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是一堆屁話。”他侵略性地俯身向前。“你每找到一個說那些淤血是在安妮死前造成的病理學家,皇家檢察總署(cps)就能找出五個同意原來驗屍結果的病理學家。這是預算運用問題——向來都是——起訴是很花錢的,納稅人對於經費短缺一向是錙銖必較。光憑這個就想要重開案子,還早的很”


    他的距離近得令我不適,我往後坐離他遠點,他身上湧出的一波波能量令我反胃。這跟20年前截然不同,當時同樣的能量——代表權威、有能力,可以安撫人心——讓我重拾信心,否則也不會那樣暢所欲言。犯一次錯學一次乖,這句老生常談一點也沒錯,而我跟安妮一樣,從此之後再也不信任身穿製服的男人。


    “自從史蒂芬·勞倫斯的案子之後,整個風氣已經不一樣了。”我不慍不火地說。“我想你將會發現,cps對於黑人女性遭到殺害的案子會是如何重視,不管那是多久以前發生的……尤其是又有證據顯示,當時負責這案子的警佐是個種族歧視者。”


    他一拳捶在另一手掌中緊緊握捏,指節像迷你鞭炮一樣劈啪作響。


    “就憑一個女警寫了封宣稱性騷擾、種族歧視的信,而且當時又沒得到證實?”他嗤之以鼻。“那是站不住腳的。安德魯·昆廷的記錄也一樣。看在老天的分上,那傢夥都已經死了,而且他是懷恨在心,他把沒辦法升遷都怪在我頭上。”


    “事出必有因,”我說。“你從來沒說過他半句好話。”


    “他是個怪胎。”


    “是啊,呃,他看你也不怎麽對頭。”我打開信封拿出安德魯的那份記錄,列出德魯裏在1987到1989年間攔路搜身逮捕的非裔加勒比海和亞裔人士,詳細描述了德魯裏慣常使用的“問候語”。“就算他真的懷恨在心又怎麽樣?”我好奇地問。“這份記錄清楚明了,要是其中有錯誤,你完全有權利質疑。”


    “他沒有記下我攔下來搜身的那些白人的名字。”


    “他列出了數據,你的黑白比例遠高過當時裏奇蒙警局的任何人。如果安德魯的數據是錯的,那麽你會重獲清白。否則他做的結論就不容忽視,那就是你利用攔路搜身的職權來遂行種族歧視的消遣。”


    “錯,”他立刻反駁。“我隻是在盡我的職責,就跟別人一樣。你大可扭曲數據,用來支持你想要的隨便什麽結論。我也同樣可以輕輕鬆鬆證明,他列出那張單子的動機是出於惡意報復。大家都知道我們兩個不對盤。”


    “那麽那個讓你打斷顴骨的17歲亞裔男孩呢?”


    他憤怒地咬緊下巴。“那是個意外。”


    “警方付了數目不詳的賠償費。”


    “那是標準程序。”


    “太標準了,”我諷刺地喃喃說道,“所以在內部調查期間你請了病假,之後又馬上提早退休。”我拉開背包前袋的拉鏈,取出一張摺疊的紙。“這個我沒裝進信封裏。這是安德魯寄給我的最後一樣東西,是你上司對你做的機密評估。他說了很多,其中包括‘暴力,有極端種族歧視的觀點,不適合任職於都會警局’。”


    他搶過我手中的紙撕成碎片,臉上的肌肉憤怒地抽動著。他的脾氣跟薩姆正好相反。這是個懷恨在心、積怨難消的男人,也是個將丟臉視為弱點的男人。


    我伸腳撥撥碎片,想著我去捅毒蛇窩可能還比較安全。“你都是這樣處理你不喜歡的證據嗎?撕成碎片?”


    “這是於法不容的。我退休時的條件之一就是過去的事一筆勾銷。光是手上有這分東西就足夠讓你吃上官司。昆廷也是,如果他還活著的話。”


    “嗯,也許我覺得就算吃上官司也值得,”我喃喃說道,“隻要把它攤到大眾麵前就好。我明天就可以發出去個一千分,把你的名聲搞臭,到時候大家就會懷疑你將安妮之死列為意外到底有什麽動機。”


    “那他們就會看到你的真麵目,”他警告,“一個懷恨在心的女人,因為私人恩怨跟警方過不去。”


    “說一個警察還有可能,”我同意,“但不會是整個警方。安德魯幫了我太多的忙,不會有人認為我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無論如何,誰會告訴他們這是私人恩怨呢?你嗎?”他的表情引我發笑。“你打算怎麽解釋我為什麽會有私人恩怨?”


    他伸出食指戳著太陽穴。“都寫在你的證詞裏,”他說。“你當時神經有問題……有被迫害妄想症……恨母情結……厭食症……廣場恐懼症……性幻想……不然我當時該怎麽樣?在你大哭大叫時坐在你床邊握著你的小手?”


    “你可以質疑一下自己的判斷。”我建議。


    “那你隻能怪你自己。”他尖銳地反駁。“要是你稍微往後退,也許我就會比較認真看待你。我不喜歡別人一天到晚堵在我麵前。”仿佛為了證明這一點,他重重往牆上一靠,半閉著眼睛盯著我。


    我避開視線。“那你為什麽不讓別人接手?為什麽不準我跟安德魯談?為什麽把他擠出這個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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