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毛生產很順利。紡織機原本就有現成的技術。那些原本用來紡織麻布的機器，把原料換成羊毛之後，隻需要簡單地調試一番就行，很快就投入了生產。
而羊毛的產銷分配模式，讓李申之對這個時代的經濟模式有了一些理解。
李申之生於一個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時代，幾乎所有的東西都可以用金錢來衡量。
在商品經濟時代，收購羊毛的時候羊毛有價格，工人的勞作可以換取工資，紡織品成品也有其相應的價格。
金錢就像社會財富的潤滑劑，就像社會的血液，將社會財富運輸到各個部位，幫助社會財富在流轉。
而在應天府，羊毛歸官府所有，土地也暫時歸官府所有，一切仿佛都固定下來，很僵化。
給一部分流民分了田地，讓他們從事農業活動。
還有一部分流民，則是分流到了各地的工坊。
分入工坊的流民們，官府對他們的勞動力支付糧食衣服等生活必需品，以此來交換他們的勞作。這樣的招數在曆史上屢見不鮮，叫以工代賑。
不幹活的人隻能喝一碗稀粥，幹活的能喝稠粥。
在社會經濟崩壞的情況下，勞動力變得極度不值錢，而糧食的價格被拔到了無窮高。
高到一個活人隻能換一鬥米。
然而細想之下，這種賣兒鬻女的交換，未嚐不是充滿著人類的良知。
若是真的泯滅了所有的人性，光是把一個人的一身肉刮下來，都不隻一鬥米。
尋常的以工代賑，是組織流民去修路築城，疏通河道，很少有官府組織流民從事生產活動。
應天府組織流民從事作坊生產，還是頭一遭。
製造出來的紡織品全都存入府庫之中，等待統一分配。
這樣的模式，倒是與李申之父輩的記憶更加相仿。
而正是基於這種現代與古代社會製度的忽而相仿又忽而不同的混亂錯覺，讓李申之對於國際上流傳的一種觀點也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華夏自秦以後便不再是封建主義社會。
所謂的封建，其實有兩層含義，一層是指封建的政治製度，一層是指封建的經濟製度。
雖然馬子說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然而經濟基礎並不總是能決定上層建築，兩者之間可以有巨大的差距。
期間的差距倒與“天賦與努力決定上下限”的論調有共通之處。
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有其科學的相關性，但這種相關性並不是一一對應的關係，兩者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富裕餘量。
所謂封建的政治製度，是分封自治，國家把領土分給一定數量的貴族，由這些貴族各自統治自己的領地，在各自的領地中有極大的自治權，最典型的便是周朝，西漢在前中期也施行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封建分封製度，直到推恩令的強製實施後，分封製度才從根本上被瓦解。
其形式與現代社會的聯邦製國家很像。
從秦開始，華夏人便步入了郡縣製中央集權的國家形態。雖然在其後的時代偶爾有反複，比如西漢初期再次步入了分封製與郡縣製混合的狀態，但時代的大趨勢始終是郡縣製。
而到了唐宋元明清時期的分封，與真正意義上的分封有著天壤之別。這時候的分封，受封者隻有領地的收益權，並不足以發展為一個獨立的王國。
這種分封製，未嚐不是當權者的一種偷懶。
本來應該對有功者進行賞賜，而官府懶得賞賜，便直接劃了一塊地，讓有功者自己去收賞賜。
頗有一種黑社會拿欠條頂賬的感覺。
可是為何官宣一直說兩千年的封建社會呢？這其實說的是經濟模式。
所謂封建製的經濟模式，其實就是以私人占有土地，農民依附於土地生產生活的一種經濟模式。
而國家的統治基礎，不論是稅收還是勞役，全都是以土地為統計標準。
如果這樣算來，其實改開以前的經濟模式中，依然有很濃烈的封建模式。
隻不過農民的產出不再有地主來剝削，而是由農民自行支配。
亦或者說，是一種沒有剝削的封建主義。
迴到眼前，就應天府的局勢來說，這樣的運行模式是最好的。
李申之不需要市場去做什麽資源調配和選擇，他自己就知道市場應該怎麽樣，知道哪裏是未來的突破點，哪裏可以最大程度地提升自己這一方的實力。
然而事實證明，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這個世界上最複雜的關係。
雖然從宏觀角度上去看，人的行為會有許多特定的特征，但具體到某一件具體的事項上，則會有巨大的偶然性。
就拿楚丘縣來說，誰能想到一直安安穩穩的黃庭，會是第一個暴雷的人。
產能過剩。
楚丘縣的紡織品生產熱情空前高漲，一時間竟然導致水利資源不夠用了。
須知道，一條河流所蘊含的能量是有限的，並不能無休止地在上麵修水車。
當一條河流的容納能力達到上限之後，人們便需要去開拓新的能源來源。
畜力和人力早已被淘汰，這些在水力麵前宛如雞肋。
唯一能開發的，還有風力。
可是在應天府這種地方，風力太小不說，還時有時無，非常不利於穩定生產。
當這個難題擺到了李申之麵前的時候，李申之會心一笑：是時候祭出蒸汽機了。
蒸汽機的原理很簡單，簡單到幼兒園的小朋友都能理解。
而蒸汽機的原理又很難，難到一個非物理、化學專業的博士都未必能造出一個蒸汽機。
早在瓦特誕生前的一百年，蒸汽機便已經誕生並投入實用。
可是為何瓦特改良的蒸汽機是一個標誌性事件呢？
因為瓦特的蒸汽機是設計出來的。
之前的蒸汽機，是工匠們依據自己的經驗，甚至依靠玄學進行改進，其效果如何全看命。
而瓦特的蒸汽機，是依靠成熟的熱力學定理，先從圖紙上計算出來，再到實踐中逐漸改進。
李申之雖然不知道如何去設計蒸汽機，卻懂得其中的道理，知道從哪個方麵去探索。
是時候該檢驗一下皇家科學院的研究成果了。
而李申之這邊，可以進行先期準備：挖煤。
應天府附近有不少煤礦，有些悠久的使用煤炭曆史。
隻不過這時候的煤炭僅限於生火做飯，最多再用來燒個瓷器窯子。
需求沒有那麽大，所以生產動力也不強。
如果讓曆史沿著舊有的軌跡繼續前進，煤炭的開采量還需要許多年才能實現大規模的增長。
殊不知煤炭的大規模運用，尤其是製造焦炭時的副產物煤焦油，會開啟另一扇科學的大門：化學。
工業化的進程，原本應該是螺旋式上升，從紡織品的商業利潤開始，需求一層一層地推進。
因為資本家的貪婪，想要無限追逐紡織品的利潤，於是要用機器替代人工，用自然能量代替生物能量，用化學能量再代替自然能量，進而推動著煤炭、石油、鋼鐵等基礎行業不斷地前進。
而現在，羊毛的產出讓黃知縣和張相公很高興，但他們依然沒有表現出資本家應有的貪婪。
當產量逐級攀升的時候，他們選擇了踩刹車。
貪婪！
這兩個字宛如夜空中的流星，瞬間劃過李申之的腦海。
李申之發覺，貪婪就是他苦思冥想而不可得的密碼。
萬事俱備的宋人，就是缺了貪婪這個密碼，才沒有最終開啟大航海時代，沒有開啟工業革命。
隻有貪婪，才能推動人們不停地前進。
華夏人心中不是沒有貪婪，而是這種貪婪最後達到了一個穩定的狀態，也就是完成了一個內循環。
當貪婪得到了滿足，便不會有人選擇外拓。
在這一點上，我們與種姓製度加轉世投胎原則完成了等級製度邏輯閉環的三哥並無實質性的差異。
貴族們貪婪，地主們貪婪，文人士大夫們貪婪，他們可以通過剝削農民來滿足自己的需求，可以通過與夷人的貿易來滿足自己的需求。
需求一旦滿足，他們便不再有動力去向外開拓。
而平民百姓想要向外開拓，卻找不到外出的門。因為所有外出的門，全都被這些既得利益者們給關閉了。
李申之要做的，就是釋放流民、平民心中的貪婪，給他們打開一扇門，讓他們去追逐財富，去闖蕩這世界。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這裏的小人並不是貶義。除去能名垂青史的幾位大聖人外，我等普通百姓皆是區區小人罷了。
越是一無所有的人，他們越敢拚搏。
或許在商業上他們沒什麽能力，但要說到出一次海就能賺十畝地，無數人會趨之若鶩。
不過在此之前，李申之需要先解決開設煤礦的問題。
李申之與張浚說了開煤礦的打算之後，張浚沒有急著表態。
思索了一番後，張浚說道：“這石炭確實耐用，但是開采起來難度也不小。若是咱們自己組織人手，恐怕一時之間也調配不到足夠的人手。”
采煤是一項勞動和資本雙重密集型的行業，即便是現代化的生產，一座煤礦也會有動輒幾百上千號人。
在張浚的眼中，種地是正經事，築城是正經事，疏通河道是正經事，甚至紡織羊毛能勉強算是正經事。
但是采煤，就不是什麽正經事了。
所以張浚不太願意組織人手去采煤。
這個心態李申之不懂。
他以一個現代人的眼光去看煤炭，隻把煤炭當成一種戰略性資源，始終持有一種越多越好的心態。
他不懂張浚的心態，趙不凡卻懂。
趙不凡不僅懂張浚的心態，更懂得李申之的心態。
他從李申之熱切的眼神之中就能看出來，李申之對石炭的渴求有多麽地熱切。雖然他不知道石炭有什麽大用，但就是知道這玩意一定有大用。
趙不凡說道：“張相公若是覺得為難，下官可以給臨安捎一封書，有的是達官貴人願意來開采石炭。”
張浚又沉思了片刻，覺得此法倒也不是不可行，便轉頭問李申之道：“申之，你覺得如何？”
李申之說道：“下官隻知道石炭重要，但是對於如何開采卻不甚精通，張相公作主便是。”
李申之口中的不懂采煤，並不是不懂煤礦的建設。
滿腹小知識的他，同樣積累了許多與煤礦有關的小知識。
他所謂的不懂，是指不懂得官府應該如何與這些貴族們合作，尤其是在這種采掘業生產上的合作模式。
張浚想了想，發現引入“外資”既可以滿足李申之的需求，又可以不用抽調應天府現有的勞動力，還能示好臨安府的那幫外鬥外行內鬥內行的雞賊們，省得臨安府的那幫蛀蟲們老是給他拖後腿，簡直一舉三得。
趙不凡和趙瑗本就是應天府的二把手和三把手，他們兩人與張浚達成一致之後，此事便算是定了下來。
聯合臨安權貴開采煤礦是趙不凡提出的建議，自然由他來組織實施。
趙不凡當仁不讓，當場開始寫書信傳往臨安府，一口氣寫了十幾封，依然筆耕不輟。
趙瑗同樣沒閑著，他與臨安府的皇家科學院進行了幾度溝通之後，對皇家科學院那幫小子的心態多少有了些了解。
原來有李申之在臨安的時候，皇家科學院的理論發展日新月異，一天能出好幾個激動人心的成果。
可是李申之走了之後，他們的科研活動卻屢屢碰壁。
他們給趙瑗寫過幾次書信，想要讓趙瑗代他們征詢李申之，怎奈李申之實在是太忙，趙瑗不太好意思去打擾他。
就算偶爾提起科研的事情，趙瑗也是以自己的名義請教李申之，沒有說出皇家科學院的難題。
而李申之並不了解皇家科學院的狀況，是以每次隻對趙瑗透露隻言片語，對他提出的問題，啟發更多於解釋。
於是乎，在瓶頸階段卡了太久的皇室子弟們，一個個地都迫不及待地想要來應天府找李申之麵授。
這就像打遊戲，一開始一天能升好幾級，爽得不要不要的。玩到後來，好幾個月都升不了一級，自然心癢難耐。
然而他們的衝動被自家的長輩們給勸住了。
無他，應天府不安全耳。
當趙瑗把皇家科學院的情況告訴李申之的時候，李申之並沒有如他想象中的抱怨什麽，而是說了一句看上去平平無奇，卻很有力量的話。
“和平，是打出來的。”
想要打消應天府權貴們的顧慮，隻有打出一個和平來才行。
說完之後，李申之自信地一笑，他也迴家寫信去了。
他的信是寫給應天府的幾位知縣，他的幾位同窗好友。
感謝完顏宗弼，感謝邵隆，讓李申之得以苟在應天府發育了這麽久。
而宋金之間的一場大戰，即將上演。
李申之接到了來自臨安的傳書，是趙士褭給他寫的信。
趙士褭對李申之比自家親兒子都親，趙不凡都沒收到他爹的信。
趙士褭在信中說，金人又派使者到臨安府，讓趙構出麵解決秦州的事情。
秦州的情況還沒有傳過來，邵隆與金人是否打仗了，打的結果如何，宋人並不知情。
所以，當趙構再次見到金人使者的時候，一如既往地慫了。
好在趙構能出的昏招，早已被他的下屬們預判到，並做出了相應的布局，以避免這個混賬皇帝擾亂趙宋江山。
邵隆名義上被孤立，使得他可以不聽趙構的號令。
於是乎，當趙構勒令邵隆即刻獻城的命令發出去之後，邵隆必然不會理睬。
當威脅趙構也解決不掉秦州局勢的時候，金人就該拿應天府出氣了。
而羊毛的產銷分配模式，讓李申之對這個時代的經濟模式有了一些理解。
李申之生於一個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時代，幾乎所有的東西都可以用金錢來衡量。
在商品經濟時代，收購羊毛的時候羊毛有價格，工人的勞作可以換取工資，紡織品成品也有其相應的價格。
金錢就像社會財富的潤滑劑，就像社會的血液，將社會財富運輸到各個部位，幫助社會財富在流轉。
而在應天府，羊毛歸官府所有，土地也暫時歸官府所有，一切仿佛都固定下來，很僵化。
給一部分流民分了田地，讓他們從事農業活動。
還有一部分流民，則是分流到了各地的工坊。
分入工坊的流民們，官府對他們的勞動力支付糧食衣服等生活必需品，以此來交換他們的勞作。這樣的招數在曆史上屢見不鮮，叫以工代賑。
不幹活的人隻能喝一碗稀粥，幹活的能喝稠粥。
在社會經濟崩壞的情況下，勞動力變得極度不值錢，而糧食的價格被拔到了無窮高。
高到一個活人隻能換一鬥米。
然而細想之下，這種賣兒鬻女的交換，未嚐不是充滿著人類的良知。
若是真的泯滅了所有的人性，光是把一個人的一身肉刮下來，都不隻一鬥米。
尋常的以工代賑，是組織流民去修路築城，疏通河道，很少有官府組織流民從事生產活動。
應天府組織流民從事作坊生產，還是頭一遭。
製造出來的紡織品全都存入府庫之中，等待統一分配。
這樣的模式，倒是與李申之父輩的記憶更加相仿。
而正是基於這種現代與古代社會製度的忽而相仿又忽而不同的混亂錯覺，讓李申之對於國際上流傳的一種觀點也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華夏自秦以後便不再是封建主義社會。
所謂的封建，其實有兩層含義，一層是指封建的政治製度，一層是指封建的經濟製度。
雖然馬子說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然而經濟基礎並不總是能決定上層建築，兩者之間可以有巨大的差距。
期間的差距倒與“天賦與努力決定上下限”的論調有共通之處。
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有其科學的相關性，但這種相關性並不是一一對應的關係，兩者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富裕餘量。
所謂封建的政治製度，是分封自治，國家把領土分給一定數量的貴族，由這些貴族各自統治自己的領地，在各自的領地中有極大的自治權，最典型的便是周朝，西漢在前中期也施行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封建分封製度，直到推恩令的強製實施後，分封製度才從根本上被瓦解。
其形式與現代社會的聯邦製國家很像。
從秦開始，華夏人便步入了郡縣製中央集權的國家形態。雖然在其後的時代偶爾有反複，比如西漢初期再次步入了分封製與郡縣製混合的狀態，但時代的大趨勢始終是郡縣製。
而到了唐宋元明清時期的分封，與真正意義上的分封有著天壤之別。這時候的分封，受封者隻有領地的收益權，並不足以發展為一個獨立的王國。
這種分封製，未嚐不是當權者的一種偷懶。
本來應該對有功者進行賞賜，而官府懶得賞賜，便直接劃了一塊地，讓有功者自己去收賞賜。
頗有一種黑社會拿欠條頂賬的感覺。
可是為何官宣一直說兩千年的封建社會呢？這其實說的是經濟模式。
所謂封建製的經濟模式，其實就是以私人占有土地，農民依附於土地生產生活的一種經濟模式。
而國家的統治基礎，不論是稅收還是勞役，全都是以土地為統計標準。
如果這樣算來，其實改開以前的經濟模式中，依然有很濃烈的封建模式。
隻不過農民的產出不再有地主來剝削，而是由農民自行支配。
亦或者說，是一種沒有剝削的封建主義。
迴到眼前，就應天府的局勢來說，這樣的運行模式是最好的。
李申之不需要市場去做什麽資源調配和選擇，他自己就知道市場應該怎麽樣，知道哪裏是未來的突破點，哪裏可以最大程度地提升自己這一方的實力。
然而事實證明，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這個世界上最複雜的關係。
雖然從宏觀角度上去看，人的行為會有許多特定的特征，但具體到某一件具體的事項上，則會有巨大的偶然性。
就拿楚丘縣來說，誰能想到一直安安穩穩的黃庭，會是第一個暴雷的人。
產能過剩。
楚丘縣的紡織品生產熱情空前高漲，一時間竟然導致水利資源不夠用了。
須知道，一條河流所蘊含的能量是有限的，並不能無休止地在上麵修水車。
當一條河流的容納能力達到上限之後，人們便需要去開拓新的能源來源。
畜力和人力早已被淘汰，這些在水力麵前宛如雞肋。
唯一能開發的，還有風力。
可是在應天府這種地方，風力太小不說，還時有時無，非常不利於穩定生產。
當這個難題擺到了李申之麵前的時候，李申之會心一笑：是時候祭出蒸汽機了。
蒸汽機的原理很簡單，簡單到幼兒園的小朋友都能理解。
而蒸汽機的原理又很難，難到一個非物理、化學專業的博士都未必能造出一個蒸汽機。
早在瓦特誕生前的一百年，蒸汽機便已經誕生並投入實用。
可是為何瓦特改良的蒸汽機是一個標誌性事件呢？
因為瓦特的蒸汽機是設計出來的。
之前的蒸汽機，是工匠們依據自己的經驗，甚至依靠玄學進行改進，其效果如何全看命。
而瓦特的蒸汽機，是依靠成熟的熱力學定理，先從圖紙上計算出來，再到實踐中逐漸改進。
李申之雖然不知道如何去設計蒸汽機，卻懂得其中的道理，知道從哪個方麵去探索。
是時候該檢驗一下皇家科學院的研究成果了。
而李申之這邊，可以進行先期準備：挖煤。
應天府附近有不少煤礦，有些悠久的使用煤炭曆史。
隻不過這時候的煤炭僅限於生火做飯，最多再用來燒個瓷器窯子。
需求沒有那麽大，所以生產動力也不強。
如果讓曆史沿著舊有的軌跡繼續前進，煤炭的開采量還需要許多年才能實現大規模的增長。
殊不知煤炭的大規模運用，尤其是製造焦炭時的副產物煤焦油，會開啟另一扇科學的大門：化學。
工業化的進程，原本應該是螺旋式上升，從紡織品的商業利潤開始，需求一層一層地推進。
因為資本家的貪婪，想要無限追逐紡織品的利潤，於是要用機器替代人工，用自然能量代替生物能量，用化學能量再代替自然能量，進而推動著煤炭、石油、鋼鐵等基礎行業不斷地前進。
而現在，羊毛的產出讓黃知縣和張相公很高興，但他們依然沒有表現出資本家應有的貪婪。
當產量逐級攀升的時候，他們選擇了踩刹車。
貪婪！
這兩個字宛如夜空中的流星，瞬間劃過李申之的腦海。
李申之發覺，貪婪就是他苦思冥想而不可得的密碼。
萬事俱備的宋人，就是缺了貪婪這個密碼，才沒有最終開啟大航海時代，沒有開啟工業革命。
隻有貪婪，才能推動人們不停地前進。
華夏人心中不是沒有貪婪，而是這種貪婪最後達到了一個穩定的狀態，也就是完成了一個內循環。
當貪婪得到了滿足，便不會有人選擇外拓。
在這一點上，我們與種姓製度加轉世投胎原則完成了等級製度邏輯閉環的三哥並無實質性的差異。
貴族們貪婪，地主們貪婪，文人士大夫們貪婪，他們可以通過剝削農民來滿足自己的需求，可以通過與夷人的貿易來滿足自己的需求。
需求一旦滿足，他們便不再有動力去向外開拓。
而平民百姓想要向外開拓，卻找不到外出的門。因為所有外出的門，全都被這些既得利益者們給關閉了。
李申之要做的，就是釋放流民、平民心中的貪婪，給他們打開一扇門，讓他們去追逐財富，去闖蕩這世界。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這裏的小人並不是貶義。除去能名垂青史的幾位大聖人外，我等普通百姓皆是區區小人罷了。
越是一無所有的人，他們越敢拚搏。
或許在商業上他們沒什麽能力，但要說到出一次海就能賺十畝地，無數人會趨之若鶩。
不過在此之前，李申之需要先解決開設煤礦的問題。
李申之與張浚說了開煤礦的打算之後，張浚沒有急著表態。
思索了一番後，張浚說道：“這石炭確實耐用，但是開采起來難度也不小。若是咱們自己組織人手，恐怕一時之間也調配不到足夠的人手。”
采煤是一項勞動和資本雙重密集型的行業，即便是現代化的生產，一座煤礦也會有動輒幾百上千號人。
在張浚的眼中，種地是正經事，築城是正經事，疏通河道是正經事，甚至紡織羊毛能勉強算是正經事。
但是采煤，就不是什麽正經事了。
所以張浚不太願意組織人手去采煤。
這個心態李申之不懂。
他以一個現代人的眼光去看煤炭，隻把煤炭當成一種戰略性資源，始終持有一種越多越好的心態。
他不懂張浚的心態，趙不凡卻懂。
趙不凡不僅懂張浚的心態，更懂得李申之的心態。
他從李申之熱切的眼神之中就能看出來，李申之對石炭的渴求有多麽地熱切。雖然他不知道石炭有什麽大用，但就是知道這玩意一定有大用。
趙不凡說道：“張相公若是覺得為難，下官可以給臨安捎一封書，有的是達官貴人願意來開采石炭。”
張浚又沉思了片刻，覺得此法倒也不是不可行，便轉頭問李申之道：“申之，你覺得如何？”
李申之說道：“下官隻知道石炭重要，但是對於如何開采卻不甚精通，張相公作主便是。”
李申之口中的不懂采煤，並不是不懂煤礦的建設。
滿腹小知識的他，同樣積累了許多與煤礦有關的小知識。
他所謂的不懂，是指不懂得官府應該如何與這些貴族們合作，尤其是在這種采掘業生產上的合作模式。
張浚想了想，發現引入“外資”既可以滿足李申之的需求，又可以不用抽調應天府現有的勞動力，還能示好臨安府的那幫外鬥外行內鬥內行的雞賊們，省得臨安府的那幫蛀蟲們老是給他拖後腿，簡直一舉三得。
趙不凡和趙瑗本就是應天府的二把手和三把手，他們兩人與張浚達成一致之後，此事便算是定了下來。
聯合臨安權貴開采煤礦是趙不凡提出的建議，自然由他來組織實施。
趙不凡當仁不讓，當場開始寫書信傳往臨安府，一口氣寫了十幾封，依然筆耕不輟。
趙瑗同樣沒閑著，他與臨安府的皇家科學院進行了幾度溝通之後，對皇家科學院那幫小子的心態多少有了些了解。
原來有李申之在臨安的時候，皇家科學院的理論發展日新月異，一天能出好幾個激動人心的成果。
可是李申之走了之後，他們的科研活動卻屢屢碰壁。
他們給趙瑗寫過幾次書信，想要讓趙瑗代他們征詢李申之，怎奈李申之實在是太忙，趙瑗不太好意思去打擾他。
就算偶爾提起科研的事情，趙瑗也是以自己的名義請教李申之，沒有說出皇家科學院的難題。
而李申之並不了解皇家科學院的狀況，是以每次隻對趙瑗透露隻言片語，對他提出的問題，啟發更多於解釋。
於是乎，在瓶頸階段卡了太久的皇室子弟們，一個個地都迫不及待地想要來應天府找李申之麵授。
這就像打遊戲，一開始一天能升好幾級，爽得不要不要的。玩到後來，好幾個月都升不了一級，自然心癢難耐。
然而他們的衝動被自家的長輩們給勸住了。
無他，應天府不安全耳。
當趙瑗把皇家科學院的情況告訴李申之的時候，李申之並沒有如他想象中的抱怨什麽，而是說了一句看上去平平無奇，卻很有力量的話。
“和平，是打出來的。”
想要打消應天府權貴們的顧慮，隻有打出一個和平來才行。
說完之後，李申之自信地一笑，他也迴家寫信去了。
他的信是寫給應天府的幾位知縣，他的幾位同窗好友。
感謝完顏宗弼，感謝邵隆，讓李申之得以苟在應天府發育了這麽久。
而宋金之間的一場大戰，即將上演。
李申之接到了來自臨安的傳書，是趙士褭給他寫的信。
趙士褭對李申之比自家親兒子都親，趙不凡都沒收到他爹的信。
趙士褭在信中說，金人又派使者到臨安府，讓趙構出麵解決秦州的事情。
秦州的情況還沒有傳過來，邵隆與金人是否打仗了，打的結果如何，宋人並不知情。
所以，當趙構再次見到金人使者的時候，一如既往地慫了。
好在趙構能出的昏招，早已被他的下屬們預判到，並做出了相應的布局，以避免這個混賬皇帝擾亂趙宋江山。
邵隆名義上被孤立，使得他可以不聽趙構的號令。
於是乎，當趙構勒令邵隆即刻獻城的命令發出去之後，邵隆必然不會理睬。
當威脅趙構也解決不掉秦州局勢的時候，金人就該拿應天府出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