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國演義》中,這一情節被美化為關羽的英雄事跡,但其實主角換成魯肅更為合適。魯肅為了大局,邀請關羽相見,提出各自將兵馬布置在百步以外,隻有將軍們各帶單刀赴會。


    雖然看似風險對等,但麵對一流武將關羽,加之原本就劍拔弩張的態勢,魯肅所承受的風險和壓力自然更大。


    然而魯肅毫無畏懼,毅然赴會,由此也能看出他非同常人的勇氣和魄力。最後在雙方的不斷博弈下,雙方議定以湘水為界平分荊州,孫劉修好,史稱“湘水劃界”。


    公元217年,魯肅病逝,享年46歲。魯肅一死,東吳的“定海神針”沒了,難能可貴的平衡之勢不再穩定,從而導致江東開啟了風雲激蕩的局勢。


    縱觀魯肅的一生,他有智有勇,與周瑜媲美。若論高瞻遠矚、深謀遠慮,他甚至比周瑜略勝一籌。與諸葛亮、荀彧相比,他也毫不遜色,堪稱東吳第一謀士。


    他始終不渝地堅持孫劉聯盟,是因為他明白聯盟的維持與鞏固關係到江東生死存亡的長遠利益,這也是他的獨到之處。在魯肅之後,呂蒙、陸遜等人雖然攻取了荊州,但卻由此損害了孫劉聯盟。


    雙方再次兵戎相見,雖然最終東吳獲勝,卻也元氣大傷,實力大不如從前,與曹魏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拉大。由此進一步見證了魯肅在孫劉聯盟問題上的遠見。


    【一口氣看完三國時代最悲催的背鍋俠#曆史#小知識#三國】


    他是三國時代最悲催的打工人,因為出色完成領導的任務而被誅滅三族。他就是三國時期最強的“背鍋俠”——成濟。


    說到成濟,原本他在群英薈萃的三國曆史中隻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卻因為弑君事件而被載入史冊。而他悲慘的結局,堪稱職場打工人的“血淚教訓”。


    高平陵之變與司馬氏的崛起


    早在司馬懿、司馬師等人發動高平陵之變、嘉平之變,鎮壓淮南三叛之後,司馬氏集團的權力日益鞏固。司馬師去世後,其弟司馬昭攬權,權傾朝野。


    此時的皇帝曹髦,已然成為另一個漢獻帝。然而,曹髦並不像漢獻帝那樣軟弱,他頗有血性。


    曹髦的反抗與成濟的“一擊必殺”


    公元260年,曹髦看到司馬氏的權力日益強盛,不甘心坐以待斃,決意廢除司馬昭的權威。於是,他慷慨陳詞:“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等討之。”


    雖然曹髦此舉有些意氣用事,缺乏謀略,但不得不說,在政治壓迫和死亡威脅下,他沒有軟弱、屈辱和退讓,而是敢於奮起抗爭,視死如歸,這種勇氣令人敬佩。


    然而,這場討伐因為泄密,使得司馬昭有所準備。當曹髦率領宮中侍衛攻打司馬昭宅邸時,行至南闕,卻被賈充率領的禁軍阻擋,雙方一觸即發。


    曹髦怒喝著揮劍殺去,賈充手下的士兵見是皇帝,畢竟有所忌憚,畏縮不前,想要退卻。


    然而,就在司馬昭的軍隊眼看就要敗退時,這場事件中的主角——成濟登場了。作為司馬昭的親信,成濟問賈充:“事情緊急,該怎麽辦?”


    賈充迴答:“司馬公養著你們幹什麽的?還用多問嗎?”領導一發話,成濟自然心領神會,認為表現的時候到了。於是,他直接用長矛刺向曹髦,鋒刃刺穿曹髦的身體,從後背透出,堪稱“一擊必殺”。


    成濟的“弄巧成拙”與悲慘結局


    成濟的這一舉動,雖然凸顯了他辦事幹脆利落,但最終卻“弄巧成拙”。


    弑君事件在古代無疑是巨大的衝擊,即使曹髦被視為傀儡皇帝,殺害皇帝仍然是一個罕見且惡劣的行為。僅僅時隔20日,司馬昭為了平息輿論,誅滅成濟三族。


    成濟雖然是行刺的執行者,但賈充作為直接負責人,卻未受牽連。歸根結底,這是司馬昭的陰謀。


    然而,賈充作為司馬昭的心腹,是司馬氏集團的高層幹部,司馬昭自然不會因他而受損。而成濟作為“臨時工”,終究充當了司馬昭弑君的執行者和替罪羊。


    成濟的教訓與職場啟示


    成濟的教訓確實值得我們借鑒。從他的行為來看,他或許有“富貴險中求”的念頭,急於表現以獲得晉升。


    但在複雜的政治鬥爭或職場中,明智的決策往往需要冷靜思考和充分的戰略規劃。曹髦最先遭遇的其實是司馬昭的弟弟司馬伷,但司馬伷選擇不成為“出頭鳥”,紛紛潰散,顯示出他的政治頭腦。


    總的來說,成濟之所以成為曹髦被刺殺的替罪羊,一方麵是因為他的愚蠢和急躁,另一方麵是因為他在緊急情況下沒有充分思考後果。


    往往背鍋的總是“臨時工”,因此成濟的命運也提醒我們:在麵對壓力和決策時,不僅要執行命令,還要考慮自身利益和後果,以免陷入危險境地。


    【一口氣看完魏晉先賢的躺平哲學,魏晉風骨#曆史#小知識#魏晉風流】


    這是華夏曆史上最放蕩不羈的時代,充滿個性解放與精神超脫。這也是1000多年前“躺平哲學”的先驅:飲酒吃藥,縱情山水,好不快活。他就是被世人推崇的魏晉風度。


    如今,“躺平”已經成為年輕人之間的熱門詞匯。越來越多的人選擇了躺平的生活態度。


    然而,一些所謂的專家和成功人士,卻常常把年輕人的壓力和無奈視為消極、悲觀、逃避責任的惰性,認為躺平是一種可恥的行為,是對自身和社會的不負責任。


    當然,說起躺平的鼻祖,我們的“躺平”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人相比,真是小巫見大巫。


    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崇尚隱居避世,鑽研老莊玄學,輕歎吃藥喝酒,一派放蕩不羈的樣子,把這種躺平的生活過成了一種流行風尚,後人稱之為“魏晉風度”。


    由於魏晉是一個動亂的年代,同時也是一個思想非常活躍的年代,環境複雜,門閥階層的存在導致世家大族壟斷了上升通道。


    這些混亂而痛苦的曆史現實,讓當時的名士們思之而不得,隻能苟全性命於亂世,對文化思想和社會風氣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那些循規蹈矩、道貌岸然的行為,似乎都成了一個個笑話。傳統的力量在魏晉時期逐漸消失,越來越多的名士在無望的現實中選擇了叛逆:有些人狂放不羈,沉醉於悠遊;有些人則在痛苦和癲狂中迷失。於是,就有了所謂的“魏晉風度”。


    然而,魏晉風度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躺平。它甚至不隻是現代意義上的抽象的躺平,而是徹徹底底落實到現實意義的具體躺平。


    從《世說新語》中感受到的,是與整個封建統治時期格格不入的豪邁與不羈。在魏晉時期,名士們崇尚的生活方式就是縱情山水、服藥飲酒。而最為出名的,就是“竹林七賢”。


    他們是1000多年前顏值和才華的代名詞。他們在生活上絲毫不拘禮節,甚至經常聚集於竹林中,袒胸露乳,喝酒、頌歌、辯論、輕彈,絲毫不在乎自己的形象。


    然而,在這份放蕩不羈的背後,其實是麵對現實無可奈何的逃避。


    魏晉風度之所以越來越流行,除了玄學帶來的超脫和追求以外,還有就是越來越多的人把魏晉風度當成了一種自保的手段。曹操“七步成詩”就殺死了才子楊修等名士。


    到了魏晉政權交替,曹氏和司馬氏殊死鬥爭,被害的就有何晏、嵇康、夏侯玄等人。到了兩晉,政治環境不斷惡化,以至於名士少有善終。比如竹林七賢之首嵇康之死,更是引起了無數魏晉名士的恐慌。


    因此,對於當年的魏晉風度,也許大師的總評是最客觀的:這是一次苦難現實之下的精神超脫,是難得的脫離了儒家死板體係下對自我的探索。躺平,也是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魏晉風度”。


    躺平這個詞語,指的是一些年輕人選擇放棄奮鬥,不再追求高收入、高消費、高房價的生活,而是滿足於最低的生存標準,無欲無求,不為社會期待所束縛。


    如同魏晉名士一樣,魏晉風度式的躺平哲學,是當時很多名士所選擇和追求的。


    這是他們潔身自好的最好途徑,既表露了自己對現實的不滿,又比較安全,也符合老莊思想,反對功利的價值觀。他們向往著烏托邦式的桃花源:無君無臣,自耕自織,無憂無慮。


    他們如同現在很多剛剛踏入社會的年輕人一樣,最初都對未來充滿熱情。然而,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躺平,其根本原因無非是對社會現實的失望和無奈的反應,也是對過度競爭和內卷化的抵製和反抗。


    而麵對這種現象,其實更需要傾聽和理解年輕人的訴求,而不是一味地指責和說教。奮鬥與躺平並不一定是截然對立的,它們反而可以相互促進。


    隻是在生活方式上,我們不必攀比物質的享受與追求,也不用因為羨慕別人的生活而焦慮。所以,我們不妨借鑒一下古人對生活的積極態度:過好當下,活出自我。躺平,又何嚐不是一樁美事呢?


    【一口氣看完戰國時期合縱先去,縱橫家公孫衍#曆史#小知識#戰國】


    他是戰國時代和張儀齊名的頂級縱橫家,一怒而諸侯懼。他還是秦國崛起之路上的功臣,最終卻走上了反秦之路。他一生傳奇,卻被埋沒和低估。本期視頻就讓我們一起聊聊被低估的縱橫家——公孫衍。


    公孫衍,戰國時期魏國人,縱橫學派的傑出代表人物。然而,他的名氣遠不及蘇秦和張儀,但在曆史上,他卻是一位被低估的人物。


    根據《史記》和《戰國策》的記載,人們通常認為蘇秦和張儀互為政敵,一縱一橫,是合縱連橫的先驅。


    但據出土的帛書史料《戰國縱橫家書》記載,蘇秦死於公元前284年,而張儀死於公元前310年,蘇秦比張儀晚死26年。


    有學者考證認為,張儀在前,蘇秦在後。當張儀在秦國任相國時,蘇秦還是未登上政壇的年輕人,根本未與張儀有過交集。因此,張儀的真正對手其實是公孫衍,而公孫衍才是合縱策略的真正嚐試者。


    孟子曾說:“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這足以說明公孫衍在當時與張儀齊名,影響力巨大。然而,由於史料留存較少,公孫衍的事跡被低估和埋沒。


    公孫衍出身於魏國,很早就擔任魏國將領,曾任魏國的“西守”,韓非子稱其為“天下之善將”。由此推測,“西守”大概相當於魏國武將之首,公孫衍也因此聞名列國。


    不久後,公孫衍離開魏國,前往秦國為官。公元前333年,秦惠文王任命公孫衍為大良造,這是秦國當時最高級別的職位。


    曆經兩年,公孫衍在雕陰之戰中大敗魏國,俘虜魏將龍賈,斬首八萬。這一係列戰爭被稱為“第五次河西之戰”,至此,秦國完全掌握了河西天險,控製了東出中原的要道。


    魏國則逐漸淪為二流國家,再也無法與秦國抗衡。秦國開始崛起,擁有了東進中原、一統天下的基礎。由此可見,公孫衍對秦國的功績卓著。


    然而,隨著秦國設立相邦,原本功績卓著的公孫衍本以為穩操勝券,但張儀入秦後獲得秦惠文王賞識,擔任了秦國首任相邦。在張儀的排擠下,公孫衍失望地迴到魏國,從此開啟了與秦國對抗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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