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所小學校也是老式的筒子樓，一樓是部分老師的宿舍和倉庫，樓上是教室。我一旦上課犯了錯誤，幹了壞事，就會被老師留下來，一留留到中午。老師迴宿舍吃飯了，還不忘把我帶到他們家去接著罰站。我記得有一次，老師一家人吃著香噴噴的飯菜，我就靠著門在邊上站著，餓得幾近昏厥，腦子裏幻想了無數遍衝上去掀翻這一桌飯菜或者吃光這一桌飯菜的情形。筒子樓裏常年黑咕隆咚，大中午都見不著一點兒陽光，在昏暗的光線下，我飢腸轆轆地看著老師一家人吃飯的這一幕，現在想想我都可憐自己。更慘的是，等外婆找到學校來，我手腫著，人餓著，迴了家接著又得挨一頓打。
那時候因為調皮我沒少挨打，但因為成績還不錯—我整個學生時代也就小學成績混得還不錯，也沒少得到獎賞。當時，學校發的獎品一般是兩支帶彩色橡皮頭的鉛筆，那就算高級的了，普通鉛筆隻要三四分錢一支，帶橡皮頭的好像是八分錢。
那個年代，學校教室的牆上掛著毛主席和華主席的畫像，被喊到名字的同學上台領獎的時候得先給毛主席、華主席鞠個躬，再給老師鞠個躬，之後才能領著獎品下去。這個風光的過程，我經歷過不止一次。沒過多久，再上去領獎的時候，華主席的畫像沒有了。又過了兩年，也不用給毛主席鞠躬了。
當然，成績不錯並不能掩蓋我太過調皮的光芒，老師們也因此很不看好我，隻有我的第一個班主任董老師對我很好。她是一個胖胖的老太太，特別喜歡我，那時候她就跟別的老師說，孟非這小孩兒將來準會有出息。現在看起來，老太太還是相當有眼光的。可惜她老人家已經去世了。我曾經暗暗在心裏想，我要是當了皇上，一定追封她老人家為國師。
二十五小的學習生活到我上四年級時結束了，我家舉家搬到了南京。從那時起，我的童年逐漸變得灰暗。就從我那一屆開始，小學實行六年製。我哥比我早一年上學，他五年級就畢業了，到我這兒就變成要上六年了。
3、看星星鬥蛐蛐夾竹桃做伴
小時候，我常去江邊玩兒，撿鵝卵石往水裏打水漂。也經常在山坡上想著法子把野糙打個結，小朋友各拿一頭，看誰能拽得過誰。等到漫山遍野的夾竹桃開花了，我們就滿山跑。夾竹桃屬於灌木，川渝一帶特別多，不開花的時候很難看，一開花就是大朵大朵的，粉紅色、大紅色，一開一片山，到處可見其絢爛。直到現在，我看到夾竹桃開花仍然覺得特別親切。
和現在的孩子比起來，我的童年還算是很有些意境的。我一直覺得現在的孩子，尤其是城裏的孩子，他們的童年很無趣。因為他們的生活裏沒有一片敞亮的天空可以讓他們仰望藍天白雲，也沒有空閑的時間可以讓他們望著滿天星鬥發呆。沒有蛐蛐兒的叫聲，也沒有野花的搖曳，沒有白天突然從樹上掉下來的毛毛蟲，也沒有夜晚在糙叢中飛舞的螢火蟲，他們甚至從來沒有感受過聽見小巷深處傳來叫賣聲的興奮。現在的孩子已經遠離了大自然的環境，他們的生活裏，隻有奧特曼、變形金剛、超人、蝙蝠俠和藍精靈這些已經不具備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審美價值的東西了。
不過，小時候的我是盼著城市快快變化起來的。隔江而望，對麵有個水泥廠，廠裏的兩個煙囪成天冒著濃濃的白煙。這在今天看來是麵目可憎的東西，但是在我小時候，我由衷地覺得那是發達、繁華的象徵—大工廠、大煙囪，隻有城裏才有，農村沒有。
第三章 我的外婆（一）
在重慶的童年歲月我完全生活在母係氏族裏。爺爺奶奶在南京，爸爸在西安電視台工作，我和外公、外婆、媽媽一起生活。外公不常看到，他早先在西南局（中共中央西南局）的一個高幹招待所工作，後來到一所離家很遠的外國語學校工作了，一周迴家一次。外婆在重慶日報社上班。到我上小學的時候，媽媽從重慶人民廣播電台調到西安電視台和爸爸團聚去了，我就被徹底丟給了外公外婆。
1、好強漂亮的外婆
外婆是苦出身的家庭婦女，隻有初小文化。新中國剛成立的時候搞婦女解放運動，街道的婦女主任說婦女現在都要工作，不能當家庭婦女，於是外婆就響應號召去工作了。當時的新華日報社就在外婆住的那條街上，於是外婆就去了當時的新華日報社。後來新華日報社遷到南京，重慶原來的報社成了重慶日報社，外婆就在那裏，一直幹到了退休，現在是重慶日報社還健在的員工中資歷最老的。
外婆和外公的文化程度都不高，忠厚老實、勤勤懇懇地生活了一輩子，左鄰右舍的關係都特別好，重慶日報社的老員工都知道他們。直到前些年，重慶日報社分福利房都還有我外婆的指標。早先根據工齡，外婆買了報社的一套二手福利房，我迴重慶時看過，有一百零幾平方米。外婆讓我猜猜這套房子要多少錢，我說：“哎喲，您工齡那麽長，估計十萬八萬吧？”外婆無比驕傲地告訴我：“一萬！”
我得說重慶日報社是個獨樹一幟神奇的單位，福利和人際關係溫暖得讓人簡直不敢相信這是在改革開放以後還能存在的事情。比如“頂職”，爸爸退休了，兒子進報社，有的兒子、兒媳都進去了，一家人好幾口子都在報社工作的比比皆是。我有很多小學同學，他們的爸爸媽媽、爺爺奶奶、外公外婆都是重慶日報社的。用我媽的話說，重慶日報社有點兒氏族公社的意思。
早些年國企都是這樣，這種社會主義的溫暖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前也還算正常。上次迴重慶見到那些從小一起玩兒的小夥伴，他們現在都已是中年，很多已經是報社的中層領導幹部了。其中有一個姓白的哥們兒，現在是報社車隊的副隊長，他在酒桌上喝得有點兒高了，拉著我的手深情地說：“沒得啥子說的，下迴兒你再迴來，我派凱斯鮑爾去接你！”我震驚了：“我迴來就一個人，用不著大客車吧？”他又喝下一杯之後拍著我的肩膀說：“哎呀，車子大點兒，裏頭空氣好點兒嘛！”瞧瞧，什麽是感情！
重慶日報社的福利特別好，什麽東西都發，包括房子。報社有點兒錢就蓋房子，福利房製度延續了很多年。分福利房是要論資排輩的，外婆的工齡比總編的都長很多，雖然沒有行政職務、沒有黨齡，但工齡的硬槓槓比人長出一大截，沒幾個領導能比。外婆在前兩年才徹底來南京定居，之前是斷斷續續地來，因為她離不開重慶日報社那個溫暖的環境。在報社所有人都認識她，因為曾經在幼兒園工作的緣故，都八十多歲的人了，整個報社的人還是都叫她“姚阿姨”。
外婆年輕的時候非常漂亮，跟小時候看的《大眾電影》封麵上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女明星差不多。外婆生我媽的時候隻有十六歲，所以外婆帶我的時候也很年輕，才四十多歲，看上去就跟我媽似的，學校裏的很多老師都不相信那是我外婆。外婆管我很嚴，我媽都沒怎麽打過我，盡是我外婆打了—老人特別看重學習成績，經常為我沒有考第一名或者沒有考滿分把我打得鬼哭狼嚎。那時家裏的任何重大決定都是外婆說了算，外公從不發言，工資是一分錢不剩全給我外婆。外婆特別擅長操持家務，裏裏外外都是她一個人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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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因為調皮我沒少挨打，但因為成績還不錯—我整個學生時代也就小學成績混得還不錯，也沒少得到獎賞。當時，學校發的獎品一般是兩支帶彩色橡皮頭的鉛筆，那就算高級的了，普通鉛筆隻要三四分錢一支，帶橡皮頭的好像是八分錢。
那個年代，學校教室的牆上掛著毛主席和華主席的畫像，被喊到名字的同學上台領獎的時候得先給毛主席、華主席鞠個躬，再給老師鞠個躬，之後才能領著獎品下去。這個風光的過程，我經歷過不止一次。沒過多久，再上去領獎的時候，華主席的畫像沒有了。又過了兩年，也不用給毛主席鞠躬了。
當然，成績不錯並不能掩蓋我太過調皮的光芒，老師們也因此很不看好我，隻有我的第一個班主任董老師對我很好。她是一個胖胖的老太太，特別喜歡我，那時候她就跟別的老師說，孟非這小孩兒將來準會有出息。現在看起來，老太太還是相當有眼光的。可惜她老人家已經去世了。我曾經暗暗在心裏想，我要是當了皇上，一定追封她老人家為國師。
二十五小的學習生活到我上四年級時結束了，我家舉家搬到了南京。從那時起，我的童年逐漸變得灰暗。就從我那一屆開始，小學實行六年製。我哥比我早一年上學，他五年級就畢業了，到我這兒就變成要上六年了。
3、看星星鬥蛐蛐夾竹桃做伴
小時候，我常去江邊玩兒，撿鵝卵石往水裏打水漂。也經常在山坡上想著法子把野糙打個結，小朋友各拿一頭，看誰能拽得過誰。等到漫山遍野的夾竹桃開花了，我們就滿山跑。夾竹桃屬於灌木，川渝一帶特別多，不開花的時候很難看，一開花就是大朵大朵的，粉紅色、大紅色，一開一片山，到處可見其絢爛。直到現在，我看到夾竹桃開花仍然覺得特別親切。
和現在的孩子比起來，我的童年還算是很有些意境的。我一直覺得現在的孩子，尤其是城裏的孩子，他們的童年很無趣。因為他們的生活裏沒有一片敞亮的天空可以讓他們仰望藍天白雲，也沒有空閑的時間可以讓他們望著滿天星鬥發呆。沒有蛐蛐兒的叫聲，也沒有野花的搖曳，沒有白天突然從樹上掉下來的毛毛蟲，也沒有夜晚在糙叢中飛舞的螢火蟲，他們甚至從來沒有感受過聽見小巷深處傳來叫賣聲的興奮。現在的孩子已經遠離了大自然的環境，他們的生活裏，隻有奧特曼、變形金剛、超人、蝙蝠俠和藍精靈這些已經不具備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審美價值的東西了。
不過，小時候的我是盼著城市快快變化起來的。隔江而望，對麵有個水泥廠，廠裏的兩個煙囪成天冒著濃濃的白煙。這在今天看來是麵目可憎的東西，但是在我小時候，我由衷地覺得那是發達、繁華的象徵—大工廠、大煙囪，隻有城裏才有，農村沒有。
第三章 我的外婆（一）
在重慶的童年歲月我完全生活在母係氏族裏。爺爺奶奶在南京，爸爸在西安電視台工作，我和外公、外婆、媽媽一起生活。外公不常看到，他早先在西南局（中共中央西南局）的一個高幹招待所工作，後來到一所離家很遠的外國語學校工作了，一周迴家一次。外婆在重慶日報社上班。到我上小學的時候，媽媽從重慶人民廣播電台調到西安電視台和爸爸團聚去了，我就被徹底丟給了外公外婆。
1、好強漂亮的外婆
外婆是苦出身的家庭婦女，隻有初小文化。新中國剛成立的時候搞婦女解放運動，街道的婦女主任說婦女現在都要工作，不能當家庭婦女，於是外婆就響應號召去工作了。當時的新華日報社就在外婆住的那條街上，於是外婆就去了當時的新華日報社。後來新華日報社遷到南京，重慶原來的報社成了重慶日報社，外婆就在那裏，一直幹到了退休，現在是重慶日報社還健在的員工中資歷最老的。
外婆和外公的文化程度都不高，忠厚老實、勤勤懇懇地生活了一輩子，左鄰右舍的關係都特別好，重慶日報社的老員工都知道他們。直到前些年，重慶日報社分福利房都還有我外婆的指標。早先根據工齡，外婆買了報社的一套二手福利房，我迴重慶時看過，有一百零幾平方米。外婆讓我猜猜這套房子要多少錢，我說：“哎喲，您工齡那麽長，估計十萬八萬吧？”外婆無比驕傲地告訴我：“一萬！”
我得說重慶日報社是個獨樹一幟神奇的單位，福利和人際關係溫暖得讓人簡直不敢相信這是在改革開放以後還能存在的事情。比如“頂職”，爸爸退休了，兒子進報社，有的兒子、兒媳都進去了，一家人好幾口子都在報社工作的比比皆是。我有很多小學同學，他們的爸爸媽媽、爺爺奶奶、外公外婆都是重慶日報社的。用我媽的話說，重慶日報社有點兒氏族公社的意思。
早些年國企都是這樣，這種社會主義的溫暖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前也還算正常。上次迴重慶見到那些從小一起玩兒的小夥伴，他們現在都已是中年，很多已經是報社的中層領導幹部了。其中有一個姓白的哥們兒，現在是報社車隊的副隊長，他在酒桌上喝得有點兒高了，拉著我的手深情地說：“沒得啥子說的，下迴兒你再迴來，我派凱斯鮑爾去接你！”我震驚了：“我迴來就一個人，用不著大客車吧？”他又喝下一杯之後拍著我的肩膀說：“哎呀，車子大點兒，裏頭空氣好點兒嘛！”瞧瞧，什麽是感情！
重慶日報社的福利特別好，什麽東西都發，包括房子。報社有點兒錢就蓋房子，福利房製度延續了很多年。分福利房是要論資排輩的，外婆的工齡比總編的都長很多，雖然沒有行政職務、沒有黨齡，但工齡的硬槓槓比人長出一大截，沒幾個領導能比。外婆在前兩年才徹底來南京定居，之前是斷斷續續地來，因為她離不開重慶日報社那個溫暖的環境。在報社所有人都認識她，因為曾經在幼兒園工作的緣故，都八十多歲的人了，整個報社的人還是都叫她“姚阿姨”。
外婆年輕的時候非常漂亮，跟小時候看的《大眾電影》封麵上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女明星差不多。外婆生我媽的時候隻有十六歲，所以外婆帶我的時候也很年輕，才四十多歲，看上去就跟我媽似的，學校裏的很多老師都不相信那是我外婆。外婆管我很嚴，我媽都沒怎麽打過我，盡是我外婆打了—老人特別看重學習成績，經常為我沒有考第一名或者沒有考滿分把我打得鬼哭狼嚎。那時家裏的任何重大決定都是外婆說了算，外公從不發言，工資是一分錢不剩全給我外婆。外婆特別擅長操持家務，裏裏外外都是她一個人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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