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節
易中天中華史：隋唐定局 作者：易中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突厥酋長們再次感到了震撼。
太宗皇帝卻輕輕揮了揮手，讓部隊後退，並以戰鬥序列留在原地。自己則打馬向前，與頡利可汗單獨談判。正史沒有記載這次談話的內容。但我們知道，兩年前，頡利可汗入侵時，秦王李世民是提出過要單挑決鬥的。這一迴，皇帝李世民應該是義正詞嚴地指責對方背信棄義吧？
兩天後，雙方簽訂了和平條約。
長安解圍了，大唐得救了，各族人民也避免了一場戰爭災難。這是太宗皇帝冒著生命危險換來的。事實上，當時就有大臣攔馬勸阻。李世民卻說：這是我深思熟慮的決定。突厥膽敢來犯，無非欺負我們國有內亂且朕初即位，想必無力反抗。因此，隻要鎮定自若，強虜一定不戰而走。
那麽，突厥撤退時，該不該追呢？
太宗的主張是不追。他說，我已經在突厥的退路上埋伏了軍隊，消滅他們易如反掌。然而，一旦開戰，雙方都會有傷亡。不能解決問題，反倒結下仇恨，何必呢？現在國家尚未安定，百姓尚未富裕，還是清靜為好。至於突厥汗國，不過烏合之眾。到他們分崩離析時，再一網打盡不遲。[28]
原來，唐太宗打的是政治戰、心理戰。
戰爭是政治的延續。懂政治，才戰無不勝。有內亂，則必敗無疑。實際上，事態的發展也正如太宗所料，突厥汗國作為依靠武力威脅和掠奪致富而建立的鬆散聯合體，很快就無法維持下去，大唐的反攻也在充分準備之後發動。
貞觀三年（629）十一月，戰爭全麵展開。不到半年，大唐軍隊即大獲全勝。西起陰山北至大漠的廣闊地帶，都被收入唐帝國版圖，頡利可汗則成為俘虜，東突厥從此滅亡。
消息傳來，太上皇李淵非常高興。他說：當年，漢高祖被困於匈奴。今天，我兒子滅掉了突厥。我可是選對了接班人啊！於是，他召集王公貴族設宴淩煙閣。酒過三巡，太上皇自彈琵琶，唐太宗翩然起舞，歡聲笑語通宵達旦。
更讓太宗滿意的是，原本由突厥人統治的北方各族酋長一致推舉他為“天可汗”，亦即各族人民的“總皇帝”。這可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因此他笑容滿麵謙虛地說：我是大唐天子，還可以再做可汗的事嗎？
得到的迴答是：萬歲！萬歲！萬萬歲！[29]
貞觀路線
打敗突厥的同時，大唐也迎來了貞觀之治。[30]
貞觀之治的代表人物是魏徵。
魏徵本是李建成的人，官職太子洗馬（洗讀如顯），官階從五品。他的職位雖不高，卻是“太子黨”的核心人物，曾經力勸李建成及早對李世民動手。因此玄武門之變後，李世民見到他的第一句話就是：你為什麽要離間我家兄弟？
這是大興問罪之師，來勢洶洶，咄咄逼人。
魏徵卻不好迴答。賴賬是不行的，誰都知道他的立場和作為。解釋也不行，越解釋越不通。認賬更不行，那是把自己往死裏送。何況李世民提出的根本就是偽問題。他們兄弟你死我活，哪裏是因為有人挑撥，又豈是誰能離間的？
那麽，李世民為什麽要這麽問？
為了給自己開脫罪責，也為了將驚天血案輕描淡寫。按照這個問題的內在邏輯，玄武門之變是他的自衛反擊，而李建成和李元吉要除掉自己，則是被小人挑唆。
但，這個問題又為什麽要問魏徵？
因為需要魏徵亮出觀點。魏徵是太子黨中最有頭腦和影響力的人，他的迴答不僅代表著李建成集團殘餘勢力的政治態度，也將決定大唐的政局和命運——如果魏徵質疑玄武門之變的正當性，那就不知道會有多少顆人頭落地。
魏徵的態度又是什麽？
不卑不亢，神情自若。
他說：先太子如果早聽我的，哪有今天？[31]
所有人都嚇出一身冷汗。
李世民卻如釋重負。他馬上改變態度，非常禮貌地請魏徵到自己身邊來工作。因為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東宮與秦王的鬥爭沒有是非，也無關乎道德，隻有一個誰先下手的問題。因此，此案將按照成王敗寇的邏輯進行解釋。魏徵的個人態度和立場也很明確：士為知己者死。
難踢的球，被輕輕踢了迴去。
毫無疑問，魏徵這樣迴答並非沒有風險。李世民如果聽不出言外之意，他就隻有死路一條。但，故太子雖然算不上知己者，好歹也有知遇之恩，那就為他去死好了。
魏徵把命運交給了上天。
李世民卻接住了球。他立即就作出反應和判斷：與其殺了魏徵，讓他為李建成去死，不如委以重任，讓他為自己而死。他甚至接受魏徵的建議，同意太子餘黨參加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葬禮。如此豁達大度，化敵為友，不但迅速地穩定了政局，也壯大了力量，終於造就貞觀之治。
這就是李世民的政治智慧。
魏徵也決定為這位知己者竭盡全力。在他看來，國家利益絕對高於個人恩怨，大唐何去何從也遠比李家兄弟誰是誰非更為重要。因此，當李世民向他伸出橄欖枝時，他迴報的厚禮便是幫這位新皇帝確立政治路線。
那麽，貞觀路線的核心是什麽？
王道。
表麵上看，這不過儒家倫理的老生常談，但在當時卻有著非凡的意義。因為從西魏、北周到隋唐，關隴集團從來就是靠霸道起家的。改行王道，就意味著在某種程度上要偏離關中本位政策，立足未穩的唐太宗可以這樣做嗎？
他決定進行討論。
武德九年十月，也就是李世民登基兩個月後，一場關於政治路線的辯論在大臣們之間展開。唐太宗首先發問：方今正值大亂之後，天下恐怕很難治理吧？
魏徵卻認為不但做得到，而且很容易。他說：亂世之民人心思治，反倒比驕奢淫逸的久安之民更好治理。這就好比一個人又饑又渴，隻要給他吃的喝的就能解決問題。
意思也很清楚：必須行王道，施仁政。
一個名叫封德彝的人卻跳出來反對。他說：王道的時代已經過去，想要實現也實現不了。秦始皇嚴刑峻法，漢武帝雜用霸道，不是他們不想垂拱而治，而是因為人心不古，世風日下，不可收拾。魏徵是書呆子，不能讓他空談誤國！
魏徵當麵反駁。他說：堯舜行帝道而大同，湯武行王道而小康。可見實行什麽樣的政治路線，就會有什麽樣的社會形態。人心是亙古不變的。如果真像封德彝說的那樣越來越壞，世間早就變成了鬼域，哪裏還能討論什麽治理？
封德彝啞口無言。
然而朝中大臣，卻多半站在封德彝一邊。
那麽，魏徵與封德彝，誰是誰非？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唐太宗采納魏徵的建議推行王道，與政治對手實現和解，讓人民群眾休養生息，結果是隻用四年就天下大治。據說，四年後的大唐境內，人人安居樂業，戶戶豐衣足食，死刑犯一年隻有二十九人，物價低到鬥米三錢，太宗本人則成為各族人民的天可汗。
可惜封德彝沒能看到。唐太宗感歎說。[32]
魏徵成功了，封德彝卻並非全無道理。事實上，背離關中本位政策是有風險的，隋煬帝就是教訓。問題在於封德彝他們隻知其一不知其二。別忘了，隋有開皇之治，就因為文帝施仁政。煬帝的問題則不僅在於脫離關隴集團，更在於橫行霸道。他是被關隴集團和人民群眾一起拋棄的。
但，隋煬帝的重心轉移和打通南北卻沒有錯。如果能把洛陽建設得樸素和緩慢一些，就更沒有錯。因為洛陽的地理位置確實比長安更好。作為真正的“天下之中”，無論調配物資還是調遣軍隊、發號施令，洛陽都比長安方便快捷。定都洛陽，其實更有利於建設中央集權的大帝國。
因此，貞觀四年（630）六月，也就是唐太宗被尊為天可汗的三個月後，營建洛陽的詔令下達，初衷就是為了便於管理和節約成本。遺憾的是，唐太宗遭到了抵製。
抵製的人叫張玄素。
張玄素給唐太宗寫了一封很長的信，反對的理由主要是勞民傷財。他甚至為唐太宗開出明細賬單，比方說當年隋煬帝營建洛陽時，僅僅搬運一根柱子就需要數十萬人工。張玄素還說，當今國力遠非隋時可比，隋亡之鑒又近在眼前。如果還要重蹈覆轍，那就連隋煬帝都不如。
太宗說：我不如隋煬帝，比得上夏桀和殷紂嗎？
不難想象，他當時肯定一肚子氣。
張玄素卻說，隻要營建洛陽，那就沒什麽區別。
不過，接下來張玄素又說：想當年，陛下平定洛陽，太上皇下令毀滅宮殿，陛下卻提出要將拆下來的磚瓦木材賜給窮人。這件事，民眾頌揚至今，陛下自己難道忘了嗎？
唐太宗隻好說：我考慮不周。[33]
營建洛陽一事就這樣不了了之，但唐太宗的決定卻絕非一時興起。他甚至就是要走隋煬帝的老路，因為他們倆實在太像了：在皇子中都排行老二，都是通過打倒現任皇太子而登上帝位，也都要依靠關隴集團以外的力量。沒錯，在長期的征戰中，李世民與“山東豪傑”的關係非同一般。
於是一切都變得跟隋代一樣：太子黨以關中為本位堅守長安，老二幫以關東為基地青睞洛陽。不同的是，由於張玄素的慷慨陳詞，長安與洛陽之爭變成了王道與霸道之別，唐太宗也隻好走中間路線，立足關中實行仁政。[34]
對此，魏徵似乎是讚成的，卻未必十分在意根據地應該在關中還是關東。他更在意的還是建立一種新的政治。在他看來，那才是應該畢生追求的東西。[35]
那麽，新政治又該是怎麽樣的呢？
新政治
貞觀八年（634），帝國發生了一件怪事。一個名叫皇甫德參的中牟縣丞上書朝廷，曆數皇帝的三大錯誤：修宮殿勞民傷財，收地租與民爭利，宮女梳高髻帶壞了社會風氣。縣丞隻是從八品的小官，皇甫德參的話也未免過分，於是太宗勃然大怒：這家夥什麽意思！難道要朕一個人都不用，一分錢都不收，宮女都剃光頭，他才稱心如意嗎？
據此，皇甫德參該按譏諷和誹謗定罪。
出來說話的又是魏徵。
魏徵說，自古以來，上書都是言過其實的，因為非如此不能引起君主的注意。唐太宗也馬上明白過來。他說，朕如果治這個人的罪，以後誰還再敢說話？
於是，賜皇甫德參絹二十匹。
魏徵卻說：最近陛下的心胸好像不夠開闊。
唐太宗又明白了，幹脆一不做二不休，將皇甫德參提拔為監察禦史。監察禦史正七品，而且是專職監察官員，享有不必請示匯報就可以直接進行彈劾的獨立監察權。任命皇甫德參為監察禦史，表明皇帝是真心願意聽取意見。[36]
門窗一開，清新的空氣便吹進朝廷。
這其實並不容易。畢竟，皇權的使用沒有法律限製，輿論的監督也沒有製度保障。在這樣一種前提下，要造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環境和風氣，為君者固然需要氣度和雅量，為臣者更不但需要勇氣，還需要技巧和智慧。
對此，魏徵有著清醒的認識。
貞觀之初，有人向唐太宗打小報告：魏徵為人處世不拘小節，影響不好。魏徵卻說：君臣應該同心同德，存公道而去私跡。如果都拘泥於小節，國家是興是亡就不好說了。
唐太宗馬上迴答：我明白了。
魏徵趁機說：願陛下成全魏徵，做良臣不做忠臣。
太宗很驚異。
他問：忠與良，有區別嗎？
魏徵說：當然。忠臣是隻管提意見，不考慮對方能不能接受，結果自己丟了性命，人君也背上惡名，並不可取。正確的做法，是讓君主成為明君，自己成為良臣。
太宗說：很好！
接著他又問：怎樣才能成為明君？
魏徵答：偏聽則暗，兼聽則明。[37]
太宗點頭稱是，於是兩人一起努力。魏徵的原則是：所有的批評和建議都出於公心。技巧和智慧則是：所有正確的決定都歸功於皇帝，包括貞觀年間相對寬鬆的輿論環境和政治局麵。他曾當眾迴答太宗的表揚說：臣等暢所欲言，全由陛下引導。否則，魏徵又豈敢屢犯龍鱗？[38]
這不是拍馬屁，反倒實事求是。
畢竟，在皇權時代，帝王才是決定性因素。
但即便如此，魏徵也差點就掉腦袋。有一天，唐太宗下朝迴宮，氣唿唿地對長孫皇後說：魏徵這家夥老是當麵給朕難看，總有一天朕要殺了這鄉巴佬。
皇後聽了一言不發，換了朝服向太宗禮拜。
太宗大吃一驚，問：皇後這是幹什麽？
長孫皇後迴答：臣妾聽說，主明則臣直。如今魏徵這樣耿直，豈非因為陛下是明君，臣妾又豈敢不賀？
這件事當然未必屬實。但長孫皇後在他們兩人之間曾經起著調和作用，是事實。太宗耿耿於懷，魏徵擔著風險，也是事實。於是我們要問：魏徵這樣置生死於度外，除了報答唐太宗的知遇之恩，還要幹什麽？[39]
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
魏徵的抱負又是什麽？
建立理想的君主政治，它包括以下內容：
首先，承認人民是君主存在的前提和理由。用唐太宗的話來說，就是“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因此，可以“以一人治天下”，不能“以天下奉一人”。[40]
其次，強調君主必須有道德，尤其要尊重民眾的生命權和生存權。同樣用太宗的話說，就是“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損害人民利益滿足個人欲望，那是自殺政策。[41]
第三，主張君臣一體，共治天下。唐太宗說，沒有人真能日理萬機。而且就算能，也不能保證不犯錯誤。如果所有的決定都出自一人，那麽，隻要一天犯一個錯誤，十天就是十個。日積月累，不亡國又更待何時？[42]
所以，隻有君臣同心，天下才可望有治。
民為邦本，君道有德，共治天下，這就叫“理想的君主政治”，是魏徵和太宗的共同追求。
實際上，這也是當時的最佳選擇，甚至是唯一選擇。在我們這樣一個古老而又早熟的農業民族中，以及在這片廣袤而又開闊的農耕土地上，不可能自發地產生民主政治，也不可能自發地產生資本主義。我們隻能選擇君主製，並從“三級分權”的邦國製（封建製）走向“中央集權”的帝國製。
在此前提下，開明專製便是理想。
太宗皇帝卻輕輕揮了揮手，讓部隊後退，並以戰鬥序列留在原地。自己則打馬向前，與頡利可汗單獨談判。正史沒有記載這次談話的內容。但我們知道，兩年前，頡利可汗入侵時，秦王李世民是提出過要單挑決鬥的。這一迴，皇帝李世民應該是義正詞嚴地指責對方背信棄義吧？
兩天後，雙方簽訂了和平條約。
長安解圍了，大唐得救了，各族人民也避免了一場戰爭災難。這是太宗皇帝冒著生命危險換來的。事實上，當時就有大臣攔馬勸阻。李世民卻說：這是我深思熟慮的決定。突厥膽敢來犯，無非欺負我們國有內亂且朕初即位，想必無力反抗。因此，隻要鎮定自若，強虜一定不戰而走。
那麽，突厥撤退時，該不該追呢？
太宗的主張是不追。他說，我已經在突厥的退路上埋伏了軍隊，消滅他們易如反掌。然而，一旦開戰，雙方都會有傷亡。不能解決問題，反倒結下仇恨，何必呢？現在國家尚未安定，百姓尚未富裕，還是清靜為好。至於突厥汗國，不過烏合之眾。到他們分崩離析時，再一網打盡不遲。[28]
原來，唐太宗打的是政治戰、心理戰。
戰爭是政治的延續。懂政治，才戰無不勝。有內亂，則必敗無疑。實際上，事態的發展也正如太宗所料，突厥汗國作為依靠武力威脅和掠奪致富而建立的鬆散聯合體，很快就無法維持下去，大唐的反攻也在充分準備之後發動。
貞觀三年（629）十一月，戰爭全麵展開。不到半年，大唐軍隊即大獲全勝。西起陰山北至大漠的廣闊地帶，都被收入唐帝國版圖，頡利可汗則成為俘虜，東突厥從此滅亡。
消息傳來，太上皇李淵非常高興。他說：當年，漢高祖被困於匈奴。今天，我兒子滅掉了突厥。我可是選對了接班人啊！於是，他召集王公貴族設宴淩煙閣。酒過三巡，太上皇自彈琵琶，唐太宗翩然起舞，歡聲笑語通宵達旦。
更讓太宗滿意的是，原本由突厥人統治的北方各族酋長一致推舉他為“天可汗”，亦即各族人民的“總皇帝”。這可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因此他笑容滿麵謙虛地說：我是大唐天子，還可以再做可汗的事嗎？
得到的迴答是：萬歲！萬歲！萬萬歲！[29]
貞觀路線
打敗突厥的同時，大唐也迎來了貞觀之治。[30]
貞觀之治的代表人物是魏徵。
魏徵本是李建成的人，官職太子洗馬（洗讀如顯），官階從五品。他的職位雖不高，卻是“太子黨”的核心人物，曾經力勸李建成及早對李世民動手。因此玄武門之變後，李世民見到他的第一句話就是：你為什麽要離間我家兄弟？
這是大興問罪之師，來勢洶洶，咄咄逼人。
魏徵卻不好迴答。賴賬是不行的，誰都知道他的立場和作為。解釋也不行，越解釋越不通。認賬更不行，那是把自己往死裏送。何況李世民提出的根本就是偽問題。他們兄弟你死我活，哪裏是因為有人挑撥，又豈是誰能離間的？
那麽，李世民為什麽要這麽問？
為了給自己開脫罪責，也為了將驚天血案輕描淡寫。按照這個問題的內在邏輯，玄武門之變是他的自衛反擊，而李建成和李元吉要除掉自己，則是被小人挑唆。
但，這個問題又為什麽要問魏徵？
因為需要魏徵亮出觀點。魏徵是太子黨中最有頭腦和影響力的人，他的迴答不僅代表著李建成集團殘餘勢力的政治態度，也將決定大唐的政局和命運——如果魏徵質疑玄武門之變的正當性，那就不知道會有多少顆人頭落地。
魏徵的態度又是什麽？
不卑不亢，神情自若。
他說：先太子如果早聽我的，哪有今天？[31]
所有人都嚇出一身冷汗。
李世民卻如釋重負。他馬上改變態度，非常禮貌地請魏徵到自己身邊來工作。因為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東宮與秦王的鬥爭沒有是非，也無關乎道德，隻有一個誰先下手的問題。因此，此案將按照成王敗寇的邏輯進行解釋。魏徵的個人態度和立場也很明確：士為知己者死。
難踢的球，被輕輕踢了迴去。
毫無疑問，魏徵這樣迴答並非沒有風險。李世民如果聽不出言外之意，他就隻有死路一條。但，故太子雖然算不上知己者，好歹也有知遇之恩，那就為他去死好了。
魏徵把命運交給了上天。
李世民卻接住了球。他立即就作出反應和判斷：與其殺了魏徵，讓他為李建成去死，不如委以重任，讓他為自己而死。他甚至接受魏徵的建議，同意太子餘黨參加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葬禮。如此豁達大度，化敵為友，不但迅速地穩定了政局，也壯大了力量，終於造就貞觀之治。
這就是李世民的政治智慧。
魏徵也決定為這位知己者竭盡全力。在他看來，國家利益絕對高於個人恩怨，大唐何去何從也遠比李家兄弟誰是誰非更為重要。因此，當李世民向他伸出橄欖枝時，他迴報的厚禮便是幫這位新皇帝確立政治路線。
那麽，貞觀路線的核心是什麽？
王道。
表麵上看，這不過儒家倫理的老生常談，但在當時卻有著非凡的意義。因為從西魏、北周到隋唐，關隴集團從來就是靠霸道起家的。改行王道，就意味著在某種程度上要偏離關中本位政策，立足未穩的唐太宗可以這樣做嗎？
他決定進行討論。
武德九年十月，也就是李世民登基兩個月後，一場關於政治路線的辯論在大臣們之間展開。唐太宗首先發問：方今正值大亂之後，天下恐怕很難治理吧？
魏徵卻認為不但做得到，而且很容易。他說：亂世之民人心思治，反倒比驕奢淫逸的久安之民更好治理。這就好比一個人又饑又渴，隻要給他吃的喝的就能解決問題。
意思也很清楚：必須行王道，施仁政。
一個名叫封德彝的人卻跳出來反對。他說：王道的時代已經過去，想要實現也實現不了。秦始皇嚴刑峻法，漢武帝雜用霸道，不是他們不想垂拱而治，而是因為人心不古，世風日下，不可收拾。魏徵是書呆子，不能讓他空談誤國！
魏徵當麵反駁。他說：堯舜行帝道而大同，湯武行王道而小康。可見實行什麽樣的政治路線，就會有什麽樣的社會形態。人心是亙古不變的。如果真像封德彝說的那樣越來越壞，世間早就變成了鬼域，哪裏還能討論什麽治理？
封德彝啞口無言。
然而朝中大臣，卻多半站在封德彝一邊。
那麽，魏徵與封德彝，誰是誰非？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唐太宗采納魏徵的建議推行王道，與政治對手實現和解，讓人民群眾休養生息，結果是隻用四年就天下大治。據說，四年後的大唐境內，人人安居樂業，戶戶豐衣足食，死刑犯一年隻有二十九人，物價低到鬥米三錢，太宗本人則成為各族人民的天可汗。
可惜封德彝沒能看到。唐太宗感歎說。[32]
魏徵成功了，封德彝卻並非全無道理。事實上，背離關中本位政策是有風險的，隋煬帝就是教訓。問題在於封德彝他們隻知其一不知其二。別忘了，隋有開皇之治，就因為文帝施仁政。煬帝的問題則不僅在於脫離關隴集團，更在於橫行霸道。他是被關隴集團和人民群眾一起拋棄的。
但，隋煬帝的重心轉移和打通南北卻沒有錯。如果能把洛陽建設得樸素和緩慢一些，就更沒有錯。因為洛陽的地理位置確實比長安更好。作為真正的“天下之中”，無論調配物資還是調遣軍隊、發號施令，洛陽都比長安方便快捷。定都洛陽，其實更有利於建設中央集權的大帝國。
因此，貞觀四年（630）六月，也就是唐太宗被尊為天可汗的三個月後，營建洛陽的詔令下達，初衷就是為了便於管理和節約成本。遺憾的是，唐太宗遭到了抵製。
抵製的人叫張玄素。
張玄素給唐太宗寫了一封很長的信，反對的理由主要是勞民傷財。他甚至為唐太宗開出明細賬單，比方說當年隋煬帝營建洛陽時，僅僅搬運一根柱子就需要數十萬人工。張玄素還說，當今國力遠非隋時可比，隋亡之鑒又近在眼前。如果還要重蹈覆轍，那就連隋煬帝都不如。
太宗說：我不如隋煬帝，比得上夏桀和殷紂嗎？
不難想象，他當時肯定一肚子氣。
張玄素卻說，隻要營建洛陽，那就沒什麽區別。
不過，接下來張玄素又說：想當年，陛下平定洛陽，太上皇下令毀滅宮殿，陛下卻提出要將拆下來的磚瓦木材賜給窮人。這件事，民眾頌揚至今，陛下自己難道忘了嗎？
唐太宗隻好說：我考慮不周。[33]
營建洛陽一事就這樣不了了之，但唐太宗的決定卻絕非一時興起。他甚至就是要走隋煬帝的老路，因為他們倆實在太像了：在皇子中都排行老二，都是通過打倒現任皇太子而登上帝位，也都要依靠關隴集團以外的力量。沒錯，在長期的征戰中，李世民與“山東豪傑”的關係非同一般。
於是一切都變得跟隋代一樣：太子黨以關中為本位堅守長安，老二幫以關東為基地青睞洛陽。不同的是，由於張玄素的慷慨陳詞，長安與洛陽之爭變成了王道與霸道之別，唐太宗也隻好走中間路線，立足關中實行仁政。[34]
對此，魏徵似乎是讚成的，卻未必十分在意根據地應該在關中還是關東。他更在意的還是建立一種新的政治。在他看來，那才是應該畢生追求的東西。[35]
那麽，新政治又該是怎麽樣的呢？
新政治
貞觀八年（634），帝國發生了一件怪事。一個名叫皇甫德參的中牟縣丞上書朝廷，曆數皇帝的三大錯誤：修宮殿勞民傷財，收地租與民爭利，宮女梳高髻帶壞了社會風氣。縣丞隻是從八品的小官，皇甫德參的話也未免過分，於是太宗勃然大怒：這家夥什麽意思！難道要朕一個人都不用，一分錢都不收，宮女都剃光頭，他才稱心如意嗎？
據此，皇甫德參該按譏諷和誹謗定罪。
出來說話的又是魏徵。
魏徵說，自古以來，上書都是言過其實的，因為非如此不能引起君主的注意。唐太宗也馬上明白過來。他說，朕如果治這個人的罪，以後誰還再敢說話？
於是，賜皇甫德參絹二十匹。
魏徵卻說：最近陛下的心胸好像不夠開闊。
唐太宗又明白了，幹脆一不做二不休，將皇甫德參提拔為監察禦史。監察禦史正七品，而且是專職監察官員，享有不必請示匯報就可以直接進行彈劾的獨立監察權。任命皇甫德參為監察禦史，表明皇帝是真心願意聽取意見。[36]
門窗一開，清新的空氣便吹進朝廷。
這其實並不容易。畢竟，皇權的使用沒有法律限製，輿論的監督也沒有製度保障。在這樣一種前提下，要造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環境和風氣，為君者固然需要氣度和雅量，為臣者更不但需要勇氣，還需要技巧和智慧。
對此，魏徵有著清醒的認識。
貞觀之初，有人向唐太宗打小報告：魏徵為人處世不拘小節，影響不好。魏徵卻說：君臣應該同心同德，存公道而去私跡。如果都拘泥於小節，國家是興是亡就不好說了。
唐太宗馬上迴答：我明白了。
魏徵趁機說：願陛下成全魏徵，做良臣不做忠臣。
太宗很驚異。
他問：忠與良，有區別嗎？
魏徵說：當然。忠臣是隻管提意見，不考慮對方能不能接受，結果自己丟了性命，人君也背上惡名，並不可取。正確的做法，是讓君主成為明君，自己成為良臣。
太宗說：很好！
接著他又問：怎樣才能成為明君？
魏徵答：偏聽則暗，兼聽則明。[37]
太宗點頭稱是，於是兩人一起努力。魏徵的原則是：所有的批評和建議都出於公心。技巧和智慧則是：所有正確的決定都歸功於皇帝，包括貞觀年間相對寬鬆的輿論環境和政治局麵。他曾當眾迴答太宗的表揚說：臣等暢所欲言，全由陛下引導。否則，魏徵又豈敢屢犯龍鱗？[38]
這不是拍馬屁，反倒實事求是。
畢竟，在皇權時代，帝王才是決定性因素。
但即便如此，魏徵也差點就掉腦袋。有一天，唐太宗下朝迴宮，氣唿唿地對長孫皇後說：魏徵這家夥老是當麵給朕難看，總有一天朕要殺了這鄉巴佬。
皇後聽了一言不發，換了朝服向太宗禮拜。
太宗大吃一驚，問：皇後這是幹什麽？
長孫皇後迴答：臣妾聽說，主明則臣直。如今魏徵這樣耿直，豈非因為陛下是明君，臣妾又豈敢不賀？
這件事當然未必屬實。但長孫皇後在他們兩人之間曾經起著調和作用，是事實。太宗耿耿於懷，魏徵擔著風險，也是事實。於是我們要問：魏徵這樣置生死於度外，除了報答唐太宗的知遇之恩，還要幹什麽？[39]
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
魏徵的抱負又是什麽？
建立理想的君主政治，它包括以下內容：
首先，承認人民是君主存在的前提和理由。用唐太宗的話來說，就是“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因此，可以“以一人治天下”，不能“以天下奉一人”。[40]
其次，強調君主必須有道德，尤其要尊重民眾的生命權和生存權。同樣用太宗的話說，就是“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損害人民利益滿足個人欲望，那是自殺政策。[41]
第三，主張君臣一體，共治天下。唐太宗說，沒有人真能日理萬機。而且就算能，也不能保證不犯錯誤。如果所有的決定都出自一人，那麽，隻要一天犯一個錯誤，十天就是十個。日積月累，不亡國又更待何時？[42]
所以，隻有君臣同心，天下才可望有治。
民為邦本，君道有德，共治天下，這就叫“理想的君主政治”，是魏徵和太宗的共同追求。
實際上，這也是當時的最佳選擇，甚至是唯一選擇。在我們這樣一個古老而又早熟的農業民族中，以及在這片廣袤而又開闊的農耕土地上，不可能自發地產生民主政治，也不可能自發地產生資本主義。我們隻能選擇君主製，並從“三級分權”的邦國製（封建製）走向“中央集權”的帝國製。
在此前提下，開明專製便是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