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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幫主要求對新青年會的組織進行全麵改革，將一個辯論性質的社團改造成一真正的政黨。由於他們滿足於一個偏右的小組，大多數委員均反對改革。他們不像江幫主那樣能看清建黨的本身並不是目的，而是建立新民主共和國革命的手段。
唯一叫江幫主意外的是李壽昌，這還沒有到“五四”呀……
李壽昌早在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讀書時就深受在中國流傳的早期社會主義思潮感染，為求索新的救國之途，他早於1913年冬去北京，同中國社會黨北京支部負責人陳翼龍交談，毅然加入中國社會黨，並負責組建天津支部，為中國社會黨評議員。
李壽昌從北洋法政專門學校畢業之後，應中國社會黨邀，赴京城創辦《法言報》，同時考察、觀注中國時局的變遷。袁世凱當時瘋狂地鎮壓京城的革命勢力，強行解散社會黨，並槍殺了社會黨北京支部負責人陳翼龍，逮捕一切社會黨人。李壽昌聞訊潛出京城，避居故裏樂亭縣祥雲島。
李壽昌為了繼續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擔負起救國救民的責任，在《文豪》等文章中寫下了不畏艱厄、矢誌革命到底的雄心。
正當李壽昌大聲疾唿“中士不造，民德淪喪，天理人紀，蕩然無存”，欲“喚醒眾生於罪惡迷夢之中”之時，北洋法政學校舉辦人湯化龍、孫洪伊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欲在學校中挑選李壽昌等三名優秀的畢業生，送往日本留學。李壽昌曆經深思熟慮，遂決定東渡求學，繼續尋求拯救祖國的出路。他告別了年長的妻子和頑皮的兒女葆華和星華，在海河畔的碼頭登上東去的客輪，涉過大海，在日本橫濱港登陸後，驅車直奔東京。
李壽昌在東京考取了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他住中國留學生青年會公館，在留學生中結識了許多朋友，時常同他們談論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各方麵的問題，探討對宇宙和人生的看法。於是，由李壽昌發起，成立了中華學會，學會既是學術組織，又是政治團體。他在日本讀書之餘，研究了不少主義、學說，但一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又深感所研究的主義、學說，不能解救中國於危厄之中。
自從20世紀初葉，日本早期工人運動著名領袖辛德秋水翻譯《共產黨宣言》，在日本的高級知識分子中已經開始研究、傳播歐洲新起的馬克思主義，並公然宣稱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自我解放的理論武器。
李壽昌在國內參加中國社會黨，已接觸了中國社會黨創始人江文虎的無政府主義，但他不相信無政府主義能解決中國的問題。這時，李壽昌已熟練地掌握了日、英兩種文字，他出於強烈的求知欲望，從圖書館內借來了辛德秋水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和歐洲其他的社會主義書籍，利用業餘時間，埋頭攻讀。
李壽昌又通過同學司徒複興的介紹，認識了早稻田大學著名的政治經濟學教授河上村夫。河上村夫又是日本理論界知名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是一位著名的漢學家。河上村夫熱情地接待李壽昌。他握住李壽昌的手，興致勃勃地說：“歡迎，歡迎！我真誠地歡迎中國第一個想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生來做客。”
河上村夫簡單地詢問了幾句，已經知道李壽昌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還不甚了了，需要給以啟蒙式的幫助。當李壽昌把讀《共產黨宣言》記下的疑難問題，像連珠炮似的發出提問時，他又感到這位初次相識的中國留學生態度嚴謹，不是僅僅背誦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詞句、崇尚空談的書呆子，而是一位學以應用，時時、事事聯係中國實際的人。
幾經交談，河上村夫教授喜歡上了這位中國留學生，他斷定：李壽昌將是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和傳播者。於是，便把自己的有關馬克思主義的日文書籍送給李壽昌閱讀。
李壽昌在日本讀書之餘，如饑似渴地尋求新知識、新主義。一年多以來，他在河上村夫教授的指導和幫助下，逐漸地接受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說。
河上村夫教授一直希望李壽昌迴國後做一名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啟蒙者，並贈送給李壽昌一箱馬克思主義的書籍。
爭論因為李壽昌的歪樓，已經偏離江幫主改組新青年會的課題，歪樓嚴重。
林伯渠是站在李壽昌一邊的；章士釗和李次山卻反對；陳一枝一直沒有表態；而瞿恩，他的意見從來都是無足輕重。
其實在新青年會裏，他們都是思想界的大腕，各有各的哲學觀，在如何進行改造的道路上，出現了以李壽昌為代表的激烈派和以章士釗為代表的溫和派的爭論。誰也不肯向對方靠攏一步。這樣的爭論是家常便飯，再平常不過了。
章士釗是一位著名的民主派政論家。
在李次山說完，章士釗就站起來激昂道：“國家之職務，一麵在鞏固個人之私權，一麵在維持社會之秩序，以使人權自由之理與公安利國之道，互相調融而無罅漏……”
他既講人權自由，又講公安利國，好似比李壽昌的思想論點要全麵些，其實不然。
李壽昌笑道：“‘公安利國’，本來是革命的題中應有之義，是不言而喻的。士釗兄不過是畫蛇添足耳。”
章士釗說道：“人為一國之民，不能自立於國家之外，祖宗丘墓之鄉，飲食歌哭之地。國難當頭，人民的自由權利應當從屬於救亡這一大前提，救亡第一，民權第二。使國家中利害感情希望意見不同之點，得其調和，各方麵優秀分子，戳力並進，不釀雞鶩蚌鷸之勢，以隳和平進步之基。”
林伯渠冷笑道：“士釗兄這裏所謂的‘調和’，無非指各不同政見、利益的社會集團之間相互的妥協與讓步，其中當然也應該包含人民權利的讓步與犧牲了，是不是？”
事實也正是如此，這種調和主張實施的結果，總是為統治階級所利用，他們借口國難當頭，振振有詞，越發剝奪人民的自由權利。章士釗的民主觀顯然帶有較大的妥協性，不及李壽昌的堅決和徹底。
這又牽扯到到對待惡國家的態度和應采取的對策。
章士釗認為：“可以按照盧梭的學說，先解散不可愛的國家，使人人恢複其自由，重謀建國之
道。”
李壽昌道：“但是，國家是由一整套的統治機構所組成的，並非盧梭在《民約論》裏所說的是由人民自願訂立契約而組成的，人民如有解散國家的能力，也就有治理惡國家的權力。解散國家之說，不過是一種天真而又迂腐的見解。”
李次山認為：“改善中國的狀況，撲滅官僚政治的方法，第一在使人民自治，通過自治引起人民之興味，養成參政之能力，喚醒自身之覺悟。然後在自治的基礎上實行聯邦製，上自邦之組織，下至具體之政事，皆得人民之力以左右之。”
這個意見也是空泛不切實際的，因為問題的關鍵恰恰在這個時代的中國人民沒有自治的能力。
章、李二人對民眾缺乏民主覺悟的嚴重性的認識。
辦公室的氣氛驟然緊張，且完全脫離了正題。變成了新青年會激烈派和溫和派的爭論。
江幫主突然一陣仰天大笑，從座中站起朗聲道：“我於士釗、次山二兄的主張，不表同意。而於壽昌和伯渠的主張，表示深切的讚同。”這還需要解釋嗎？不過他還是要說明自己讚同革命道路的理由：“因為溫和改良的法子，實屬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
做不到。曆史上凡是專製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或軍國主義者，非等到人家來推倒，決沒有自己肯收場的。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並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采，單要采這個恐怖的方法。”
這是他從無情的曆史中得出的結論。
江幫主說這是“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後選擇，這一句話道出了陳一枝和林伯渠他們這些經曆了辛亥革命，這麽多年以來不斷的革命失敗，經曆的那一路上的曲折的心路曆程啊！
他們無法想象，在表明這種態度的時候，江幫主看起來不過二十來歲。
江幫主在後來在迴憶錄裏寫道：“革命不是哪裏想幹不想幹的問題，我最初就沒有想過幹革命的問題。我最初的理想不過是當一個寫手，不要說寫出《紅樓夢》這樣的曠世佳篇，寫《肉蒲團》我還是很拿手……是因為形勢所逼，不能不幹。”
辦公室裏一片肅然。
李壽昌仿佛沒有聽見方才一個迴合的較量，平靜的說道：“我主張過激主義。一次的擾亂，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這些話。”
江幫主緊接著說道：“我的意見與壽昌大體相似。社會政策，是補直罅漏的政策，不成辦法。社會民主主義，借議會為改造工具，但事實上議會的立法總是保護有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否認權力，這種主義，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如羅素所主張極端的自由，放任資本家，亦是水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好！”陳一枝拍案而起，支持江幫主。
江幫主要求對新青年會的組織進行全麵改革，將一個辯論性質的社團改造成一真正的政黨。由於他們滿足於一個偏右的小組，大多數委員均反對改革。他們不像江幫主那樣能看清建黨的本身並不是目的，而是建立新民主共和國革命的手段。
唯一叫江幫主意外的是李壽昌，這還沒有到“五四”呀……
李壽昌早在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讀書時就深受在中國流傳的早期社會主義思潮感染，為求索新的救國之途，他早於1913年冬去北京，同中國社會黨北京支部負責人陳翼龍交談，毅然加入中國社會黨，並負責組建天津支部，為中國社會黨評議員。
李壽昌從北洋法政專門學校畢業之後，應中國社會黨邀，赴京城創辦《法言報》，同時考察、觀注中國時局的變遷。袁世凱當時瘋狂地鎮壓京城的革命勢力，強行解散社會黨，並槍殺了社會黨北京支部負責人陳翼龍，逮捕一切社會黨人。李壽昌聞訊潛出京城，避居故裏樂亭縣祥雲島。
李壽昌為了繼續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擔負起救國救民的責任，在《文豪》等文章中寫下了不畏艱厄、矢誌革命到底的雄心。
正當李壽昌大聲疾唿“中士不造，民德淪喪，天理人紀，蕩然無存”，欲“喚醒眾生於罪惡迷夢之中”之時，北洋法政學校舉辦人湯化龍、孫洪伊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欲在學校中挑選李壽昌等三名優秀的畢業生，送往日本留學。李壽昌曆經深思熟慮，遂決定東渡求學，繼續尋求拯救祖國的出路。他告別了年長的妻子和頑皮的兒女葆華和星華，在海河畔的碼頭登上東去的客輪，涉過大海，在日本橫濱港登陸後，驅車直奔東京。
李壽昌在東京考取了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他住中國留學生青年會公館，在留學生中結識了許多朋友，時常同他們談論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各方麵的問題，探討對宇宙和人生的看法。於是，由李壽昌發起，成立了中華學會，學會既是學術組織，又是政治團體。他在日本讀書之餘，研究了不少主義、學說，但一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又深感所研究的主義、學說，不能解救中國於危厄之中。
自從20世紀初葉，日本早期工人運動著名領袖辛德秋水翻譯《共產黨宣言》，在日本的高級知識分子中已經開始研究、傳播歐洲新起的馬克思主義，並公然宣稱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自我解放的理論武器。
李壽昌在國內參加中國社會黨，已接觸了中國社會黨創始人江文虎的無政府主義，但他不相信無政府主義能解決中國的問題。這時，李壽昌已熟練地掌握了日、英兩種文字，他出於強烈的求知欲望，從圖書館內借來了辛德秋水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和歐洲其他的社會主義書籍，利用業餘時間，埋頭攻讀。
李壽昌又通過同學司徒複興的介紹，認識了早稻田大學著名的政治經濟學教授河上村夫。河上村夫又是日本理論界知名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是一位著名的漢學家。河上村夫熱情地接待李壽昌。他握住李壽昌的手，興致勃勃地說：“歡迎，歡迎！我真誠地歡迎中國第一個想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生來做客。”
河上村夫簡單地詢問了幾句，已經知道李壽昌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還不甚了了，需要給以啟蒙式的幫助。當李壽昌把讀《共產黨宣言》記下的疑難問題，像連珠炮似的發出提問時，他又感到這位初次相識的中國留學生態度嚴謹，不是僅僅背誦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詞句、崇尚空談的書呆子，而是一位學以應用，時時、事事聯係中國實際的人。
幾經交談，河上村夫教授喜歡上了這位中國留學生，他斷定：李壽昌將是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和傳播者。於是，便把自己的有關馬克思主義的日文書籍送給李壽昌閱讀。
李壽昌在日本讀書之餘，如饑似渴地尋求新知識、新主義。一年多以來，他在河上村夫教授的指導和幫助下，逐漸地接受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說。
河上村夫教授一直希望李壽昌迴國後做一名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啟蒙者，並贈送給李壽昌一箱馬克思主義的書籍。
爭論因為李壽昌的歪樓，已經偏離江幫主改組新青年會的課題，歪樓嚴重。
林伯渠是站在李壽昌一邊的；章士釗和李次山卻反對；陳一枝一直沒有表態；而瞿恩，他的意見從來都是無足輕重。
其實在新青年會裏，他們都是思想界的大腕，各有各的哲學觀，在如何進行改造的道路上，出現了以李壽昌為代表的激烈派和以章士釗為代表的溫和派的爭論。誰也不肯向對方靠攏一步。這樣的爭論是家常便飯，再平常不過了。
章士釗是一位著名的民主派政論家。
在李次山說完，章士釗就站起來激昂道：“國家之職務，一麵在鞏固個人之私權，一麵在維持社會之秩序，以使人權自由之理與公安利國之道，互相調融而無罅漏……”
他既講人權自由，又講公安利國，好似比李壽昌的思想論點要全麵些，其實不然。
李壽昌笑道：“‘公安利國’，本來是革命的題中應有之義，是不言而喻的。士釗兄不過是畫蛇添足耳。”
章士釗說道：“人為一國之民，不能自立於國家之外，祖宗丘墓之鄉，飲食歌哭之地。國難當頭，人民的自由權利應當從屬於救亡這一大前提，救亡第一，民權第二。使國家中利害感情希望意見不同之點，得其調和，各方麵優秀分子，戳力並進，不釀雞鶩蚌鷸之勢，以隳和平進步之基。”
林伯渠冷笑道：“士釗兄這裏所謂的‘調和’，無非指各不同政見、利益的社會集團之間相互的妥協與讓步，其中當然也應該包含人民權利的讓步與犧牲了，是不是？”
事實也正是如此，這種調和主張實施的結果，總是為統治階級所利用，他們借口國難當頭，振振有詞，越發剝奪人民的自由權利。章士釗的民主觀顯然帶有較大的妥協性，不及李壽昌的堅決和徹底。
這又牽扯到到對待惡國家的態度和應采取的對策。
章士釗認為：“可以按照盧梭的學說，先解散不可愛的國家，使人人恢複其自由，重謀建國之
道。”
李壽昌道：“但是，國家是由一整套的統治機構所組成的，並非盧梭在《民約論》裏所說的是由人民自願訂立契約而組成的，人民如有解散國家的能力，也就有治理惡國家的權力。解散國家之說，不過是一種天真而又迂腐的見解。”
李次山認為：“改善中國的狀況，撲滅官僚政治的方法，第一在使人民自治，通過自治引起人民之興味，養成參政之能力，喚醒自身之覺悟。然後在自治的基礎上實行聯邦製，上自邦之組織，下至具體之政事，皆得人民之力以左右之。”
這個意見也是空泛不切實際的，因為問題的關鍵恰恰在這個時代的中國人民沒有自治的能力。
章、李二人對民眾缺乏民主覺悟的嚴重性的認識。
辦公室的氣氛驟然緊張，且完全脫離了正題。變成了新青年會激烈派和溫和派的爭論。
江幫主突然一陣仰天大笑，從座中站起朗聲道：“我於士釗、次山二兄的主張，不表同意。而於壽昌和伯渠的主張，表示深切的讚同。”這還需要解釋嗎？不過他還是要說明自己讚同革命道路的理由：“因為溫和改良的法子，實屬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
做不到。曆史上凡是專製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或軍國主義者，非等到人家來推倒，決沒有自己肯收場的。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並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采，單要采這個恐怖的方法。”
這是他從無情的曆史中得出的結論。
江幫主說這是“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後選擇，這一句話道出了陳一枝和林伯渠他們這些經曆了辛亥革命，這麽多年以來不斷的革命失敗，經曆的那一路上的曲折的心路曆程啊！
他們無法想象，在表明這種態度的時候，江幫主看起來不過二十來歲。
江幫主在後來在迴憶錄裏寫道：“革命不是哪裏想幹不想幹的問題，我最初就沒有想過幹革命的問題。我最初的理想不過是當一個寫手，不要說寫出《紅樓夢》這樣的曠世佳篇，寫《肉蒲團》我還是很拿手……是因為形勢所逼，不能不幹。”
辦公室裏一片肅然。
李壽昌仿佛沒有聽見方才一個迴合的較量，平靜的說道：“我主張過激主義。一次的擾亂，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這些話。”
江幫主緊接著說道：“我的意見與壽昌大體相似。社會政策，是補直罅漏的政策，不成辦法。社會民主主義，借議會為改造工具，但事實上議會的立法總是保護有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否認權力，這種主義，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如羅素所主張極端的自由，放任資本家，亦是水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好！”陳一枝拍案而起，支持江幫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