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會長來電話，讓天浩把寫作《中外集郵文化比較》一書的過程，寫作思想，本書目錄，以及馬會長為本書作的序一起寫成一篇文章，發到《湖北集郵報》編輯部梁耀華處，讓他們在書出版前進行一下宣傳，天浩寫好後從網上發給了梁耀華。文章如下：
標題是：天浩的最新集郵著作《中外集郵文化比較》出版。
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中華全國集郵聯合會在重慶舉辦“中國集郵論壇”，全國集郵聯領導；各省、市郵協專幹；集郵界專家、學者、教授；國內各集郵報刊主編及集郵愛好者參加論壇，本人的一篇論文獲論壇二等獎而有幸參加了這次論壇。
論壇期間，與多位集郵專家談及中外集郵文化曆史、現狀與發展趨勢。許多專家便力促我寫寫這方麵的見解。談談亦可以，要寫成一本書，自感壓力太大，恐難以勝任。
要將各國集郵文化的曆史與現狀、理論與實踐，成果與問題，以及種種正在發展中的集郵文化新思路，新觀點予以全麵、科學、合理的剖析並將其整合起來，進行比較研究，絕非易事。
經與張國華，常增書、朱祖威、馬驎、成冬青、趙正建、梁耀華等領導和專家請教，得到極大鼓勵，寫出了這本《中外集郵文化比較》，全書十六萬八千字，意在拋磚引玉，聽取真知灼見。
按照專題文化的構成因素，以及集郵文化形成已經具備的基本要素，我發表在《集郵博覽》二零零五年五期上《關於集郵文化形成的標誌》的文章，認為集郵文化形成標誌應是一八八一年維也納舉行的首次世界郵展。此後，集郵文化曆經百年不綴的發展，形成了成就輝煌，內涵豐富，風格獨具的理論體係，自立於世界文化之林，並為世界所接受。
集郵文化是一種多元文化，它同任何傳統學術文化一樣，存在著不同流派。集郵文化也同一切傳統學術一樣，沒有也不可能成為完全不變的理論體係。因為：社會在發展，人類在進步，科學在提高。
集郵文化對自然環境，社會曆史，文化傳統，經濟軍事的關注和頌揚無不洋溢著奮發、熱烈的情懷，飄灑著濃鬱的生活氣息。
集郵文化融文化與娛樂於一爐，充分體現了休閑文化的閑情逸致。藝術上，語言樸素自然，清新流麗；形式上，情感熱烈真摯，含蓄細膩；思想上，意境寧靜深邃，耐人尋味。
集郵文化在各國的形成，無不透視出各國民族傳統文化的底蘊。對各國集郵文化觀念、形成背景及發展趨勢進行比較研究是本書的初衷。運用比較研究的方法研究各國集郵文化旨在推動集郵文化的發展。
比較研究是運用對彼此有聯係的事物加以對照比較，確定它們之間相同點和不同點，並分析出產生異同的原因的研究方法。比較研究是認識事物發展規律的重要手段。運用比較研究方法必須把握可比性原則，切忌直接式的簡單類比。這一點在對中國集郵文化和西方集郵文化的比較研究中尤為重要。因為東西方文化差異很大，價值觀不同，對集郵文化的影響也會很大。
對集郵文化形成過程的比較研究不僅有助於我們更準確、更全麵地認識歐洲乃至世界範圍內集郵文化形成與發展的主導趨勢和一般規律，而且對中國集郵文化發展趨勢的把握和發展方向的選擇也有極大的參考價值。
全國集郵聯“四大會”以來，我國集郵文化研究風起雲湧。特別是近幾年來，論證集郵文化與民族文化、集郵文化與主流文化、集郵文化與現代文化的相互關係和相互融合的研究熱潮持續發展、長盛不衰，相關研究論文林林總總，有所建樹的論文層出不窮。二零零五年五月，全國集郵聯在重慶舉行的“中國集郵論壇”研討活動。主要研討課題就是中國集郵文化的發展趨勢。
中國要成為集郵強國，必須加深對集郵文化發展過程的認識，看清集郵文化未來發展的全貌，凝聚、升華集郵者的智慧，整體地、辨證地進行全方位思考，進而探索出中國集郵文化發展的新思路。
集郵文化的藝術殿堂永無竣工之日，每個集郵者都要做一些添磚加瓦的工作，所以，對集郵文化未來的探索也永無止境。
為此，在編製本書目錄的過程中也是頗費周折與思量。最終經與多位專家研討與請教，本書目錄得以編製完成：
寫作本書過程中，深感比較資料的匱乏，因為，國內集郵書刊少見這方麵的文獻資料。在花費了大量時間翻閱手頭集郵書刊之後，又發現介紹國外集郵文化的書籍和文章不但太少，而且有些發生在集郵文化曆史上的關鍵事件或著名事件，在時間、事件性質及發生過程中的細節，各種書刊和有些作者表述不一，給寫作帶來極大困惑。本來一些集郵文化曆史上的引例可以按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的套路介紹和比較，最後迫不得已，隻能籠而統之一帶而過。
本書引用的文獻資料均以我國出版社，國家集郵報刊的資料為準。其它資料文獻也盡可能采擷最新國際、國內集郵動態。
本書寫作過程中：全國集郵聯學術工作部；湖北省集郵協會；鹹寧市集郵協會的領導和專家們給予了熱情的關注和幫助。
中華全國集郵聯合會會士、國際郵展評審員、全國集郵聯副會長常增書先生；中華全國集郵聯合會士、中華全國集郵聯合會常務理事、國際郵展評審員、北京市集郵協會副會長朱祖威先生；中華全國集郵聯合會會士、中華全國集郵聯合會理事、國家郵展評審員、湖北省集郵協會副會長馬驎先生；《集郵博覽》編輯部編輯趙正建先生；湖北省集郵協會理事，《湖北郵電報•；集郵》專刊編輯、記者梁耀華先生；徐州市集郵協會副會長田聖德先生；濟南陸軍學院汪代保先生；鹹寧市老年集郵協會副會長沈立誠先生，鹹寧市政協科教文衛委員會主任王賢林先生，對本書的寫作與出版給予了極大支持。
本書出版過程中：中華全國集郵聯合會會士、中華全國集郵聯合會理事、國家郵展評審員、湖北省集郵協會副會長馬驎先生為本書出版作序；全國集郵聯學術工作部張國華先生、成冬青女士對本書全部書稿進行了審訂；濟南陸軍學院汪代保先生對全部書稿進行了編審。
《中外集郵文化比較》作為一種全新的研究領域，涉及麵廣，綜合性強，難免掛一漏萬。固而，書中錯誤在所難免，有些觀點也還值得商榷。但作為引玉之磚，謹望引起集郵界專家的關注、思考和研究，其中也當包括爭鳴與批評。
本書還參閱了大量集郵研究專家的文章，在此也一並表示感謝。
天浩再次打電話馬驎，就對書進行宣傳一事進行協商。馬會長說：“這本書寫得非常好，我準備跟中國郵政出版社聯係，讓他們出版。”這是好事天浩當然同意，也很欣慰。寫這本書苦了、累了能得到專家們的認可，值得。馬會長還跟天浩說：“已經跟梁耀華說過了，讓他在網上和報上對書進行宣傳。”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五日，《中外集郵文化比較》一書印刷廠正式交貨，印刷廠送到家中。這是天浩的第二本集郵專著，很高興，也有些成就感。不管別人怎麽說，怎麽看，天浩想；我就是我，集郵，寫集郵文章，寫集郵書籍都是一種個人愛好，也是個人集郵知識，集郵心得的集中體現。
書出版後，天浩在辦公室跟馬驎會長打電話：“書已經出版，準備下午到武漢向馬會長匯報。”馬會長說：“可以，我在家等你。”天浩上午乘火車到武漢。
馬會長要求天浩將書稿校對清樣送給他一份，這當然應該，這次出版這本書馬會長做了大量工作，應當感謝，尊馬會長要求，送去三本書，一本二校印刷清樣，一本印刷廠曬版用的書樣，作為集郵文獻收藏，這是最好的收藏品，這樣的集郵文獻資料不好收集。
馬會長及夫人熱情地接待了天浩，給予了天浩很高的評價，對書也進行了高度評價。
標題是：天浩的最新集郵著作《中外集郵文化比較》出版。
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中華全國集郵聯合會在重慶舉辦“中國集郵論壇”，全國集郵聯領導；各省、市郵協專幹；集郵界專家、學者、教授；國內各集郵報刊主編及集郵愛好者參加論壇，本人的一篇論文獲論壇二等獎而有幸參加了這次論壇。
論壇期間，與多位集郵專家談及中外集郵文化曆史、現狀與發展趨勢。許多專家便力促我寫寫這方麵的見解。談談亦可以，要寫成一本書，自感壓力太大，恐難以勝任。
要將各國集郵文化的曆史與現狀、理論與實踐，成果與問題，以及種種正在發展中的集郵文化新思路，新觀點予以全麵、科學、合理的剖析並將其整合起來，進行比較研究，絕非易事。
經與張國華，常增書、朱祖威、馬驎、成冬青、趙正建、梁耀華等領導和專家請教，得到極大鼓勵，寫出了這本《中外集郵文化比較》，全書十六萬八千字，意在拋磚引玉，聽取真知灼見。
按照專題文化的構成因素，以及集郵文化形成已經具備的基本要素，我發表在《集郵博覽》二零零五年五期上《關於集郵文化形成的標誌》的文章，認為集郵文化形成標誌應是一八八一年維也納舉行的首次世界郵展。此後，集郵文化曆經百年不綴的發展，形成了成就輝煌，內涵豐富，風格獨具的理論體係，自立於世界文化之林，並為世界所接受。
集郵文化是一種多元文化，它同任何傳統學術文化一樣，存在著不同流派。集郵文化也同一切傳統學術一樣，沒有也不可能成為完全不變的理論體係。因為：社會在發展，人類在進步，科學在提高。
集郵文化對自然環境，社會曆史，文化傳統，經濟軍事的關注和頌揚無不洋溢著奮發、熱烈的情懷，飄灑著濃鬱的生活氣息。
集郵文化融文化與娛樂於一爐，充分體現了休閑文化的閑情逸致。藝術上，語言樸素自然，清新流麗；形式上，情感熱烈真摯，含蓄細膩；思想上，意境寧靜深邃，耐人尋味。
集郵文化在各國的形成，無不透視出各國民族傳統文化的底蘊。對各國集郵文化觀念、形成背景及發展趨勢進行比較研究是本書的初衷。運用比較研究的方法研究各國集郵文化旨在推動集郵文化的發展。
比較研究是運用對彼此有聯係的事物加以對照比較，確定它們之間相同點和不同點，並分析出產生異同的原因的研究方法。比較研究是認識事物發展規律的重要手段。運用比較研究方法必須把握可比性原則，切忌直接式的簡單類比。這一點在對中國集郵文化和西方集郵文化的比較研究中尤為重要。因為東西方文化差異很大，價值觀不同，對集郵文化的影響也會很大。
對集郵文化形成過程的比較研究不僅有助於我們更準確、更全麵地認識歐洲乃至世界範圍內集郵文化形成與發展的主導趨勢和一般規律，而且對中國集郵文化發展趨勢的把握和發展方向的選擇也有極大的參考價值。
全國集郵聯“四大會”以來，我國集郵文化研究風起雲湧。特別是近幾年來，論證集郵文化與民族文化、集郵文化與主流文化、集郵文化與現代文化的相互關係和相互融合的研究熱潮持續發展、長盛不衰，相關研究論文林林總總，有所建樹的論文層出不窮。二零零五年五月，全國集郵聯在重慶舉行的“中國集郵論壇”研討活動。主要研討課題就是中國集郵文化的發展趨勢。
中國要成為集郵強國，必須加深對集郵文化發展過程的認識，看清集郵文化未來發展的全貌，凝聚、升華集郵者的智慧，整體地、辨證地進行全方位思考，進而探索出中國集郵文化發展的新思路。
集郵文化的藝術殿堂永無竣工之日，每個集郵者都要做一些添磚加瓦的工作，所以，對集郵文化未來的探索也永無止境。
為此，在編製本書目錄的過程中也是頗費周折與思量。最終經與多位專家研討與請教，本書目錄得以編製完成：
寫作本書過程中，深感比較資料的匱乏，因為，國內集郵書刊少見這方麵的文獻資料。在花費了大量時間翻閱手頭集郵書刊之後，又發現介紹國外集郵文化的書籍和文章不但太少，而且有些發生在集郵文化曆史上的關鍵事件或著名事件，在時間、事件性質及發生過程中的細節，各種書刊和有些作者表述不一，給寫作帶來極大困惑。本來一些集郵文化曆史上的引例可以按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的套路介紹和比較，最後迫不得已，隻能籠而統之一帶而過。
本書引用的文獻資料均以我國出版社，國家集郵報刊的資料為準。其它資料文獻也盡可能采擷最新國際、國內集郵動態。
本書寫作過程中：全國集郵聯學術工作部；湖北省集郵協會；鹹寧市集郵協會的領導和專家們給予了熱情的關注和幫助。
中華全國集郵聯合會會士、國際郵展評審員、全國集郵聯副會長常增書先生；中華全國集郵聯合會士、中華全國集郵聯合會常務理事、國際郵展評審員、北京市集郵協會副會長朱祖威先生；中華全國集郵聯合會會士、中華全國集郵聯合會理事、國家郵展評審員、湖北省集郵協會副會長馬驎先生；《集郵博覽》編輯部編輯趙正建先生；湖北省集郵協會理事，《湖北郵電報•；集郵》專刊編輯、記者梁耀華先生；徐州市集郵協會副會長田聖德先生；濟南陸軍學院汪代保先生；鹹寧市老年集郵協會副會長沈立誠先生，鹹寧市政協科教文衛委員會主任王賢林先生，對本書的寫作與出版給予了極大支持。
本書出版過程中：中華全國集郵聯合會會士、中華全國集郵聯合會理事、國家郵展評審員、湖北省集郵協會副會長馬驎先生為本書出版作序；全國集郵聯學術工作部張國華先生、成冬青女士對本書全部書稿進行了審訂；濟南陸軍學院汪代保先生對全部書稿進行了編審。
《中外集郵文化比較》作為一種全新的研究領域，涉及麵廣，綜合性強，難免掛一漏萬。固而，書中錯誤在所難免，有些觀點也還值得商榷。但作為引玉之磚，謹望引起集郵界專家的關注、思考和研究，其中也當包括爭鳴與批評。
本書還參閱了大量集郵研究專家的文章，在此也一並表示感謝。
天浩再次打電話馬驎，就對書進行宣傳一事進行協商。馬會長說：“這本書寫得非常好，我準備跟中國郵政出版社聯係，讓他們出版。”這是好事天浩當然同意，也很欣慰。寫這本書苦了、累了能得到專家們的認可，值得。馬會長還跟天浩說：“已經跟梁耀華說過了，讓他在網上和報上對書進行宣傳。”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五日，《中外集郵文化比較》一書印刷廠正式交貨，印刷廠送到家中。這是天浩的第二本集郵專著，很高興，也有些成就感。不管別人怎麽說，怎麽看，天浩想；我就是我，集郵，寫集郵文章，寫集郵書籍都是一種個人愛好，也是個人集郵知識，集郵心得的集中體現。
書出版後，天浩在辦公室跟馬驎會長打電話：“書已經出版，準備下午到武漢向馬會長匯報。”馬會長說：“可以，我在家等你。”天浩上午乘火車到武漢。
馬會長要求天浩將書稿校對清樣送給他一份，這當然應該，這次出版這本書馬會長做了大量工作，應當感謝，尊馬會長要求，送去三本書，一本二校印刷清樣，一本印刷廠曬版用的書樣，作為集郵文獻收藏，這是最好的收藏品，這樣的集郵文獻資料不好收集。
馬會長及夫人熱情地接待了天浩，給予了天浩很高的評價，對書也進行了高度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