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華夏全麵抗戰爆發以來，美國政府受“孤立主義”影響，更由於日美貿易的巨大利益，所以對日軍侵華一直采取縱容和觀望態度。
直到羅斯福看了蔣委員長在10月30日發表的《為武漢撤退告全國軍民書》，在11月10發來電報：“對於華夏人民的勇敢抗戰及其苦難遭遇，深表敬佩與同情。”
羅斯福並表示：華夏如能闡明廣州與武漢撤退的戰略目的和今後抗戰的意誌，他將樂於批準對華借款。
所以在羅斯福希望看到蔣委員長態度的這段時間，蔣委員長也很願意向英美表明抗戰的決心。
因此，蔣委員長打定了主意在日軍打到長沙時，將這座古城用一把火燒掉，如同他在花園口決堤之前早就打算水淹日軍一樣。
然而蔣委員長和火燒長沙的具體執行者都錯誤的選擇了日子，實際上中日長沙會戰始於1939年9月14日，距離11月13日“文夕大火”相隔10個多月！
究其主要原因在於，蔣委員長對攻占武漢以後的日軍實力和動向做出了錯誤判斷。
蔣委員長認為日本占領了廣州和武漢後，會急於打通粵漢鐵路線，很快就會對武漢發起攻擊。
實際情況卻是，蔣委員長過高的估計了日軍實力，同時也誤判了日軍的進攻方向。
盡管毛主席早在武漢會戰之前就對武漢陷落以後的情況作出了正確的判斷，主席在1938年5月的報告裏便指出：
在日本整個國力上說來，他要北防蘇聯，東防美國，南對英法，內鎮人民，日本隻有那麽多力量，相持階段有條件的到來了！
日軍占領武漢之後的情況，完全和毛主席的預見吻合，盡管第十一軍司令官岡村寧次於11月9日把部隊推進到了長沙北門的嶽陽，但是在此後十多個月裏，日軍沒有再向長沙方麵推進。
然而，蔣委員長並沒有依據毛主席的論斷來判斷形勢。
蔣委員長於1938年10月29日在原長沙湖南省主席何健的蓉園公館召開了最高軍事會議，與會者有軍事委員副委員長馮玉祥、總參謀長何應欽、湖南省主席張治中、原南京衛戍司令唐智生，以及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
會上，在聽完陳誠的軍事態勢分析和防務方案後，蔣委員長突然開始講話，對省政府主席張治中劈頭問道：“文白，日本人來了，你們長沙準備怎麽辦？”
問題來得十分突然，張治中不由得愣住了，他揣摩蔣委員長多半是在考較他如何阻擊日軍對長沙的進攻！
整理了一下思路後，張治中便答道：“我推斷日軍可能從湘北、湘東兩線進犯，我們可以憑借工事進行頑強抵抗。”
蔣委員長語氣咄咄的問道：“你以為這些工事可以抵抗日軍的進犯嗎？你認為省府可以長期堅守嗎？”
張治中神情堅毅的答道：“是的，委座！作為湖南省主席和保安司令，我決不躲避責任，決不畏懼艱苦，願與湖南三千萬民眾同生死，共患難，誓死保衛湖南！”
這時，作為湖南老鄉的唐生智，覺得張治中這番話和他當時在南京的誓言同樣鼓舞人心，當即便接上去說：
“文白兄是我們湖南的父母官，他表示堅決保衛湖南，三千萬民眾聽到一定十分振奮，願意誓死保衛家鄉。”
蔣委員長見文武官員們都沒有領會他的意思，便用啟發的語氣說：“文白的決心很好，但事情並不是那麽簡單。大家還有什麽意見？”
特意從桂林趕來開會的馮玉祥，這時不僅沒有去體會盟弟的意圖，反倒是哪壺不開提哪壺道：
“除了湖南地方準備工作外，中央也要大力支援，比如部隊的糧食和衣服問題等燃眉之急，這樣才利於長期固守抗戰！”
蔣委員長不耐煩的說道：“湖南是魚米之鄉物產豐富，糧食和軍衣可以就地籌措，不難解決。當前燃眉之急的問題是日寇就要來了，長沙該怎麽辦？”
這時，張治中頓時恍然大悟：蔣委員長並不關心軍隊如何打仗，他關心的是怎樣處理長沙這座省城。
張治中當即說道：“蔣委員長所言極是，長沙囤積了大量戰略物資，就連粵漢路上的火車頭和車皮差不多都開到長沙來了！
這些物資絕對不能落入敵寇手裏，所以必須盡快想辦法處理，是否應該趁早運到西南去？”
見張治中終於談到了正題了，蔣委員長便順水推舟的說道：
“要是那樣光是空車就把鐵路占滿了，西南鐵路要不要通行？處理辦法很簡單，那就是堅壁清野，倒上煤油直接燒掉就是了！”
張治中心裏猛然一突，小心試探問道：“那長沙呢？”
蔣委員長加重了語氣道：“還有什麽可思索的？都用火燒了！長沙既然守不住，那也不能留給日本住！全部都給我用火燒了！”
“啊？”
“什麽？”
“這個！”
蔣委員長語驚四座，所有人都為之深深錯愕，會議主題是如何抵抗日軍進攻長沙，現在還沒有提到放棄長沙這茬，蔣委員長卻要直接放火燒長沙？
蔣委員長繼續說道：“七七事變以後，我們就下定了決心，哪怕焦土作戰絕不當亡國奴！
倭寇步步緊逼，他們不打通粵漢線是不會罷休！日寇亡不了華夏，是不會罷手！”
白崇禧曾在武漢軍事會議中建言提出“堅壁清野”、“焦土抗戰”、“發展遊擊戰、配合正規戰”、“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取時間”等。
焦土作戰是一種軍事戰略，此戰略包括當敵人進入或撤出某處時破壞任何可能對敵人有用的東西，古稱堅壁清野。
焦土的意思包括燒壞農作物來摧毀敵人的食物來源，還可以包括破壞遮蔽所、交通運輸、通訊與工業資源。
這些建議,為軍事委員會最高領袖蔣委員長所采納，遂成為抗日最高戰略指導方針，對抗戰全盤策略影響至深、至廣。
直到羅斯福看了蔣委員長在10月30日發表的《為武漢撤退告全國軍民書》，在11月10發來電報：“對於華夏人民的勇敢抗戰及其苦難遭遇，深表敬佩與同情。”
羅斯福並表示：華夏如能闡明廣州與武漢撤退的戰略目的和今後抗戰的意誌，他將樂於批準對華借款。
所以在羅斯福希望看到蔣委員長態度的這段時間，蔣委員長也很願意向英美表明抗戰的決心。
因此，蔣委員長打定了主意在日軍打到長沙時，將這座古城用一把火燒掉，如同他在花園口決堤之前早就打算水淹日軍一樣。
然而蔣委員長和火燒長沙的具體執行者都錯誤的選擇了日子，實際上中日長沙會戰始於1939年9月14日，距離11月13日“文夕大火”相隔10個多月！
究其主要原因在於，蔣委員長對攻占武漢以後的日軍實力和動向做出了錯誤判斷。
蔣委員長認為日本占領了廣州和武漢後，會急於打通粵漢鐵路線，很快就會對武漢發起攻擊。
實際情況卻是，蔣委員長過高的估計了日軍實力，同時也誤判了日軍的進攻方向。
盡管毛主席早在武漢會戰之前就對武漢陷落以後的情況作出了正確的判斷，主席在1938年5月的報告裏便指出：
在日本整個國力上說來，他要北防蘇聯，東防美國，南對英法，內鎮人民，日本隻有那麽多力量，相持階段有條件的到來了！
日軍占領武漢之後的情況，完全和毛主席的預見吻合，盡管第十一軍司令官岡村寧次於11月9日把部隊推進到了長沙北門的嶽陽，但是在此後十多個月裏，日軍沒有再向長沙方麵推進。
然而，蔣委員長並沒有依據毛主席的論斷來判斷形勢。
蔣委員長於1938年10月29日在原長沙湖南省主席何健的蓉園公館召開了最高軍事會議，與會者有軍事委員副委員長馮玉祥、總參謀長何應欽、湖南省主席張治中、原南京衛戍司令唐智生，以及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
會上，在聽完陳誠的軍事態勢分析和防務方案後，蔣委員長突然開始講話，對省政府主席張治中劈頭問道：“文白，日本人來了，你們長沙準備怎麽辦？”
問題來得十分突然，張治中不由得愣住了，他揣摩蔣委員長多半是在考較他如何阻擊日軍對長沙的進攻！
整理了一下思路後，張治中便答道：“我推斷日軍可能從湘北、湘東兩線進犯，我們可以憑借工事進行頑強抵抗。”
蔣委員長語氣咄咄的問道：“你以為這些工事可以抵抗日軍的進犯嗎？你認為省府可以長期堅守嗎？”
張治中神情堅毅的答道：“是的，委座！作為湖南省主席和保安司令，我決不躲避責任，決不畏懼艱苦，願與湖南三千萬民眾同生死，共患難，誓死保衛湖南！”
這時，作為湖南老鄉的唐生智，覺得張治中這番話和他當時在南京的誓言同樣鼓舞人心，當即便接上去說：
“文白兄是我們湖南的父母官，他表示堅決保衛湖南，三千萬民眾聽到一定十分振奮，願意誓死保衛家鄉。”
蔣委員長見文武官員們都沒有領會他的意思，便用啟發的語氣說：“文白的決心很好，但事情並不是那麽簡單。大家還有什麽意見？”
特意從桂林趕來開會的馮玉祥，這時不僅沒有去體會盟弟的意圖，反倒是哪壺不開提哪壺道：
“除了湖南地方準備工作外，中央也要大力支援，比如部隊的糧食和衣服問題等燃眉之急，這樣才利於長期固守抗戰！”
蔣委員長不耐煩的說道：“湖南是魚米之鄉物產豐富，糧食和軍衣可以就地籌措，不難解決。當前燃眉之急的問題是日寇就要來了，長沙該怎麽辦？”
這時，張治中頓時恍然大悟：蔣委員長並不關心軍隊如何打仗，他關心的是怎樣處理長沙這座省城。
張治中當即說道：“蔣委員長所言極是，長沙囤積了大量戰略物資，就連粵漢路上的火車頭和車皮差不多都開到長沙來了！
這些物資絕對不能落入敵寇手裏，所以必須盡快想辦法處理，是否應該趁早運到西南去？”
見張治中終於談到了正題了，蔣委員長便順水推舟的說道：
“要是那樣光是空車就把鐵路占滿了，西南鐵路要不要通行？處理辦法很簡單，那就是堅壁清野，倒上煤油直接燒掉就是了！”
張治中心裏猛然一突，小心試探問道：“那長沙呢？”
蔣委員長加重了語氣道：“還有什麽可思索的？都用火燒了！長沙既然守不住，那也不能留給日本住！全部都給我用火燒了！”
“啊？”
“什麽？”
“這個！”
蔣委員長語驚四座，所有人都為之深深錯愕，會議主題是如何抵抗日軍進攻長沙，現在還沒有提到放棄長沙這茬，蔣委員長卻要直接放火燒長沙？
蔣委員長繼續說道：“七七事變以後，我們就下定了決心，哪怕焦土作戰絕不當亡國奴！
倭寇步步緊逼，他們不打通粵漢線是不會罷休！日寇亡不了華夏，是不會罷手！”
白崇禧曾在武漢軍事會議中建言提出“堅壁清野”、“焦土抗戰”、“發展遊擊戰、配合正規戰”、“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取時間”等。
焦土作戰是一種軍事戰略，此戰略包括當敵人進入或撤出某處時破壞任何可能對敵人有用的東西，古稱堅壁清野。
焦土的意思包括燒壞農作物來摧毀敵人的食物來源，還可以包括破壞遮蔽所、交通運輸、通訊與工業資源。
這些建議,為軍事委員會最高領袖蔣委員長所采納，遂成為抗日最高戰略指導方針，對抗戰全盤策略影響至深、至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