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情激蕩的來在汴梁城前，李小魚他們每個人的都心情都很激動，充滿了期待。
因為這就是汴梁城了啊，是整個古代最繁榮的城市之一，遠超之前什麽盛唐的長安城洛陽城。
不說別的，光是人口就是碾壓式的超越，因為唐代的長安城充其量隻有五十來萬人口，而汴梁城卻有足足一百五十萬人口，這是不可想象的。
要知道在古代這樣一個小農經濟時代，想要供養一個人口如此龐大的城市，真的困難之際，不是什麽簡單的事情。
也由此可以說明，汴梁城的繁榮程度，以及此時的宋朝到底昌盛。
雖然軍隊的戰力弱了一點，但是，不可否認它經濟上麵的成功，至少在古代的封建王朝中，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遠遠的，甚至都還沒到城前，李小魚他們就是看到，一座巨大的城池是橫亙在前方，這是一座雄偉的巨城，外城方園足有四十餘裏，高達十多丈，連護城河都寬達三十多米，令人震撼，有著一種大氣磅礴的感覺。
而護城河的兩岸遍種楊柳，“粉牆朱戶”，不過卻禁止行人往來行走。
城牆除四正門留有寬闊的禦道外，東城西城北城還設有各種城門水門，皆有重兵把守。
因為汴梁城內運河發達，幾乎可以說是一座水城，用東方威尼斯來形容也絕不為過。
畢竟想要供養這樣繁華巨大的一座城市居民的日常開支，陸運是不可能的，全靠漕運，將整個天下的物質都通過發達的水係調運過來，才能維持汴梁城的正常運轉。
不過說了這麽多汴梁城的好處，它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相反，還有十分大的弊端，甚至這個弊端，就是導致了北宋亡國的原因之一。
那就是汴梁城雖然水係發達，將全國各地都通過漕運連接起來，但是，它卻是處在平原地帶，根本無險可守，因此，在當初立汴梁城為都城時，還經受過很大一番波折。
在最開始的公元960年，太祖皇帝趙匡胤奪取後周政權，建立大宋王朝後，汴梁其實並不是建都的首選。
因為太祖皇帝就是考慮到汴梁城“形勢渙散，防維為難”，於是曾擬先遷都洛陽，後遷都長安。
可這一句話，卻遭到了群臣的激烈反對，特別是晉王趙光義，都是力阻遷都，導致遷都計劃擱淺，不然，說不得後世的北宋又是另一番景象。
要知道這自古以來，作為王朝的統治者在選擇都城方麵，都是根據軍事、經濟、地理位置這三個方麵的條件來權衡考慮的。
首先，在軍事上要求都城所在地既能製內，又利於禦外。
其二，經濟上也要求都城附近的地區經濟發達，能基本解決都城的物質需要，隻需少量需要別處供給。
其三是地理位置上要求都城位於王朝管轄範圍的中心地區，或有通暢的水陸交通線路通向四麵八方。
汴梁建都的主要優勢是居“天下之要會”，汴水河渠連接江淮等地，經濟富庶，供給方便。
可缺點便是軍事上無險可守，難以禦外，必須常駐數十萬大軍以代替山河之險。
太祖皇帝趙匡胤就考慮得比較全麵，比群臣和趙光義更有眼光，他認為如果繼續以汴梁城為都城的話，“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結果不幸被他給言中。
宋太祖曾擬遷都欲西遷據形勝之地
要知道汴梁位於黃河中遊的南岸，地處中原和華北大平原的西部邊緣。
它北據燕趙，南通江淮，西峙嵩嶽，東接青齊，河流在這裏作放射狀向南北分流，可開鑿運河，連接南北河流。
就地理環境而言，不算優渥，因為它雖有運河之便，卻沒有龍盤虎踞的地勢，比如金陵，比如長安。
金陵有安慶，隻要守住了安慶，金陵便萬無一失，曾國藩的弟弟叫曾國荃剿滅太平天國時，隻是攻破了安慶，便站在城牆上大唿，賊破矣。
意思就是安慶攻破了，金陵幾乎無險可守，必可順勢取下，後麵的結局也果不其然。
長安就更不用說了，有潼關天險，不攻破潼關，想取長安無異於做夢。
可汴梁卻偏偏就是這樣一個一馬平川、無險可守的地方，而它之所以被統治者看中，就在於它處在四通八達的“天下之衝”，交通方便，經濟富庶，有利於“居中禦遠”。
這一點的確大有利弊，早在戰國後期，縱橫家張儀就曾對建都在此是魏哀王說：“魏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輳，無有名山大川之限。”
後來太祖皇帝趙匡胤登上帝位時，沿用後周舊製，以大梁為東京開封府，洛陽為西京河南府。
太祖皇帝不僅是一位雄才大略的軍事家，也是一位高瞻遠矚的政治家。
在基本平定南方諸國及地方割據勢力後，他考慮到汴梁“形勢渙散，防維為難”，曾擬先遷都洛陽，後遷都長安，他擔憂說。
“吾欲西遷，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
當然，不僅是因為地利，而且趙匡胤於是洛陽夾馬營出生，所以對洛陽也很有特殊感情，故此想在洛陽建都。
甚至到了開寶九年（公元976年），他就下詔西幸洛陽祭祀天地，並打算從此留在洛陽。
可起居郎李符卻第一個站出來反對，他上書“陳八難”，書中稱：“京邑凋敝，一也；宮闕不備，二也；郊廟未修，三也；百司不具，四也；畿內民困，五也；軍食不充，六也；壁壘未設，七也；千乘萬騎盛暑扈行，八也。”
可太祖皇帝卻根本不管什麽西行難不難，於同年三月丙子日從汴梁出發，在眾大臣和衛兵簇擁下，浩浩蕩蕩前往洛陽。
四月，一行人便是到達了洛陽，在南郊舉行合祭天地大典，而且神奇的是，在此之前洛陽地區連續一個月大雨不止，趙匡胤到達後，雨就停了下來，舉行合祭大典時晴空萬裏。
大典結束後，更有當地的父老說。
“我輩少經亂離，不圖今日複見太平天子！”
還有人激動得淚流滿麵，於是趙匡胤見天公作美，百姓歸心，又見洛陽經過重建後宮室壯麗，心情非常愉快，當日下詔大赦，並當麵獎勵建設洛陽有功的河南府右武衛上將軍焦繼勳。
兩天後，趙匡胤大宴群臣，隨意賞賜，君臣共歡。在言談中，趙匡胤屢稱洛陽為形勝之地，居天下之中，流露出欲留居洛陽之意，群臣見皇上興致正濃，不敢掃他的興，當時沒有誰開口進諫。
趙匡胤見大家都不反對，以為遷都之事可如願進行，卻不知群臣雖表麵不反對，但大多數人仍不樂意遷都。
因為遷都是牽涉到國家命運的大事，群臣有意見不可能不提，況且他們知道趙匡胤是非常尊重臣下意見的明君，所以便利用各種機會向趙匡胤進諫。
比如，一天，趙匡胤的老部下李懷忠見皇上略有閑暇，便上前進言，他說。
“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都下兵數十萬人，鹹仰給焉。陛下居此，將安取之？且府庫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動搖。一旦遽欲遷徙，臣實未見其利。”
就當時形勢而言，李懷忠這一番話的理由是很充足的，自後梁建都汴梁以來，幾代統治者便不斷開挖運河，以通漕運。
尤其是後周世宗柴榮，屢次下詔開挖運河。顯德四年（公元957年）四月，世宗下詔疏導汴水北入開封五丈河，使齊魯舟楫都能到達開封；顯德五年（公元958年）三月，下詔開挖汴水口，引導河水達於淮水，使江、淮舟楫暢通無阻。
顯德六年（公元959年）二月，柴榮命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在開封東麵疏導汴水入於蔡水，“以通陳穎之漕”，又命步軍都指揮使袁彥“浚五丈渠東過曹、濟、梁山泊，以通青、鄆之漕”。
趙匡胤建立宋王朝後，從建隆二年就著手在開封周圍進行大規模水利建設，他首先下令開挖蔡河，使河流直達許鎮，以通淮右之漕。
第二年，又調集數萬民工，從新鄭引閔水與蔡河匯合，使蔡河經陳、穎直達壽春。
同年，又在開封城北進一步開挖五丈河和金水河，增加流量。
經不斷疏浚和開鑿後，基本形成以開封為中心的運河係統。
江南之粟由江入淮，經汴水入京；陝西之粟由三門峽附近轉黃河，入汴水達京；陝西之粟由三門峽附近轉黃河，入汴水達京；陝蔡之粟由惠民河轉蔡河，入汴水達京；京東之粟由齊魯地區入五丈河達京。
使汴梁便於取得全國各地的糧食和物資，解決汴梁數十萬禁軍和百萬居民的糧食和物資供給問題。
這在當時是建都長安或洛陽都無法辦到的，所以趙匡胤認為李懷忠的意見確實有道理，但即便如此，仍改變不了趙匡胤遷都的決心。
最後，最出名的反對建議來了，就是晉王趙光義的安邦“在德不在險”。
因為群臣的意見趙匡胤可以不聽，可晉王趙光義的意見趙匡胤卻不得不聽，畢竟是他的親弟弟，而且趙光義當時權勢極大，幾乎不弱於趙匡胤，有二天子之稱。
當趙匡胤把遷都洛陽和長安利在有險可守的想法告訴趙光義時，趙光義就說：“在德不在險。”趙匡胤一時語塞，無言以對。
可趙光義離開之後，趙匡胤便對左右歎息說。
“晉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需要說明的是，趙光義反駁趙匡胤的話不是空口白話，而引用了吳起的故事。
據《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記載。
“吳起事魏武候。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龍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
翻譯一下就是，在船上，吳起與魏武侯討論地理因素和政治因素對國家安全哪一方麵更重要的問題，吳起認為，決定國家興衰的根本因素是政治因素，而非地理因素，上古時代三苗氏德義不修、夏桀修政不仁、殷紂修政不德，雖有險固的河山，也不能挽救其覆亡的命運，所以說安邦治國“在德不在險”。
於是看著晉王趙光義和群臣都持反對意見，趙匡胤這才隻好放棄了遷都的計劃，但卻為後來的北宋滅亡埋下了伏筆。
因為北宋不遷都確如趙匡胤所言隱伏著極大的危機，北宋在趙匡胤逝世後逐步走向衰弱最後被金所滅都與汴梁的地理位置有極其密切的關係。
要知道汴梁自古為四戰之地，周圍又沒有山嶺險阻，建都於此，遇強兵入侵時如何防守就成為嚴重的問題。
張儀說：“魏之地勢，固戰場也。”
汴梁的地理環境四通八達，水陸交通方便，在宋代作為經濟中心一點問題都沒有，但作為政治軍事中心條件尚不完全具備。
另外，汴梁太靠近黃河，在軍事上也是個致命的弊端。
戰國時秦國曾四次攻打魏國的都城大梁，公元前225年，秦軍決黃河水灌大梁，結果城壞魏亡。
相對而言，洛陽的地理位置比開封險要得多。洛陽不僅位居“天下之中”，而且四周群山環繞，背負邙山，麵臨洛水。東有成皋，西有崤函，北通幽燕，南對伊闕。“山河拱戴，形勢甲於天下。”秦以後宋以前有東漢、曹魏、西晉等王朝建都於此，號稱“九朝古都”。正因為如此，宋太祖才有了遷都洛陽的念頭，其出發點乃是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他認為建都於洛陽，既有利於防守，還可以省去大量冗兵，減輕國家的負擔。後來範仲淹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他說：“洛陽險固，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既有事必居洛陽。”可惜他的意見沒有引起最高統治者的重視。
就德治和設險守國而言，德治固然應當放在首位，但設險守國絕不能忽視。正如清代學者顧祖禹所說的：“雖恃德不恃險，而設險重閉之義，亦未可略而不講也……汴四戰之地，受敵最深，梁末帝之禍甚於王假，靖康之辱幾於石晉，況滔天之浸（指黃河）近在咫尺之間，言建都者，其亦有鑒於往事哉！”
北宋名將韓琦曾建議加固京師外城，以此加強京師的防守，他說：“北戎勢重，京師坦而無備，若一朝稱兵深入，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彼戰勝，則疾趨澶淵。若京城堅固，戒河朔之兵勿與戰。彼不得戰，欲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阻而自退。退而邀之，擊之，皆可也。”諫官餘靖表示反對，他說：“王者守在四夷，今無故而修京城，是舍天下而為嬰城自守之計。”皇帝同意餘靖的意見，韓琦加固京城的建議被否決。
養兵太多負擔沉重依賴運河民力耗盡
既然開封無險可守，保障首都安全唯一的方法就是用兵力補足。北宋開封一帶經常駐軍數十萬，城裏城外連營設衛，以代替山河之險。大量冗兵雲集京師，大大增加了開封對運河的依賴性。時間一久，就造成政府財政開支負擔沉重，百姓困於徭役。
前麵說過，宋太祖登基後多次下詔開挖運河，為此不得不征用大量民力。趙匡胤了解民間疾苦，愛護百姓，不會輕易動用民力。建隆二年，他命令給事中劉載帶領民眾挖五丈渠。他對侍臣說：“煩民奉己之事，朕必不為。開導溝洫，以濟京邑，蓋不獲已耳。”他知道京師依賴運河供給並非長久之計，所以才有遷都的打算。由於遷都計劃受阻，運河的開挖和維護便成為北宋自始至終的國家大事。正如張方平所說的：“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漕運以河渠為主。”河道不夠要繼續開挖，河道淤塞要不斷清淤，無休無止的開挖清淤動用無數民力，使百姓疲於奔命。
開封是運河的供給中心，政府的糧食和物資的主要來源地是長江下遊。宋初，長江下遊人口稠密，經濟發達。自成為京師的糧食和物資主要來源地後，其發展受到嚴重影響。
天下大部分財富集中在開封，其他地方卻越來越窮困，這正是趙匡胤所擔心的。他預言：“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結果不幸而言中，過了不到百年，民力幾乎耗盡，富庶的長江下遊地區經濟發展停滯，北宋政府經常入不敷出，龐大的軍費開支（占政府總支出的60%~70%左右）使政府和人民都喘不過氣來，財政上的“積貧”和軍事上的“積弱”成為不可挽迴的趨勢。
到了1126年，金國見北宋已弱不禁風，興兵大舉南下，包圍汴梁。
1127年，金兵占領開封，北宋滅亡。被金兵洗劫一空的開封從此風光不再，汴河航道逐漸湮塞，南北交通要道的重要地位也慢慢喪失，汴梁在曆史上最繁榮的時期宣告結束。
因為這就是汴梁城了啊，是整個古代最繁榮的城市之一，遠超之前什麽盛唐的長安城洛陽城。
不說別的，光是人口就是碾壓式的超越，因為唐代的長安城充其量隻有五十來萬人口，而汴梁城卻有足足一百五十萬人口，這是不可想象的。
要知道在古代這樣一個小農經濟時代，想要供養一個人口如此龐大的城市，真的困難之際，不是什麽簡單的事情。
也由此可以說明，汴梁城的繁榮程度，以及此時的宋朝到底昌盛。
雖然軍隊的戰力弱了一點，但是，不可否認它經濟上麵的成功，至少在古代的封建王朝中，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遠遠的，甚至都還沒到城前，李小魚他們就是看到，一座巨大的城池是橫亙在前方，這是一座雄偉的巨城，外城方園足有四十餘裏，高達十多丈，連護城河都寬達三十多米，令人震撼，有著一種大氣磅礴的感覺。
而護城河的兩岸遍種楊柳，“粉牆朱戶”，不過卻禁止行人往來行走。
城牆除四正門留有寬闊的禦道外，東城西城北城還設有各種城門水門，皆有重兵把守。
因為汴梁城內運河發達，幾乎可以說是一座水城，用東方威尼斯來形容也絕不為過。
畢竟想要供養這樣繁華巨大的一座城市居民的日常開支，陸運是不可能的，全靠漕運，將整個天下的物質都通過發達的水係調運過來，才能維持汴梁城的正常運轉。
不過說了這麽多汴梁城的好處，它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相反，還有十分大的弊端，甚至這個弊端，就是導致了北宋亡國的原因之一。
那就是汴梁城雖然水係發達，將全國各地都通過漕運連接起來，但是，它卻是處在平原地帶，根本無險可守，因此，在當初立汴梁城為都城時，還經受過很大一番波折。
在最開始的公元960年，太祖皇帝趙匡胤奪取後周政權，建立大宋王朝後，汴梁其實並不是建都的首選。
因為太祖皇帝就是考慮到汴梁城“形勢渙散，防維為難”，於是曾擬先遷都洛陽，後遷都長安。
可這一句話，卻遭到了群臣的激烈反對，特別是晉王趙光義，都是力阻遷都，導致遷都計劃擱淺，不然，說不得後世的北宋又是另一番景象。
要知道這自古以來，作為王朝的統治者在選擇都城方麵，都是根據軍事、經濟、地理位置這三個方麵的條件來權衡考慮的。
首先，在軍事上要求都城所在地既能製內，又利於禦外。
其二，經濟上也要求都城附近的地區經濟發達，能基本解決都城的物質需要，隻需少量需要別處供給。
其三是地理位置上要求都城位於王朝管轄範圍的中心地區，或有通暢的水陸交通線路通向四麵八方。
汴梁建都的主要優勢是居“天下之要會”，汴水河渠連接江淮等地，經濟富庶，供給方便。
可缺點便是軍事上無險可守，難以禦外，必須常駐數十萬大軍以代替山河之險。
太祖皇帝趙匡胤就考慮得比較全麵，比群臣和趙光義更有眼光，他認為如果繼續以汴梁城為都城的話，“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結果不幸被他給言中。
宋太祖曾擬遷都欲西遷據形勝之地
要知道汴梁位於黃河中遊的南岸，地處中原和華北大平原的西部邊緣。
它北據燕趙，南通江淮，西峙嵩嶽，東接青齊，河流在這裏作放射狀向南北分流，可開鑿運河，連接南北河流。
就地理環境而言，不算優渥，因為它雖有運河之便，卻沒有龍盤虎踞的地勢，比如金陵，比如長安。
金陵有安慶，隻要守住了安慶，金陵便萬無一失，曾國藩的弟弟叫曾國荃剿滅太平天國時，隻是攻破了安慶，便站在城牆上大唿，賊破矣。
意思就是安慶攻破了，金陵幾乎無險可守，必可順勢取下，後麵的結局也果不其然。
長安就更不用說了，有潼關天險，不攻破潼關，想取長安無異於做夢。
可汴梁卻偏偏就是這樣一個一馬平川、無險可守的地方，而它之所以被統治者看中，就在於它處在四通八達的“天下之衝”，交通方便，經濟富庶，有利於“居中禦遠”。
這一點的確大有利弊，早在戰國後期，縱橫家張儀就曾對建都在此是魏哀王說：“魏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輳，無有名山大川之限。”
後來太祖皇帝趙匡胤登上帝位時，沿用後周舊製，以大梁為東京開封府，洛陽為西京河南府。
太祖皇帝不僅是一位雄才大略的軍事家，也是一位高瞻遠矚的政治家。
在基本平定南方諸國及地方割據勢力後，他考慮到汴梁“形勢渙散，防維為難”，曾擬先遷都洛陽，後遷都長安，他擔憂說。
“吾欲西遷，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
當然，不僅是因為地利，而且趙匡胤於是洛陽夾馬營出生，所以對洛陽也很有特殊感情，故此想在洛陽建都。
甚至到了開寶九年（公元976年），他就下詔西幸洛陽祭祀天地，並打算從此留在洛陽。
可起居郎李符卻第一個站出來反對，他上書“陳八難”，書中稱：“京邑凋敝，一也；宮闕不備，二也；郊廟未修，三也；百司不具，四也；畿內民困，五也；軍食不充，六也；壁壘未設，七也；千乘萬騎盛暑扈行，八也。”
可太祖皇帝卻根本不管什麽西行難不難，於同年三月丙子日從汴梁出發，在眾大臣和衛兵簇擁下，浩浩蕩蕩前往洛陽。
四月，一行人便是到達了洛陽，在南郊舉行合祭天地大典，而且神奇的是，在此之前洛陽地區連續一個月大雨不止，趙匡胤到達後，雨就停了下來，舉行合祭大典時晴空萬裏。
大典結束後，更有當地的父老說。
“我輩少經亂離，不圖今日複見太平天子！”
還有人激動得淚流滿麵，於是趙匡胤見天公作美，百姓歸心，又見洛陽經過重建後宮室壯麗，心情非常愉快，當日下詔大赦，並當麵獎勵建設洛陽有功的河南府右武衛上將軍焦繼勳。
兩天後，趙匡胤大宴群臣，隨意賞賜，君臣共歡。在言談中，趙匡胤屢稱洛陽為形勝之地，居天下之中，流露出欲留居洛陽之意，群臣見皇上興致正濃，不敢掃他的興，當時沒有誰開口進諫。
趙匡胤見大家都不反對，以為遷都之事可如願進行，卻不知群臣雖表麵不反對，但大多數人仍不樂意遷都。
因為遷都是牽涉到國家命運的大事，群臣有意見不可能不提，況且他們知道趙匡胤是非常尊重臣下意見的明君，所以便利用各種機會向趙匡胤進諫。
比如，一天，趙匡胤的老部下李懷忠見皇上略有閑暇，便上前進言，他說。
“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都下兵數十萬人，鹹仰給焉。陛下居此，將安取之？且府庫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動搖。一旦遽欲遷徙，臣實未見其利。”
就當時形勢而言，李懷忠這一番話的理由是很充足的，自後梁建都汴梁以來，幾代統治者便不斷開挖運河，以通漕運。
尤其是後周世宗柴榮，屢次下詔開挖運河。顯德四年（公元957年）四月，世宗下詔疏導汴水北入開封五丈河，使齊魯舟楫都能到達開封；顯德五年（公元958年）三月，下詔開挖汴水口，引導河水達於淮水，使江、淮舟楫暢通無阻。
顯德六年（公元959年）二月，柴榮命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在開封東麵疏導汴水入於蔡水，“以通陳穎之漕”，又命步軍都指揮使袁彥“浚五丈渠東過曹、濟、梁山泊，以通青、鄆之漕”。
趙匡胤建立宋王朝後，從建隆二年就著手在開封周圍進行大規模水利建設，他首先下令開挖蔡河，使河流直達許鎮，以通淮右之漕。
第二年，又調集數萬民工，從新鄭引閔水與蔡河匯合，使蔡河經陳、穎直達壽春。
同年，又在開封城北進一步開挖五丈河和金水河，增加流量。
經不斷疏浚和開鑿後，基本形成以開封為中心的運河係統。
江南之粟由江入淮，經汴水入京；陝西之粟由三門峽附近轉黃河，入汴水達京；陝西之粟由三門峽附近轉黃河，入汴水達京；陝蔡之粟由惠民河轉蔡河，入汴水達京；京東之粟由齊魯地區入五丈河達京。
使汴梁便於取得全國各地的糧食和物資，解決汴梁數十萬禁軍和百萬居民的糧食和物資供給問題。
這在當時是建都長安或洛陽都無法辦到的，所以趙匡胤認為李懷忠的意見確實有道理，但即便如此，仍改變不了趙匡胤遷都的決心。
最後，最出名的反對建議來了，就是晉王趙光義的安邦“在德不在險”。
因為群臣的意見趙匡胤可以不聽，可晉王趙光義的意見趙匡胤卻不得不聽，畢竟是他的親弟弟，而且趙光義當時權勢極大，幾乎不弱於趙匡胤，有二天子之稱。
當趙匡胤把遷都洛陽和長安利在有險可守的想法告訴趙光義時，趙光義就說：“在德不在險。”趙匡胤一時語塞，無言以對。
可趙光義離開之後，趙匡胤便對左右歎息說。
“晉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需要說明的是，趙光義反駁趙匡胤的話不是空口白話，而引用了吳起的故事。
據《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記載。
“吳起事魏武候。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龍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
翻譯一下就是，在船上，吳起與魏武侯討論地理因素和政治因素對國家安全哪一方麵更重要的問題，吳起認為，決定國家興衰的根本因素是政治因素，而非地理因素，上古時代三苗氏德義不修、夏桀修政不仁、殷紂修政不德，雖有險固的河山，也不能挽救其覆亡的命運，所以說安邦治國“在德不在險”。
於是看著晉王趙光義和群臣都持反對意見，趙匡胤這才隻好放棄了遷都的計劃，但卻為後來的北宋滅亡埋下了伏筆。
因為北宋不遷都確如趙匡胤所言隱伏著極大的危機，北宋在趙匡胤逝世後逐步走向衰弱最後被金所滅都與汴梁的地理位置有極其密切的關係。
要知道汴梁自古為四戰之地，周圍又沒有山嶺險阻，建都於此，遇強兵入侵時如何防守就成為嚴重的問題。
張儀說：“魏之地勢，固戰場也。”
汴梁的地理環境四通八達，水陸交通方便，在宋代作為經濟中心一點問題都沒有，但作為政治軍事中心條件尚不完全具備。
另外，汴梁太靠近黃河，在軍事上也是個致命的弊端。
戰國時秦國曾四次攻打魏國的都城大梁，公元前225年，秦軍決黃河水灌大梁，結果城壞魏亡。
相對而言，洛陽的地理位置比開封險要得多。洛陽不僅位居“天下之中”，而且四周群山環繞，背負邙山，麵臨洛水。東有成皋，西有崤函，北通幽燕，南對伊闕。“山河拱戴，形勢甲於天下。”秦以後宋以前有東漢、曹魏、西晉等王朝建都於此，號稱“九朝古都”。正因為如此，宋太祖才有了遷都洛陽的念頭，其出發點乃是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他認為建都於洛陽，既有利於防守，還可以省去大量冗兵，減輕國家的負擔。後來範仲淹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他說：“洛陽險固，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既有事必居洛陽。”可惜他的意見沒有引起最高統治者的重視。
就德治和設險守國而言，德治固然應當放在首位，但設險守國絕不能忽視。正如清代學者顧祖禹所說的：“雖恃德不恃險，而設險重閉之義，亦未可略而不講也……汴四戰之地，受敵最深，梁末帝之禍甚於王假，靖康之辱幾於石晉，況滔天之浸（指黃河）近在咫尺之間，言建都者，其亦有鑒於往事哉！”
北宋名將韓琦曾建議加固京師外城，以此加強京師的防守，他說：“北戎勢重，京師坦而無備，若一朝稱兵深入，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彼戰勝，則疾趨澶淵。若京城堅固，戒河朔之兵勿與戰。彼不得戰，欲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阻而自退。退而邀之，擊之，皆可也。”諫官餘靖表示反對，他說：“王者守在四夷，今無故而修京城，是舍天下而為嬰城自守之計。”皇帝同意餘靖的意見，韓琦加固京城的建議被否決。
養兵太多負擔沉重依賴運河民力耗盡
既然開封無險可守，保障首都安全唯一的方法就是用兵力補足。北宋開封一帶經常駐軍數十萬，城裏城外連營設衛，以代替山河之險。大量冗兵雲集京師，大大增加了開封對運河的依賴性。時間一久，就造成政府財政開支負擔沉重，百姓困於徭役。
前麵說過，宋太祖登基後多次下詔開挖運河，為此不得不征用大量民力。趙匡胤了解民間疾苦，愛護百姓，不會輕易動用民力。建隆二年，他命令給事中劉載帶領民眾挖五丈渠。他對侍臣說：“煩民奉己之事，朕必不為。開導溝洫，以濟京邑，蓋不獲已耳。”他知道京師依賴運河供給並非長久之計，所以才有遷都的打算。由於遷都計劃受阻，運河的開挖和維護便成為北宋自始至終的國家大事。正如張方平所說的：“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漕運以河渠為主。”河道不夠要繼續開挖，河道淤塞要不斷清淤，無休無止的開挖清淤動用無數民力，使百姓疲於奔命。
開封是運河的供給中心，政府的糧食和物資的主要來源地是長江下遊。宋初，長江下遊人口稠密，經濟發達。自成為京師的糧食和物資主要來源地後，其發展受到嚴重影響。
天下大部分財富集中在開封，其他地方卻越來越窮困，這正是趙匡胤所擔心的。他預言：“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結果不幸而言中，過了不到百年，民力幾乎耗盡，富庶的長江下遊地區經濟發展停滯，北宋政府經常入不敷出，龐大的軍費開支（占政府總支出的60%~70%左右）使政府和人民都喘不過氣來，財政上的“積貧”和軍事上的“積弱”成為不可挽迴的趨勢。
到了1126年，金國見北宋已弱不禁風，興兵大舉南下，包圍汴梁。
1127年，金兵占領開封，北宋滅亡。被金兵洗劫一空的開封從此風光不再，汴河航道逐漸湮塞，南北交通要道的重要地位也慢慢喪失，汴梁在曆史上最繁榮的時期宣告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