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節
易中天中華史第一部：中華根 作者：易中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希臘和羅馬是另一條路。他們的政治體製其實有許多種，包括貴族政治和寡頭政治。簡單地說，雅典選擇的是民主，羅馬選擇的是共和。雅典民主存在了二百多年，然後被馬其頓王國征服。羅馬的共和則存在了近五百年，然後是君主製。到西羅馬帝國滅亡，差不多也是五百年。[11]
航線，也是多樣的。
但，構成海圖的要素，世界各民族卻是相同的。最重要的，是公共關係、公共事務、公共權力、公共機關和公共規則。規則，有公民的約法、君主的王法，以及中國的禮法。禮法、王法、約法，原則上都應該是成文法。公權力的行使，也要依靠法令和文書。因此，各文明古國都有自己的文字，比如古埃及的“圖畫文字”，蘇美爾的“楔形文字”，克裏特的“線形文字”，印度河的“印章文字”，中國的“甲骨文字”。這是“文明的界碑”。
那麽，選擇航線的燈塔是什麽？
安全與自由。
安全與自由，就像公平與效率，是一對矛盾。側重點不同，選擇就會兩樣。更看重自由的，選擇民主製；更看重安全的，選擇君主製。因為民主的政府必定弱勢，非如此不能保證國民的權利不受侵犯，國民的自由不被幹涉。但這樣的政府要想集中力量辦大事，在古代便難免力不從心。這是大多數古老民族最終都要選擇中央集權的原因之一。是啊，要麽有自然災害需要抗拒，要麽有外來強敵需要抵禦，政府非得強勢不可。[12]
問題是，安全可以用技術來解決，自由卻隻能靠製度來保證。因此，世界各民族又會殊途同歸，最終都將走向民主。隻不過在此之前，大家都得走過漫長的道路，包括西方，也包括中國。
然而，沒有什麽航程會是彎路，沒有什麽探索毫無意義。所有民族的勇往直前和坎坷曲折，都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也都是可以互相借鑒的。為此，我們恐怕得去走走人家的航路，並順便訪問幾個港口。
比如雅典，比如費城。
* * *
[1]請參看奧斯伍爾德?喜仁龍《北京的城牆和城門》，北京燕山出版社1985年版。
[2]古老文明的創造者都是農業民族。埃及人把自己的國土稱為“克麥特”（kmt，意思是有別於沙漠的“黑土地”），古巴比倫的一份文獻稱“田地是國家的生命”（見崔連仲主編《世界通史?古代卷》第101頁）；而在印度，“田地被小心地測量著”（《梨俱吠陀》）。
[3]關於塔薩代人和芬圖人，見斯塔夫裏阿諾斯《全球通史》。
[4]安特衛普的標牌，見劉明翰主編《世界通史》（中世紀卷）。
[5]逃亡的農奴因城市而自由，見斯塔夫裏阿諾斯《全球通史》。
[6]福建客家人的土樓堪稱“迷你型城市”。它的外圈是夯土而成的厚重的牆，上麵有箭垛、槍眼和瞭望哨，正中則是公共空間。居民平時各人過各人的日子，有事集中起來商量。如果遭遇侵略，則同仇敵愾。
[7]《國語?周語上》：“獸三為群，人三為眾。”
[8]主即“炷”的本字。小篆的主字，像一盞油燈之形，上麵的一點代表燈芯上燃燒的火苗。所以，主的本義即指燈芯。主字後來多用為主人、家長以及主持、掌管等義，故另造“炷”代替它的本義。《說文?丶部》：“主，燈中火主也。從，象形；從丶，丶亦聲。”本義為燈頭火焰。
[9]最早實現了“中央集權”的是埃及。公元前3100年前後，以孟菲斯為界的上埃及（尼羅河上遊）和下埃及（尼羅河下遊），在納爾邁（也叫美尼斯）的武力征服下變成了統一的帝國，這就是“第一王朝”。
[10]印度的“阿育王時代”為公元前273～前236年，相當於中國的戰國末年。
[11]從公元前594年“梭倫改革”，到公元前337年與馬其頓國王腓力二世簽訂城下之盟，雅典的民主存在了二百多年。從公元前509年到前27年，羅馬的共和近五百年。從屋大維建立帝製，到西羅馬帝國滅亡，也是五百年。
[12]安全與自由，就像公平與效率，是一對矛盾。側重點不同，選擇就會兩樣。更看重公平的，選擇社會主義，盡管社會主義也要講效率；更看重效率的，選擇資本主義，盡管資本主義也要講公平。因此，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是可以互補的。人類也終將在這一對矛盾中找到平衡點，走出共同富裕的道路。
民主的雅典渺小而孤獨，費城則是它的轉世靈童。
那靈魂，便是獨立、自由、平等。
第三章
從雅典到費城
民主是個意外
戰國前夕，現在叫做山西的地方發生了一起謀殺案。世襲的晉國大夫趙桓子去世後，其子立即被族人集體謀殺。理由是趙桓子的繼位，原本就不符合前任趙襄子的遺願。因此，他兒子不但不能襲爵，還必須被殺掉。
也就在同一年，雅典街頭有個賣香腸的卻被攛掇著去當政治家，因為他被認為具有一切民主派人士的共同特點：出身卑賤，會做買賣，厚顏無恥，蠻不講理，全家老小都是無賴。一位將軍對他說：你以為什麽人能當人民領袖？不是要有學問，也不是要有道德，而是既卑鄙又無知。
哈哈，太好玩了！
當然，雅典發生的事情，不是史實，而是劇情，是古希臘戲劇家阿裏斯托芬諷刺喜劇《騎士》中的情節。這出戲就是在晉國那個倒黴鬼被殺的公元前424年公開上演的，還得了頭獎，因此它又是曆史，或可以看作曆史。它至少說明，在當時的雅典，很有一些人對民主政治不以為然。
這就意味深長。
眾所周知，雅典城邦的民主，是人類曆史上的第一例。它在後世，是被當作成功的典範而備受推崇的。誰能想到，當時竟會遭到如此嘲諷？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喜劇原本也是最具民主性的藝術樣式。喜劇，尤其是諷刺喜劇，隻有在民主的氛圍中才會有立足之地。也隻有在民主國家，喜劇家才能真正享受到最充分的言論自由，不用懼怕因為刺痛了某些權勢人物而受到政治迫害。可是，這種最民主的藝術卻被用來嘲諷民主，這真是讓人情何以堪！
然而隻要轉念一想，我們就會發現這恰恰是民主製度的優越所在。想想看吧，反對民主的人可以大聲說出自己的反對，還能獲得滿堂喝彩，請問還有什麽製度比這更不壞呢？
但這個“最不壞的製度”，在當時卻是異類，甚至意外。
看看左鄰右舍就知道。
事實上，雅典試行和實行民主的那兩個半世紀，世界格局絕非民主浪潮風起雲湧，而是君主製度遍地開花。埃及，早在雅典民主改革兩千五百年前，就建立了第一王朝，此刻正一會兒變成波斯人的王朝，一會兒變成埃及人的王朝。西亞，則從雅典實行民主製度的一千七百年前起，便走馬燈似的出現了一個又一個的王國：阿卡德、巴比倫、赫梯、以色列–猶太，然後是亞述帝國和波斯帝國。跟雅典同時代的印度和中國，則都在走向中央集權——中國從春秋戰國走向大秦帝國，印度從列國時代走向孔雀王朝。有人搞民主嗎？沒有。
就連希臘本土，也是三種政體並行不悖：雅典，民主政治；科林斯，寡頭政治；斯巴達，貴族政治。[1]在文明的起點上，希臘人也分道揚鑣。
民主的雅典，渺小而孤獨。[2]
因此，當阿裏斯托芬使用他的民主權利盡情嘲諷民主製度時，他當然不會想到，在雅典2550平方公裏土地上進行的政治實踐，連同它的成功與失敗，經驗和教訓，都將成為種子，成為泉眼。千百年後，這種子會長成參天大樹，這泉眼會變成滔滔江河，變成“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世界潮流。
航線，也是多樣的。
但，構成海圖的要素，世界各民族卻是相同的。最重要的，是公共關係、公共事務、公共權力、公共機關和公共規則。規則，有公民的約法、君主的王法，以及中國的禮法。禮法、王法、約法，原則上都應該是成文法。公權力的行使，也要依靠法令和文書。因此，各文明古國都有自己的文字，比如古埃及的“圖畫文字”，蘇美爾的“楔形文字”，克裏特的“線形文字”，印度河的“印章文字”，中國的“甲骨文字”。這是“文明的界碑”。
那麽，選擇航線的燈塔是什麽？
安全與自由。
安全與自由，就像公平與效率，是一對矛盾。側重點不同，選擇就會兩樣。更看重自由的，選擇民主製；更看重安全的，選擇君主製。因為民主的政府必定弱勢，非如此不能保證國民的權利不受侵犯，國民的自由不被幹涉。但這樣的政府要想集中力量辦大事，在古代便難免力不從心。這是大多數古老民族最終都要選擇中央集權的原因之一。是啊，要麽有自然災害需要抗拒，要麽有外來強敵需要抵禦，政府非得強勢不可。[12]
問題是，安全可以用技術來解決，自由卻隻能靠製度來保證。因此，世界各民族又會殊途同歸，最終都將走向民主。隻不過在此之前，大家都得走過漫長的道路，包括西方，也包括中國。
然而，沒有什麽航程會是彎路，沒有什麽探索毫無意義。所有民族的勇往直前和坎坷曲折，都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也都是可以互相借鑒的。為此，我們恐怕得去走走人家的航路，並順便訪問幾個港口。
比如雅典，比如費城。
* * *
[1]請參看奧斯伍爾德?喜仁龍《北京的城牆和城門》，北京燕山出版社1985年版。
[2]古老文明的創造者都是農業民族。埃及人把自己的國土稱為“克麥特”（kmt，意思是有別於沙漠的“黑土地”），古巴比倫的一份文獻稱“田地是國家的生命”（見崔連仲主編《世界通史?古代卷》第101頁）；而在印度，“田地被小心地測量著”（《梨俱吠陀》）。
[3]關於塔薩代人和芬圖人，見斯塔夫裏阿諾斯《全球通史》。
[4]安特衛普的標牌，見劉明翰主編《世界通史》（中世紀卷）。
[5]逃亡的農奴因城市而自由，見斯塔夫裏阿諾斯《全球通史》。
[6]福建客家人的土樓堪稱“迷你型城市”。它的外圈是夯土而成的厚重的牆，上麵有箭垛、槍眼和瞭望哨，正中則是公共空間。居民平時各人過各人的日子，有事集中起來商量。如果遭遇侵略，則同仇敵愾。
[7]《國語?周語上》：“獸三為群，人三為眾。”
[8]主即“炷”的本字。小篆的主字，像一盞油燈之形，上麵的一點代表燈芯上燃燒的火苗。所以，主的本義即指燈芯。主字後來多用為主人、家長以及主持、掌管等義，故另造“炷”代替它的本義。《說文?丶部》：“主，燈中火主也。從，象形；從丶，丶亦聲。”本義為燈頭火焰。
[9]最早實現了“中央集權”的是埃及。公元前3100年前後，以孟菲斯為界的上埃及（尼羅河上遊）和下埃及（尼羅河下遊），在納爾邁（也叫美尼斯）的武力征服下變成了統一的帝國，這就是“第一王朝”。
[10]印度的“阿育王時代”為公元前273～前236年，相當於中國的戰國末年。
[11]從公元前594年“梭倫改革”，到公元前337年與馬其頓國王腓力二世簽訂城下之盟，雅典的民主存在了二百多年。從公元前509年到前27年，羅馬的共和近五百年。從屋大維建立帝製，到西羅馬帝國滅亡，也是五百年。
[12]安全與自由，就像公平與效率，是一對矛盾。側重點不同，選擇就會兩樣。更看重公平的，選擇社會主義，盡管社會主義也要講效率；更看重效率的，選擇資本主義，盡管資本主義也要講公平。因此，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是可以互補的。人類也終將在這一對矛盾中找到平衡點，走出共同富裕的道路。
民主的雅典渺小而孤獨，費城則是它的轉世靈童。
那靈魂，便是獨立、自由、平等。
第三章
從雅典到費城
民主是個意外
戰國前夕，現在叫做山西的地方發生了一起謀殺案。世襲的晉國大夫趙桓子去世後，其子立即被族人集體謀殺。理由是趙桓子的繼位，原本就不符合前任趙襄子的遺願。因此，他兒子不但不能襲爵，還必須被殺掉。
也就在同一年，雅典街頭有個賣香腸的卻被攛掇著去當政治家，因為他被認為具有一切民主派人士的共同特點：出身卑賤，會做買賣，厚顏無恥，蠻不講理，全家老小都是無賴。一位將軍對他說：你以為什麽人能當人民領袖？不是要有學問，也不是要有道德，而是既卑鄙又無知。
哈哈，太好玩了！
當然，雅典發生的事情，不是史實，而是劇情，是古希臘戲劇家阿裏斯托芬諷刺喜劇《騎士》中的情節。這出戲就是在晉國那個倒黴鬼被殺的公元前424年公開上演的，還得了頭獎，因此它又是曆史，或可以看作曆史。它至少說明，在當時的雅典，很有一些人對民主政治不以為然。
這就意味深長。
眾所周知，雅典城邦的民主，是人類曆史上的第一例。它在後世，是被當作成功的典範而備受推崇的。誰能想到，當時竟會遭到如此嘲諷？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喜劇原本也是最具民主性的藝術樣式。喜劇，尤其是諷刺喜劇，隻有在民主的氛圍中才會有立足之地。也隻有在民主國家，喜劇家才能真正享受到最充分的言論自由，不用懼怕因為刺痛了某些權勢人物而受到政治迫害。可是，這種最民主的藝術卻被用來嘲諷民主，這真是讓人情何以堪！
然而隻要轉念一想，我們就會發現這恰恰是民主製度的優越所在。想想看吧，反對民主的人可以大聲說出自己的反對，還能獲得滿堂喝彩，請問還有什麽製度比這更不壞呢？
但這個“最不壞的製度”，在當時卻是異類，甚至意外。
看看左鄰右舍就知道。
事實上，雅典試行和實行民主的那兩個半世紀，世界格局絕非民主浪潮風起雲湧，而是君主製度遍地開花。埃及，早在雅典民主改革兩千五百年前，就建立了第一王朝，此刻正一會兒變成波斯人的王朝，一會兒變成埃及人的王朝。西亞，則從雅典實行民主製度的一千七百年前起，便走馬燈似的出現了一個又一個的王國：阿卡德、巴比倫、赫梯、以色列–猶太，然後是亞述帝國和波斯帝國。跟雅典同時代的印度和中國，則都在走向中央集權——中國從春秋戰國走向大秦帝國，印度從列國時代走向孔雀王朝。有人搞民主嗎？沒有。
就連希臘本土，也是三種政體並行不悖：雅典，民主政治；科林斯，寡頭政治；斯巴達，貴族政治。[1]在文明的起點上，希臘人也分道揚鑣。
民主的雅典，渺小而孤獨。[2]
因此，當阿裏斯托芬使用他的民主權利盡情嘲諷民主製度時，他當然不會想到，在雅典2550平方公裏土地上進行的政治實踐，連同它的成功與失敗，經驗和教訓，都將成為種子，成為泉眼。千百年後，這種子會長成參天大樹，這泉眼會變成滔滔江河，變成“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世界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