，他和我媽一塊兒長大的，一輩子都在供電局抄電錶。打我記事兒開始就沒聽這個舅舅講過幾句話，偏偏我舅媽也是個話癆，也沒什麽文化，跟姨婆還特別能講到一塊兒去。她們是我這輩子見過的關係最好的婆媳。舅舅、舅媽生了一兒一女，分別是我表哥、表妹。表哥話也不多，表妹又是挺能說的人—說他們家是母係氏族真一點兒不誇張，他們家的話都讓女人說了。
後來我迴重慶也常到舅舅家吃飯。他愛喝酒，也能喝，他喝的酒很便宜，經常是幾塊錢一桶的散裝高粱酒。我和舅舅喝酒的時候，就聽舅媽、表妹一直不停地說，問這問那，他們家、我們家的事兒輪流說。舅舅在邊上默默地坐著，隔個兩分鍾就端起杯子沖我說“喝一個”，一斤酒喝到底兒了，他從頭到尾基本上隻有這麽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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